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书声是村小

文|刘庆民

在我们村东南角方向,有一座土地庙,土地庙西边有一块高地,高地上盖有4间北房、3间南房、2间东房。本来这些房都属土地庙,解放后改成了小学,村里人亲切地称它是“东庙上的书坊”。我曾在这里度过一至四年级的读书时光。

我们村里的孩子都是从这里念书起步的,到我1956年上小学时,这里已是一座比较完整的初级小学了。一共有一至四年级4个班,东房里是一、二年级,北房里是三、四年级,两个年级之间有一条过道,左、右各是一个年级。那时村小都是这样的复式班。

学校里有两个老师,男老师姓董,女老师姓于,带着一个女儿。董老师住在南房里,于老师住在北房教室的最东头一间里。既是宿舍、办公室,也是伙房。董老师住的南房的东边两间,还堆放着学校里的一些杂物。总之,一个老师一间房。

他们是乡里派到村里来教书的。董老师教一至四年级的算术,于老师教一至四年级的国语。

学生们的课桌凳是自带的,没有统一的标准,高低不平、五花八门。也有两家合用的,你家带一张桌子,我家带一条凳子,两个学生合用。这已经算是条件不错的了,甚至比起后来的黑屋子、土台子强多了。

学生们的书包都是自家缝制的,有粗布的,有花布的,也有用旧衣服改制的。我的书包是大姐用一块白洋布缝制的。大姐还用剩下的碎布缝制了一溜花边。书包里装的是国语课本和算术课本,还有一块青石板和几根石笔。

那时的石板是用一块平平的青石做成,四周用木框镶起来。石笔是用一种特殊的材质较软的石头,割成一条一条的,石笔在青石板上可以划出白色的痕迹,我们就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算式子。老师布置的作业,放学后也要写在石板上。一面是国语作业,一面是算术作业。学生们十分小心地把石板作业带到学校交给老师看。老师看过后,用一块破布卷成的布卷擦掉,再进行新课的练习。有的学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种叫“化石猴”的石头,在青石板上写出的字比石笔写得还要清楚。

我小学4年就是一块石板陪伴着。到了上完小时,才用4分钱买了一张“洋粉连”纸钉了一个本子,开始用铅笔写作业。

老师们复式教学是很辛苦的。董老师在这屋教算术的时候,于老师就在另一间教室里教国语。一间教室里两个年级,老师要分别教。教一年级功课的时候,二年级的学生自己温习功课,但不能发出声音。等到自习的时候,学生们可以大声地诵读出来,从村小的教室里飘出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有的家长牵着牛、背着粪筐从学校边经过,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脸上会露出自豪的笑容。

村小的体育活动没有专门的操场。课间活动时,就在学校的院子里走一走、跑一跑。男孩子有的打玻璃球,有的砸杏核,有的把膝盖抬起来碰拐。女孩子踢毽子,跳房子,跳绳。学校里没有铃,上课时,老师吹一声哨子,孩子们就会回到教室里,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等待老师讲课。我们学习的汉语拼音是老式的,算术从识数到加减乘除,印象最深的是背“小小九”:一一得一,一二得二。直到九九八十一。家长们看到孩子们在学校里认识了字,又会算数,有些家长就不让孩子们继续读书了。有的说:“庄户人家念那么些书干嘛,认识自个儿就行了。”还有的说:“会算个账,不让别人糊弄了就行。 ”于是,升级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少,学校的老师挨门挨户去做动员工作,但收效甚微。到了升完小的时候,我们村四年级的学生只有3个人升入完小。

村小不仅是孩子们念书的地方,也是全村的政治文化中心。那时村干部们没有办公的地方,村里的大事小情需要商量,我们村小学董老师的宿舍就成了村干部们经常办公的地方。下午学生们放了学,董老师就开始擦泡子灯,把玻璃灯罩擦得铮明瓦亮。村干部们吃罢晚饭,就从各家聚拢到董老师的房子里,卷着喇叭烟,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等人到齐了,一边商量事一边打趣地闹着。散会时都到了下半夜。

需要召开群众大会时,村里的宣传员石万岭拿着一支用白铁皮做成的喇叭,沿街喊话:“各家各户注意了,今天晚上开会,吃完饭赶紧到东庙的书坊里集合。 ”

人们集合在北房教室里,当中放一张桌子,村干部挨户点完名开始说事。最后一句问:“大家还有事吗?”这就表示快散会了。大家嘟囔着:“听见了。 ”就一哄而散回家睡觉去了。

村小在我儿时的心目中是个很神圣的地方,她是农村的孩子走出家门走向世界的起点。那些坚守在村小的老师们,就是农村孩子们前进路上的引路人。村小那朗朗的读书声,永远萦绕在我的耳畔。

(作者为山东省平原县人大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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