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怎样抗疫？1000万人参与的公卫试验正在上演

早在3月12日，瑞典官方就已经决定不再进行大规模检测；瑞典也是欧洲唯一一个初中、小学和幼儿园没有关闭的国家。

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的商城。摄影/苑刚

今天是2020年4月11日，也是我出现新冠病毒症状的第二十天。

20天前的早上，吃完早饭后，我突然感到乏力和虚脱。刚开始我以为只是普通的流感，因为在此前的一周里，我10岁的小女儿和5岁的小儿子一直有发烧和咳嗽的症状，现在我认为是流感病毒缠上了我。

第二天，当我开始出现低烧和持续的干咳，并且没有鼻塞流鼻涕时，我意识到我可能中招了——在武汉宣布封城的两个月后，新冠病毒穿越了欧亚大陆，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找到了我。

症状出现的三天后，我的烧基本退了，不过剧烈的干咳一直在持续。我不由地担心，如果肺部出现严重感染和呼吸困难，我该如何行动？

在瑞典，如果你想要前往医院得到治疗的话，需要先拨打“1177”——全国统一的社区医疗中心电话。然后会有专业人员接听，在详细询问现在的症状后，他们会做出判断。

如果认为我现阶段的症状符合急需救治的标准，我才可以前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否则，我只有待在家里，等待我的免疫系统能够成功抑制住病毒的攻击，或是进一步恶化，恶化到符合医院的收治标准。

所以，瑞典官方每天公布的确诊人数，可以理解为出现了自主呼吸困难等较严重症状的人数。截至4月12日，瑞典全国的感染人数是10,483，死亡人数是899，接受过重症监护的人数是839。

是的，每次看到感染数据，我都会默默地加上“1”，因为我至今没有告诉官方机构我感染了新冠病毒，当然，现在还只是疑似。这几天我也会再加上“2”，因为我得知我的一位瑞典朋友和他的妻子也感染了，不过也只是疑似。

是的，这里的统计数据里没有“疑似病例”的人数。因为早在3月12日，瑞典官方就已经决定不再进行大规模检测，而只检测已收治入院的患者或属于危险群体的患者。理由很简单，检测试剂的数量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检测。

瑞典不再进行大规模检测新冠病毒，已经不算是什么大新闻了。因为放眼全球，瑞典的整体防疫政策都算得上是个货真价实的“异类”。

不封锁，不隔离

3月9日，瑞典出现首例本土确诊病例。3月16日开始，邻国丹麦、挪威和芬兰均关闭边境、学校、餐馆等。但瑞典却没有实行更为严格的强制社会隔离令，虽然关闭了高中和大学，但保持边界开放；幼儿园、初中、小学、酒吧、餐馆、公园和商店仍保持开放。

这样的做法，目的是更多地采取严格精准的预防措施，仅隔离最危险的人群，而不是施加全面封锁。当然这样的做法在批判者看来，有“草菅人命”之嫌。

很多瑞典的华人早就知道国内疫情的惨烈状况，不少人通过网络签名的方式，要求瑞典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社会隔离措施。但很显然，这没什么效果，现实情况是，多数瑞典人的生活基本上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4月9日（我出现症状后的第18天），妻子打算去采购些家居和建材用品。我们借了辆车，去了城市另一头的宜家。妻子去购物，我则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待在车里等她，虽然我估计自己身上的病毒已经没有传染性了。

半小时后妻子打电话告诉我，说她的银行卡忘带了，需要我去付账。我匆匆跑到付款处，发现除了焦急等待刷卡的妻子外，十多个开放着的付款台都排着长队，人流和平时的宜家好像没啥区别。之后路过其他几个大型购物中心，停车场的数量和平时也大致相同。

最让一些华人烦心的，还是中小学不停课。有些华人家庭早在2月中旬就让孩子呆在家里，不去学校上课，预防被感染。可是等来等去却始终不见停课的通知，有的家庭反倒等来了儿童福利机构的电话，被质询孩子不去上课的理由，并被告知这违反了瑞典的义务教育法，属于剥夺孩子受教育权利的行为。

受教育权和被感染的风险，孰轻孰重？

瑞典的卫生部门显然选择了前者。在评估了健康儿童传播该病毒的几率后，卫生部门认为几率“非常小”。再者，停课会造成医务人员和其他一些必要工作岗位人员在家照顾孩子，造成工作人员缺失的情况，得不偿失。所以，瑞典是欧洲唯一一个初中、小学和幼儿园没有关闭的国家。

什么造就了如此的“异类”

到目前为止，主流的评估都认为，疫苗的开发最快也需要12到18个月。最新的消息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团队表示疫苗有望在今年9月推出。

当然，疫苗开发完成后，都会优先用于本国的高危人群。所以，最乐观地估计，也许6到7个月后，瑞典的国民会开始接种疫苗。也就是说，还有至少6个月的时间，瑞典民众需要正面对抗新冠病毒。

基于要打持久战的判断，瑞典卫生部门的基本对应思路是：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压低重症患者的增长曲线，降低医疗系统崩溃的风险，进而达到更多人可以得到救治的目的。

用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的话说，就是旨在确保“传染缓慢蔓延，并且卫生服务机构的工作量合理”“重要的是要感染多少人口” “它将决定秋天会发生什么。”而冠状病毒会通过“群体免疫，或免疫和疫苗结合”来停止。

所以，像我这样的轻症患者，无需到医院确诊，在家自行康复，属于降低公共医疗负担，你好我好的双赢选择。

在家远程办公的瑞典人。摄影/王瑞珺

但这里有个问题，我在家自行隔离，既没人过来调查登记，也没人在我家门口监督，防止我外出，这隔离的效果如何得以保障呢？这里既没有社区工作人员，也没有小区保安来协助政府工作。

直白地说，就是瑞典政府认为，官方机构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后，相信民众们会自愿地遵守公共部门的建议。比如我这样的外国公民，在有疑似症状后，也会自觉地在家隔离，并在隔离期间遵守相关的规定。

用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舍贝里的话说，就是“瑞典在自由选择和政府管制两者中，选择了前者”。“说到底，瑞典的模式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总体而言，瑞典人和人之间彼此信任，瑞典人也信任公共机构。……只要这种互信还在，禁令就没有必要。这种互信意味着一种巨大的资本，就好比政府的财政能力。”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整个斯德哥尔摩隔离，并派军队守卫出口路线，或者像德国人一样禁止两个人以上的聚会。但在我们这里，保留自由选择的做法效果更好。例如，幼儿是否要接种疫苗，一直是自愿的。然而，瑞典的幼儿疫苗接种率是位居榜首的：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想要这样做。”

的确，英国和德国选择的是禁止两人以上的直接接触，邻国挪威和丹麦则是禁止超过10人以上的集会。而瑞典，仅仅是禁止“超过50人的集会活动”。而且，这还是进一步调整的结果，最初禁止的是“超过500人的集会活动”。

记得政府宣布禁止超过500人以上的集会活动时，很多瑞典人都很感慨，包括我的妻子。她听到这则新闻后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这可是瑞典两百年来国家第一次干预社会的集会活动”。

“两百年来第一次”，“国家干预社会”，没错，包括我妻子在内的不少瑞典人关注的，不是政府要实行怎样的隔离措施，而是政府（国家）与民众（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里面也包含着很多质疑的答案，比如：为什么瑞典政府不像其他国家政府那般以强力措施抗疫？为什么瑞典没有实行封锁和管制？

双向的信任关系

在丹麦和挪威，尽管卫生部门的专家也向政府建议过不要关闭学校，但两国政府并没听从专家的建议，还是决定关闭所有学校。丹麦卫生部长解释道：“我们没有证据表明我们在做的一切是否正确。但是我们宁愿今天走得远些，也不愿在三周后才发现我们做的事情太少了。”

与此相比，瑞典的内阁政府选择了听从卫生部门的专家建议，没有关闭初中小学和幼儿园。简而言之，在防疫政策的制定上，瑞典卫生部门的专家们一直是领头羊，而首相和内阁大臣们的作用是协助和执行，货真价实的“专家治国”。

乌普萨拉大学政治学部的李・本尼希・比约克曼（Li Bennich-Björkman）教授这样解释：“瑞典在责任划分方面有一条非常严格的界线，在疫情危机下，这条界线是显而易见的。内阁会担负全部的领导职责，但在任何情况下也必须尊重专家和机构的独立性。

这种分界可以追溯到17世纪。在瑞典有一种强有力的理念，就是公务员应该被保护不会受到来自政治家的压力，这个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瑞典西海岸小镇Ängelholm。摄影/王卫卫

换句话说，最终实施的防疫政策上的差距，主要取决于内阁政府的干预度。瑞典内阁政府是完全遵从了专家的意见，而丹麦和挪威的内阁政治家们，则有着更大的权力。

归根到底，这些措施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政策的制定者，还取决于普通民众。瑞典的大多数措施都是来自卫生局的“建议”，这包括有：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避免不必要的家庭旅行，避免与70岁以上的人群不必要的接触，尽可能在家工作等等。

比约克曼教授认为：“瑞典民众对行政机构和内阁有着高度的信任，而且民众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也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即便没有法律性的强制执行，大家也会听从公共卫生部门的建议。”

“值得强调的是政府和行政机构对于民众的信赖。这种信任是双向的，因为如果行政机构用严厉的手段强迫民众做什么的话，公民将会降低他们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所以，这不仅涉及到行政部门与内阁之间的关系，还关乎维护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

事实上，瑞典政府严格执行卫生部门专家建议的行为，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疫情暴发前支持率已经跌到历史低点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在近一个月内支持率增加了5.3%，达到27.9%，重新回到了第一大党的位置。

让时间来检验

但无论如何，宜家里排队付款的人群和购物中心停车场里的密密麻麻的车辆，依然在困扰着我——几乎没有进行强制性社会隔离，疫情是否会暴发式的发展？

瑞典国内同样有着很多来自专家的批评。于默奥大学病毒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埃尔格（Fredrik Elgh）对瑞典国家电视台说，“我宁愿斯德哥尔摩被隔离。我们几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尽一切努力遏制感染的国家。这真是严重。”而隆德大学的数学家马库斯·卡尔森（Marcus Carlsson）在YouTube上将政府的做法描述为“对1000万人进行疯狂的实验”。

空旷的斯德哥尔摩街头。摄影/刘健平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国家加入了瑞典的行列。奥地利和丹麦政府在4月6日相继宣布，在复活节后将逐步解除封锁措施。这也是欧洲首批尝试解禁的国家。

丹麦的幼儿园和小学将从4月15日开放，初中和高中是5月10日。与此同时，酒吧、餐馆、美发和美容院、购物中心和迪斯科舞厅将仍然保持关闭，并禁止10人以上的聚会。

之前提到的瑞典卫生局的专家特格内尔的判断也许是准确的，“完全的封锁会使整个系统疲惫不堪”，“无法连续数月进行完全的封锁——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终止整个服务业，失业者会对公共卫生构成巨大威胁，这也是决策者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截止4月12日，瑞典的由新冠病毒造成的百万人口死亡率是87.9人，高于北欧邻国丹麦、挪威和芬兰，但低于英国、荷兰，以及南欧的部分国家。

如果把这次与新冠病毒的疫情看作一场90分钟的足球比赛的话，也许我们才刚刚踢完上半场的前二十分钟。瑞典这样的宽松式防疫的效果如何，只有交给时间来检验。

疫情终将会过去，而稳定的关系，政治家和技术官僚间，以及国家和民众间的互信关系，是一个需要着眼于长远的问题。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校对：臧恒佳

责编：郑华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