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供养帝都——大清帝国的北京粮食供应体制

大清帝国

一、生齿日繁：有清一代北京的人口规模和结构

1644年的清朝入关，改变了北京的城市地理空间格局，也改变了这座古老帝都的人口构成。随着八旗铁骑一起进入北京的还有生齿日繁的家属。为了安置入京的八旗人口，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下诏在北京内城实行圈占土地和迁徙汉人的政策。

除了投充八旗的平民、居住于衙署中之官吏，以及城中寺观中之僧道之外，北京内城中之汉官、商人、平民等全部迁往外城。同时，还规定八旗官员兵丁不得居住于外城。从此，北京的内城形成了“八旗所居，······星罗棋峙，不杂厕也”的居住格局，这种现象持续了200余年。

满汉旗民畛域分隔的人口空间布局，加之旗民二元管理和待遇迥异，导致了北京旗人（也包括全国驻防旗人）人口的大量增长，“八旗无分长幼男女，皆注籍于旗”。但是，八旗人口统计并不归属顺天府及户部相关机构，而是由八旗及旗下参领、佐领独立编审。八旗人口数字在有清一代都是“深严邃密”，而不为公众所知。需要说明的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宗室和觉罗的人口统计以宗室佐领为单位，其户口册与八旗各佐领户口册完全相同。

虽然从整体上获得各个历史时期京营八旗人口总数的确切数字比较困难，但是相关领域学者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现存的零散八旗佐领记录推算，估计了几个粗略的人口统计数字：清初的北京内城旗人约为32万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内城旗人达45万人；清末旗民隔离终结，内城旗民满汉总人口为46万人。

八旗兵丁及其眷属占据了北京内城，一般汉人、汉官、商人则被迁至外城。自顺治入关之时起，北京城便内城分八旗，外城分五城。在行政管理和地方治安上，外城归五成兵马司管辖。有趣的是，大兴、宛平两县虽属京师附郭县，但其“各掌其县之政令，与五城兵马司分壤而治”。

北京的内城和外城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代顺天府划界分治，“大、宛二县与五城兵马司接壤之地，五城以京营所辖为界，两县以在外营汛所辖为界，各治境内，以重官守”。所以，清代北京外城的概念是狭义上的外城，是五城兵马司辖地，“于大、宛二县之外，特设五城司坊各官分管其地”。目前，学术界也缺乏较为精确的清代北京外城的人口统计数字，但是根据一些辅助资料记载，清初北京外城的人口大约是14万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则是19万人，清末满汉旗民界限打破之后，外城人口达到30万人左右。

除了外城本身和附属州县外，北京还有外城城属辖区，即“城外四郊，步军统领京汛之地”，北京城属与州县之界线是非常清晰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外城城属之地多是村庄，但是其居民并未照州县之例编联保甲，也就是不属州县统辖。

在缺乏细致统计的情况下，有清一代260年间，北京外城的城属地区也没有精确可靠的人口资料。但是，根据民国初年北京郊区人口统计数字和北京人口增长常态数率，进行逆向推算，大约可以得出不同时期内北京城属人口的大致数字：清初大约是9万人，乾隆四十六年约22万余人，清末的数字大概是34万余人。

如果不将顺天府所领5州22县的人口纳入京师人口统计范畴之内，清代京师人口应包含三个部分：内城旗人为主体的人口、外五城汉人（民人）为主体的人口和外城附属乡村的人口。在不同历史时期，狭义京师总人口的总量也是不断变动的，总体呈上升态势：清初为55万人，乾隆四十六年为86万人，清末为110万人。

二、并不仅仅仰哺于漕粮——帝都多元化的粮食供应渠道

有清一代，北京内外城和城属郊区庞大的在籍人口产生了巨大的粮食供给需求。当然，北京的粮食供给对象并不仅仅局限这些在籍人口，还包括很多动态的流动人口。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每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贾、工匠、游宦、士子等非常住人口，这些人往往“云集五城”，也会产生不可低估的粮食消费量。

如何供养帝都呢？从粮食供给角度而言，地处华北平原的北京很难实现粮食自给，清朝如同之前元、明两代一样，需要依赖南北运河漕运解决帝都粮食供给问题。在运河畅通的清代前期，每年都有六七千艘漕船自南而北，将数百万漕粮运至帝都。明代那种“京师一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仰哺于漕粮”的现象，清代也基本沿袭如旧。

但是，相较于明代，清代北京的粮食供给并不完全依赖于南方漕粮。北方杂粮、豫、东麦石、东北米豆、乃至近畿稻米，都成为北京的粮食来源，帝都粮食供应呈现多元化趋势。如此一来，虽然清代北京人口规模远超前代，但是南方漕粮输入量却并未大量增加，甚至还出现过蠲漕、截漕之举。可见，粮食供给多元化保证了北京粮食供应的充足。

以满洲的关外龙兴之地为例，从康熙年间开始，盛京地区就有粮食输运京师。雍正年间，朝廷甚至专门派员至关外采买米豆，雍正元年七月，朝廷差满官一员到盛京，“将锦州等处将军府尹及内府佐领所属现存米石，查看总数，于近海口处，兑十万石”，“雇觅民船装运至天津，以备京师之用”。

清代漕运

乾隆年间，东北米豆丰产，粮价大跌，乾隆三年的盛京粟米、高粱价格仅仅相当于京师同类粮价的一半。在此情况之下，清廷及时从东北调运粮食至北京。东北地区渐渐成为京师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地，以粟米、黑豆和小麦三色为主，其中尤以粟米为大宗。

东北之外，直隶北部的口外地区、河南、山东等省也是京师的粮食供给地区。口外地区的小米大量销往北京，“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京师亦常赖之”。河南、山东两省本就是漕粮输出省份，但在漕粮之外，两省每年仍有大量商贩麦石流入京师，“向来京师需用麦石，俱藉豫、东二省接济”。

除了外地调运京师，清代畿辅农业地区的粮食种植同样对京师粮食供应有着重要作用。有清一代，在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畿辅产粮区的粮食种植结构不断变迁，进一步向多元化发展，高产抗灾作物种植不断增加，小麦主、粟米、豆类是主要作物，其中以小麦为主粮。另外，高粱、玉米和甘薯也迅速崛起。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清廷还曾在水源丰富稳定的燕山与太行山麓一带推广水稻种植，如保定府“安州、雄县等处亦多有种稻者”。但是，水稻种植在畿辅地区始终未能发展起来，直到19世纪40年代，“畿辅行粮地六十四万余顷，稻田不及百分之二”。

三、内外有别：两类粮食供应体制

大清帝国从多个层面建立了对京师的粮食供应渠道，而京师粮食又是如何流通的呢？首先，清帝国建立了一个服务北京和京畿地区的粮食仓储体系。据《清史稿·食货志·赋役仓库志》记载：

京师及各直省皆有仓库。仓，京师十有五。在户部及内务府者，曰内仓，曰恩丰；此外曰禄米，曰南新，曰旧太，曰富新，曰兴平，曰海运，曰北新，曰太平，曰本裕，曰万安，曰储积，曰裕丰，曰丰益。在通州者，曰西仓，曰中仓。各省漕运，分贮于此。

北京城有15个粮仓，再加上京畿通州的西仓和中仓，一共有17个国家级大型粮仓，确保北京的粮食供应。上述17个大型粮仓可以说是帝都血库，它们的终端消费市场也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帝国朝廷的中央枢纽。从总体上看，这些大粮仓的主要供给对象可以分为三类：

户部粮仓储粮主要为在京各级官僚提供俸米，内务府粮仓储粮主要为皇室贵胄提供粮食消费，另有所谓恩米的储备则主要提供给其它封爵权贵。

大清帝国的统治阶级，这些皇室贵胄、八旗王公、满汉臣工的粮食占有和消费是惊人的。粮食对他们来说，除了满足食用需要外，更是一种可以转化为财富的货币替代品，粮食是俸禄的重要组成部分。顺治十六年（1659年），朝廷明谕王公贵族应领禄米，“视其俸银，每一两，给米一斛”。

依照俸银和禄米对应关系，亲王岁俸银1万两，每年可领禄米5000石；世子岁俸银6000两，可领禄米3000石；依次类推，爵位最低的宗室奉恩将军，年棒110两，可领禄米55石。1石的重量大约相当于62.5千克，18世纪的中国人均每年的粮食消费量大概在200公斤左右。

如果按照这个换算关系，一个清朝亲王每年所得的禄米大约相当于1923个普通中国人一年的口粮总和！即便是最低级别的奉恩将军，每年的禄米也相当于21个普通百姓的一年粮食消费总量。

帝国普通满汉官员的俸禄也有部分是领米的，虽然比不得王公贵族那么多，但也是相当可观的。清初制度尚不健全之时，在京汉官不论官秩大小，“每年俸米，俱支给十二石”。自雍正三年始，朝廷规定“嗣后在京大小汉官，著按俸银数目，给予“俸米”，即一两银一斛米。乾隆年间，又先后实行双俸、双米的优待制度。乾隆朝以后，大清的正、从一品官每年可领俸米180石；正、从二品官，岁俸米154石。官职最低的从九品，岁俸米31.5石，也就是1968.75千克，10口之家一年食用是不成问题的。

王公贵族巨大的粮食消费量

虽然后世文学作品和笔记史料总有“穷京官”之类的记述，但是大清的京官生活不会差到哪里去，一般京官俸米都会有富余，一、二品大员的余粮更是很多，当官终究是有好处的。

除了王公贵族和满汉官僚，驻扎于京城的八旗兵丁也是吃皇粮的，他们所领的“甲米”也是很可观的。正如《钦定户部则例》所言，“我朝自开国以来，额设八旗甲兵，按月支给银米两项，原使各兵丁关支银两可以制备衣甲，给领米石足以养赡身家，立法至为周备”。

康熙年间，每一个八旗兵丁每年甲米是四十斛，“人口多者，适足养赡；人口少者，食之不尽”。后来，朝廷又根据兵种不同，将八旗兵丁甲米分成48斛( 24石)、36斛(18石)、24斛(12石)三个档次。最低档次24斛(12石)，也能养活5口之家。在八旗人口没有出现“人丁日繁”局面之前，一个八旗兵养活一家人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还会产生不少的余粮。

生活在皇城和内城中的皇室贵胄，驻扎于内城的八旗兵丁，还有居住于外城的汉人官僚，他们被帝国的等级分明的供给制供养着，有着充足的粮食供给，非但粮食无虞，而且会有大量的富余粮食。那么，生活在外城的普通汉人百姓，大清体制内供给制之外的民众们，他们又是靠什么养活呢？

体制外的民众，自然是需要市场化的商品粮来满足生存需要的。清代北京粮食市场的物资来源主要分成三类：一是贵族、官员、八旗兵丁的俸米、甲米转卖过来的粮食；二是国家仓库平粜而来的粮食；三是外地客商贩运至京畿的粮食。

体制内所享受的俸米、禄米存在巨大的超量浪费供给，这一部分极为可观的“余粮”成为京城商品粮流通市场重要的货源，甚至被认为是京城商品粮最早的来源，所谓“京城向无米贩，全赖甲米转售，以裕民食”。

每年有多少官员俸米和军人甲米流入商品粮市场呢？康熙时，“八旗兵丁每人所得四十斛之米，人口多者适足养赡，人口少者食之不尽，必至售卖”。到乾隆时代，出现了“每放米之时，仓内所出官兵留食者约三四分，官局收买者约二三分，余俱在外流通，民间借以接济”的现象。八旗兵丁将富余的甲米转卖，已经是“亦势所不免”了。

按照上述数据，每年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俸、甲米即大约120余万石粮食进入北京的商品粮市场。既然俸米、甲米的流出在北京商品粮市场占有那么大的比重，那么其流通势必会直接影响到京师粮食的流通和价格。所以，清廷对于俸、甲米的发放其实也间接成为京师粮价的调控手段。

八旗兵丁售卖甲米，除了确实有富余之粮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贪图货币利益是重要原因，康熙年间就出现了“八旗官兵，以所支之米，不运至家，惟图微利，一时即行变卖”的现象。虽然朝廷命令禁止，但是有清一代，依然是屡禁不止。承平日久的八旗兵丁“忽于生计，习为奢侈”，领到甲米的时候甚至“随即贱价售与铺家”，“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籴买”。

清末旗人妇女

八旗兵丁大量售卖甲米的背后是整个北京粮食供应商品化的趋势，而朝廷这个过程中确实也曾经想以行政手段控制体制内供养人口的商品化，但最终并未成功。

除了体制内外流粮食进入商品粮渠道外，北京的普通民人（汉人）还依赖外来商贩贩运粮食和政府发仓库粮食设局平粜两个路径，解决口粮供给问题。

京城普通百姓，更多是依赖商贾贩运至京的粮食来糊口。“京师辇谷之下，商民云集，每年所出仓粟不敷食用，尚赖各项杂粮添补”，各项杂粮则依赖于外地商人的贩运。正如乾隆自己所言，“懋迁有无，彼此转输不匮，乃闾阎糊口常计所资”。为了做到“转输不匮”，朝廷也确实在各个方面做了很多便利于粮商贩粮进京的配套政策，譬如弛关禁、口禁、海禁，减免关税、落地税，“俾商贩流通”，以增加京师粮食供应。

在粮价比较高的时候，朝廷往往会“平粜”，借以调控粮价。所谓设局“平粜”并非无偿提供，而是降价销售，降价的幅度视朝廷财力和市场供需关系而定。据文献记载，京师平粜始于康熙年间。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以京城米贵、命每月发通仓米三万石运至五城平粜”。

雍正四年（1726年），因“五城设立米厂，俱在城内僻巷，老弱穷民，来买甚难”，谕令巡城御史“在城内添设米厂几处，以便穷民”。乾隆二年（1737年），除五城设立十厂平粜外，又于京师四乡添设八厂，“广行粜卖”。乾隆九年，又在通州、卢沟桥、沙河、黄村分设四厂平粜。

朝廷平粜对于控制京城粮价确实有作用，表面看来也确实是所谓德政。但是，如果从平粜粮食本身看，就很难说是什么德政了。京师设厂平粜，是太仓变色米石流入市场的主要途径。北京、通州各仓贮存粮食堪称巨量，每年陈陈相因，各仓产生大量气头(仓顶之米)、底(仓底之米)，加之挽运漕粮时“狼撒扫收”的土米，这些变质、污染的粮食都是非常可观的。

康熙五十六年，京仓陈米多达434余万石。雍正年间，陈积也十分可观。到了乾隆时期，京、通各仓的储存粮食都有大量霉变，甚至红朽成灰，只好“给予耕种之民，听其量力运出，以肥田亩”。这些变质陈粮成为朝廷设局平粜的主要货源，“才命农官出红朽，顿教米贱乐穷阎”。对于朝廷而言，不过是处理了仓库陈粮，又能变现，而老百姓吃了陈化粮，还得感谢皇上天恩！

清代官员家庭

四、衰败和失灵：帝国走向溃败的写照

清代前中期，为了供养帝都，朝廷建立了多元化的粮食供应渠道，营建了17个庞大国家级粮仓，并以体制内外为标准，实行了供给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套粮食供应体制。在国家权力比较强大的时候，这一套制度运行稳定，帝都粮食供应稳定，粮价也没有出现过很大的起伏。

但是，到了晚清，国家权力控制力松懈，行政执行系统懈怠成为惯性时，这一套粮食供应体系自然也陷入崩坏之中。以仓储体系来说，康乾时代，全国官仓贮粮数长期保持在1100多万石以上，每年开支约300万石，有着庞大的盈余。时至晚清，仓储体系与帝国中其他一切行政系统一样，陷入腐败泥潭，各级官吏贪污、盗窃成风，仓库所贮粮食很多虚空，账面数字与实际数字相差甚远。

咸丰七年(1857年)七月初二日，位于皇城内，专供皇室所需的内仓竟然也发现米石被窃案件。皇帝诘问，“该仓系在长安门内，所有该门值班官兵，何以毫无察觉？”最后竟然也是什么都查不出来。皇帝只能发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命令，“著该官大臣查明惩处，并严伤嗣后当昼夜严防，毋得疏懈！”如何严防？其实根本无法做到！

国家粮仓虚空，账面数字虚假是晚清的一个突出问题。同治元年(1862年)，大学士宝鋆奉旨清查中仓米石，“经逐廒查明，止存米18200余石，共计亏短竟至20500余石之多”。更为恐怖的是，自咸丰三年以来，中仓所贮米石“从未通盘清理”，亏欠不知几何！最后这件事也是无从查起，终于不了了之。

不惟独贮粮数量虚空不实，而且管理混乱不堪。库吏荒怠职守，“常见廒座外隙地，一律铺席，······席上粒米狼戾，结成并团，几与粪土无异，任人践踏而过”。如此仓储，如何能供应帝都官民口粮所需呢？

仓储混乱虚空，也意味着帝都失去了稳定的粮食储备。道光年间，京仓已出现连一年积储也没有的现象，当年漕运一有延误，京师便无法支放官兵粮饷。由咸丰至同治，京、通两仓储粮仅30000—40000石，有时少至1000多石。

粮食储备减少，但是帝都粮食消费人口却在不断增加。皇室宗室、王公贵族、文武官僚、八旗兵丁及眷属，这些纯粹的寄生人口不断增加。正所谓“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帝都不堪重负。

帝都粮食供应系统是依赖于强大国家权力实行大宗物资调配和政府主导的有限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其衰败和失灵正是大清帝国走向溃烂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