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县:“金杞”的由来

杞县素有“金杞”之称,特别是明、清以来,豫东一带流传有“金杞县,银太康,不抵样符一后晌”及“金杞县,银太康,不如上蔡在任上”的民谣。然而,时人多不知其来历及其含义,于是称“金杞县”视为杞县人的荣耀和骄傲。

多年来杞县的街道、商场、门店、商品等以“金城”、“金杞”命名者随处可见,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重振杞雄风”、“让金杞县重放金光”等豪言壮语层出不穷。诚然,将“杞县”之前冠以“金”字者,或为单位起个雅号,讨个吉利,或以此为奋斗目标,催人奋进,爱县之心系于一“金”,无可非议,“金杞潮”的出现也就见怪不怪了。然而,追溯其来历,则大谬不然,对“金杞县”大有还时人一个明白之必要。

“金杞县”之称,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与背景,有其特定的含义,然而流传既久,其来历和真实含义便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留给后人的便只有“金杞县”的雅义。旧社会,历史漫漫,杞县地无金穴,居无金屋,城非金铸,民贫无金,这顶金冠从何而来?据闻曾有三种说:一是说东汉年间陈留、阳夏两郡降过陨石雨,降落杞地(时称雍丘)者呈黄色,谓之“雨金”;降落太康(时称阳夏)者呈白色,谓之“雨银”,“金杞县”、“银太康”便由此而名;第二种说法是,杞、太两地沃野千里,杞县产麦,麦黄如金,太康产棉,棉白如银,故有“金杞县”、“银太康”之说;第三种说法是,旧社会来杞地做官的人“例获丰囊”,视杞县为大有油水可捞的宝地,是“官吏计缺之肥瘠所予之名”。

以上三说何者为是?查考史实,前两说法皆不足信。其理由是,史书虽有汉代降落陨石雨的记载,却没有专指为杞县、太康,况且至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才有“杞县”之称,东汉时尚无“杞县”、“太康”之名,“金杞县”从何而来?由“产麦得名”之说也不能成立。河南历代盛产小麦之县优于杞者甚多,皆不以“金”冠之,为何独有杞县?况且杞县北部花生,南部棉花,中部果蔬,其盛名不亚于小麦,为何独以产麦命名?至于“官吏计缺之肥瘠所予之名”之说,才是真实可信的。何以见得?杞县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旧社会的杞县并非沃野千里,物阜财丰。据史料记载,旧社会杞地灾祸频仍,人民灾难深重。自金大定二十年(1180)黄河进入杞县,到民国27年(1938)的758年中,黄河先后7次大改道,杞地皆受其害,“尽杞之地,皆成盐卤”,每至黄河改道或泛决,数以万计的房屋倒塌,人被淹死,幸存者只能离乡背井,乞讨他乡。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国建立,杞县人民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频繁的战乱,众多的匪患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

另据史料有关赋役的记载,明清时代“杞邑田赋特重”,“税率之高,甲于全省”,历代封建官吏采取“钱折银两,多收渔利”、“蠲免不减,中饱私囊”、“上下勾结,私分耗羡”、“预征钱粮,侵吞挪移”、“强迫首报,增地加赋”、“加搭官票,换取银两”等手段,巧取豪夺,搜刮民财。仅“钱折银两”一项,“每收丁地银一两,可获利一两有余”。清末,杞县每年征丁地银9万余两,贪官即可从中渔利10万余两。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旧社会杞县与代表繁荣富庶的“金”字无缘。

关于“金杞县”的来历,杞县的不少先贤名人都曾著文呼呼,为之“正名”。明万历以来,知县马应龙的《杞乘·赋役考》、杞人进士孟绍虞的《绀雪堂文集》、举人陈卜的《上巡抚柯公书》及《叙均粮始末专篇》等都曾以翔实的史料剖析了“金杞县”的真实含义;民国20年前后,杞人孟昭榘著《金杞县命名之由来及其影响》也揭开了所谓“金杞县”的历史真相。民国23年(1934)记者如英慕“金杞”之名赴杞考察后,在《河南政治月刊》第十二期上发表了题为《已成陈迹之金杞》的文章。文章开篇直书“杞县之冠以金称,未履斯土者,咸以为该县沃野千里,物阜财丰,农村富庶,日进斗金之命名”,然而当其亲履杞地考察后却顿生“事实与理想背道而驰,有大谬不然”之慨叹。文中《金杞来历》一节这样述:“杞邑田赋特重,向之官斯土者,例获丰囊,故有金杞县之称,乃官吏计缺之肥瘠所予之名也,非谓杞境遍地皆黄金,足以代表民众之富庶云尔”。此乃一语破的,“金杞县”之由来昭然若揭。旧社会杞县人民“乐岁终身苦,凶年难免于号啼”,其原因“亦正为金杞县之名所影响也”。

铁的历史事实与如英的文章在“金杞县”这个问题上已为我们破疑,旧社会官场已把“金杞”与“贪官”连在一起,官吏视杞县为贪污肥己的黄金宝地,却又对“金杞”二字讳莫如深,因为“金杞县”实为对“官斯土者”政声的否定,也是杞县人民悲惨历史的见证。

我们作为当代杞人更应该了解杞县的历史,既不能把“金杞县”当作杞县的荣耀,荣辱莫辨地滥提“重振”、“重放”之类的口号,又不可谈“金”色变,让“杞县”永远与“金”字无缘我们要正视历史,面对现实,充分发挥杞县人文、地理等方面的诸多优势,振奋精神,励精图治,加快发展杞县经济,共同创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昌盛的“金杞县”,让杞县成中州大地上的一颗明珠,放射出璀璨的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