吴昌硕：书画史的选择
文 | 鲍相志
1984年秋，明净萧爽的西子湖畔，享誉中外的西泠印社举办了“吴昌硕诞辰140周年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西泠印社恢复正常活动以来举办的最盛大的一次国际会议。会上，王个簃、朱复戡、沙孟海、钱君匋、刘江、梅舒适、祝遂之、丁羲元、洪丕谟、杉村邦彦等都对吴昌硕的艺术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列席的这些艺术家与学者，可以说代表着当时国内的一流水准，他们因一位早已作古且貌不惊人的老头而相聚一堂。
吴昌硕（1844-1927），清末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原名俊卿，字昌硕，别号苦铁，浙江安吉人。吴昌硕的艺术风格对我国近现代画坛影响极大，对日本影响也甚巨，著有《缶庐集》、《缶庐印存》等。
△
晚年吴昌硕
辛亥革命以后，68岁的吴昌硕离开了居住30年之久的苏州来到上海。他剪去辫子，身穿道袍，头挽小髻，一个人穿梭于上海的街巷。他的老师，经学大师俞曲园，以及恩人吴大澄，都已作古，可他还活着，和同期在上海的郑孝胥、陆廉夫一样，需要面对新的世界。这副怪模样，显然是不够“革命”的，行效僧道，是前朝反动文人们的惯用伎俩。我们常常急于把遗老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以至于把他们身上最为纯正的中国文化传统，也一并抛弃了。
中国画发展似乎有一个不易察觉的规律，那就是画随书易。书画同源是赵孟頫、董其昌等历代大师都强调的至理，但是往往中国绘画的发展会比书法慢一两拍。狂草在唐朝取得了卓越了的成就，但是以草书笔法入画，却已经是宋代的事了（虽然有记载吴道子曾向张旭请教书法，但可惜没有真迹传世，难睹风神）。清代金石学大盛，发萌于嘉（庆）、道（光）之间，贵盛于咸（丰）、同（治）之际，经过上百年的涵养，文人士大夫对于篆、隶的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篆、隶书的训练，使文人开始有能力把握长线条和大幅式，可是，当时的绘画还没有跟上书法的转变。人物画对造型的要求太高，显然不适合文人主攻，而一向最被文人重视的山水画，皴法又太繁复琐碎，不利于抒情性长线条的发挥，花鸟画在这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中国画大变革的担子，落到了吴昌硕的身上，然而有着数十年临习石鼓文和篆刻的功力，吴昌硕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把金石气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他毫不费力地用一支笔挑住了。1883年，40岁不到的吴昌硕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在海上成名已久的任伯年。任伯年让他随意在纸上作画，才寥寥数笔就让任伯年大为惊异，他对吴昌硕说，你已经超过我了。冥冥之中，海上画坛领袖的位子，似乎已经完成了交接仪式。任伯年胸襟开阔，艺术眼光极高，他绝对看得出，这简单的几笔，是自己从未到达的境界，这是历代文人孜孜以求的古雅浑朴之境。
任伯年指点吴昌硕，把篆书和草书的笔意融入到绘画中，不难穷其神奥。
△
吴昌硕临散氏盘
也许这句话真的点醒了吴昌硕，要论造型的奇巧细腻，大概吴昌硕这辈子都画不过任伯年，任伯年是天生的画家，而吴昌硕是天生的书家，他的长处在笔墨的情趣和深度上。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花鸟作品。
△
草书心悟一挥之，75岁时画葡萄图
几片湿墨涂抹的叶子下，葡萄藤恣意穿行着。一根长线左突右入，刚一消失，陡然又调转方向，倏忽向下探去。犹如一条灵蛇，见杆便缠，见缝就钻，你的视线完全被它牵引，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不觉中它就游出了画面。你只觉它是如此矫健灵活，它是藤？是蛇？是草书？是大篆？是鸿飞兽骇？是鸾舞龙蟠？是奔雷惊电？是游丝乱杆？只见其将浓遂枯，似折尤转，便早已不入前人窠臼，实乃“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只怕老缶得意之时，亦恨不能早生三百年，与青藤有瑜亮之争。
晚年的吴昌硕，越画越简，越画越随意，甚至大红大绿都懒得上了。几根线，点几点，便有丛梅可拟峨眉雪。笔蘸饱，抹几下，自能片石如观太乙峰。
△
梅梢春雪活火煎，山中人耶仙乎仙
（84岁《瓶梅图》局部）
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的吴昌硕名声响彻四海，每天来拜谒他的人都络绎不绝，他像他的老师们一样，倾囊相授，提携后进。从任伯年笔下这个落魄无奈的酸寒尉，到后世油画中，那副“付与时人冷眼看”的经典模样，吴昌硕完成了从下层官僚到职业艺术家的转变。
△
任伯年《酸寒尉像》
1927年冬天，朋友带来他家乡的特产麻酥糖给他品尝，儿子担心他老了，消化不好，就把糖藏了起来，只给嗜甜如命的老人吃一包。晚上吴昌硕馋虫难耐，又背着儿孙偷吃了两包，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肠胃不适，一病不起，直至突患中风去世。一代身负三绝艺的宗师，晚年却经常对人埋怨儿孙不让他放开吃，似乎有种返老还童、复归婴儿的意味。
所以，还是日本人那句话到位：吴昌硕是神。
△
《中国书画名家画语图解 · 吴昌硕》
边平恕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