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赢家》谈起：中国语境下的“韩改电影”
如果改编只是简单地更换环境与演员，那么这份改编一定缺乏了更大的力量。而当观影人感慨改编中故事核心的变化时，有时候更需要担心的其实是“再创作”时视听语言的基本功。
作者：梁湘
编辑：蓝二
版式：王威
很多云观影的网民都评价说，看大鹏主演的《大赢家》，“好像看了部韩国片”。
这其实已经是对改编电影不错的评价了。这几年，“韩国电影”已然成了一种独特的分类，以其基于现实的改编、揭露阴暗面的剧情、不畏权势的批判，在国际上积攒了大量的粉丝。而国内也引进了不少韩国电影作品进行改编，有的惊艳四座，有的寂然无声。成败浅谈，这些作品背后所关联着的种种因素，值得思考。
改编的桎梏与自由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本土化的韩改电影是橘是枳，需要时间、经验、社会、市场的共同见证。
改编的路径有很多，完全照搬是最常见也是容错率最高的方式。2015年的两部院线电影《重返20岁》与《我是证人》，改编于韩国电影《奇怪的她》与《盲证》，从情节上来看，几乎与原版完全一致，只是在某些细节上，做了略微改动。
原版内容扎实，没有文化敏感点，尤其《奇怪的她》这部电影曾经被十个国家翻拍，原版作品本身故事结构的成熟性和核心表达的共鸣度，成功程度可见一斑。较强的剧情共情性，简单的照搬也能带来尚可的票房，在这种模式下给了韩改电影一颗定心丸。
但不是所有的电影都能进行顺理成章的改编。
2019年上映的《小小的愿望》翻拍自韩国电影《伟大的愿望》，号称中国第一部走上大荧幕的青春性喜剧电影。在“谈性色变”的国内青春语境中，这样的题材显然是触碰了雷区。
大刀阔斧的改编是在所难免的，片中确实有些不错的改动，比如将“冰桶挑战”改成更接地气的“正常人假装残疾人乞讨”，更能让人感同身受。但最终上映的院线片中，有性元素的笑点被集体模糊掉了：“破处”“做爱”变成了“谈恋爱”“找女朋友”；给朋友打手枪变成给朋友点穴；而且高中生和班主任必须是年满18岁已经毕业了的高中生与辞职下海了的班主任；最后男主不仅没破处，还得出来感恩父母……原版中“伟大”的“性”，在新的土壤中发芽，只开出了一朵“小小”的花苞。也许，在题材的选题阶段，就已经宣告了“小小愿望”的无法应验。
但面对大环境，这些并不是最值得评判的。对“性”方面删改动作的关注，掩盖了这部电影真正的问题，片中最该关注的，其实在于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深处：导演提到的本土化，除了《灌篮高手》、干脆面卡片这种细微元素外，几乎再无其他。这才是最关键的命门所在。
面对需要大幅度更改的引进作品时，如果改编只是简单地更换环境与演员，那么这份改编一定缺乏了更大的力量。当观影人感慨核心的变更时，更需要担心的其实是“再创作”时视听语言的基本功。
电影艺术从不是一门绝对自由的艺术，本身就会有各种形式的忌讳与限定——就像是一场戴着镣铐的舞蹈。带着镣铐跳舞，惋惜镣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观赏这支舞。这一点在《大赢家》上倒有不错的诠释。
《大赢家》中大鹏饰演的男主角严谨是个极度认真到“轴”的刻板男人，认真的他为了维持心中的原则，强行违抗上级的指令，逼迫所有人跟自己一起认真地演了出“抢银行”的好戏。为了表现这份“认真”，电影的开场用几个镜头干净利落地表现了出来：
男主角严谨在上班路上随手把地上的塑料瓶放进了垃圾桶；
过马路时，行人要么玩手机要么接通电话，唯有严谨挺直腰板，认真地看路况；
严谨进公司门后，伸手摆正了保安的帽子。
出于本土的现实需求，严谨的身份从原版的警察改为了银行职员。这是一处无可厚非的改动。大鹏本就自带喜剧感，主角叫严谨，演得也很严谨，他将劫匪的穷凶极恶透过黑色幽默的形式演绎出来，这一点既好笑，又能引人深思。有限的舞台上，《大赢家》作为对“形式主义”极致讽刺的喜剧电影，献出了一份具有中国语境的代表性表演。
当然，尽管在口碑上《大赢家》还算不错，但细窥本质，它其实仍与《小小的愿望》有着共通的缺失——即创作者面对实操难度时能力上的不充足——只是《大赢家》相比《小小的愿望》已有了很大的提升。仅针对剧情的设置，就体现在两点：
文学功力：如何找用合适的表达替换原版，不更改原意，还能更加隐晦地通过审查；
剪辑功力：如何用新的镜头素材，替换原版的敏感素材，重新排列组合的同时，还得保证作品的连贯性。
这样的能力考核，或许已经无关于土壤本身，而在于栽培花朵的手是否足够老练了。这一点，更值得所有电影的创作者深思。
原创的摸索与借鉴
“中国拍不出这样的电影。”
在诸多关于韩国电影的评论中，总能看到这一句话的身影。简单几个字，辐射出了比称赞与惋惜更悠长的情绪。这不是一个渺小的声音，而是国内一块巨大市场的集体发声。
虽然很多观众觉得《大赢家》的“韩国味”十足，但其实，这部电影的版权来自日本电影《永不结束的游戏》（1991年），后被韩国翻拍为了电影《率性而活》（2007年）。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日本片名中的“游戏”，还是韩国片名中的“率性”，与片中的核心词“认真”对比起来都显得有些跳戏，反倒是中国片名的“赢家”颇显耐人寻味。
俗话说“认真你就输了”，但是这部电影反其道而行，强调的是“赢”。
要赢。这是这部电影在中国语境中最想发出的声音：赢得观众，赢得口碑，赢得经济效应，赢出文化自信。
《大赢家》的原版剧本很厉害，但翻拍不是原罪，本土化革新才是可取之处：这是华语片中少见的正面描写抢银行的过程，而且是“反派”胜利，更点出了形式主义和得过且过的风气，在受限的环境下颇为大胆。《大赢家》在线上首映当日引爆，影片相关话题频频登上微博、抖音热搜。在这一点上，这部电影，赢得了些分。
这也是韩改电影的本土化改编中，令人鼓舞的小高潮。
当然比起韩改电影，本土原创显得更让人期待。
有期待就有对应的努力。2018年的一部《我不是药神》让观众纷纷欣喜：自己竟然真在电影院里看到这种“韩国类型”电影。
从题材上来说，《我不是药神》所对标的，更像是美国电影《达拉斯卖家俱乐部》（2013年），而非任何一部我们所熟知的韩国影片。
那么，为什么核心独立的国产片，却让人有种“韩改”的错觉？
概因片中徐峥扮演的程勇几乎是韩国宋康昊的人物式本土化——韩国电影中的典型“矛盾体”。两个主角都徘徊在圣人与普通人的两难境遇之中，既想维护个人利益，又有着悲天悯人的道德气质，最终他们都是各自文化语境下的民族英雄。
对于类型片发展仍处初级阶段的中国电影来说，《我不是药神》无疑是一剂强心剂，其标准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足够让人惊喜，在成熟的商业操作手法之外，它也有韩式现实主义类型电影“改变国家”的意味。
比起改编，这更是一场高级的学习，也是影视原创走向前路的稳固基石。
本土化的思辨与未来
所以到底该如何处理不同语境下的电影改编，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这个命题，或许可以通过另一个关于“商业经济”与“口碑影响”的永恒矛盾侧面剖析。
韩国导演李沧东曾经说过，影视行业最为可怕的，是面对市场时的自我审查。因为市场在人们心中建立的坚不可摧的牢笼，才是最难摧毁的。如果在一部影片开拍之前，把重点放在挖空心思地思考拍什么可以卖钱，迎合市场的存在而存在，才是最为可悲的事情。
商业片的最高境界，追求的不就是大众语言表述的纯熟程度吗？只有与大众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才能让电影创作者真正地传递出他想要表达的艺术价值。
而这种沟通，就是致胜的秘诀：是沟通让不同的个体达到了彼此的理解与共情。
当独特性变成共性之后，原本冠在独特之上的那些标签也会随之消散。相信有一天，当大家不再用“韩国电影”来称呼这类影视作品，当艺术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大一统，精神领域的外延能更基于人而不是基于规则时，这会是更好的一天。
我们等待着这样的一天。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