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轨交五号线“萧塘站”里的秘密

其实还有一位大文人,也在苏轼串起来的青龙翩翩鸿影中,在上海那口最深最美的古井上空掠过。

他就是范仲淹。他与苏轼在任上前赴后继,接连对青龙江相关水系的疏浚和上海地域水利治理,殚精竭虑,筹谋牵挂,也由此引出又一位人物:任仁发。本篇,先聚焦另一个同样与范仲淹相关,也与朱熹绝学传继、南宋抗金气节、江南文化承创中华“唐宋之转”均深刻关联的上海宋元人文一族——华亭卫氏。其文脉著述人物连续八代于史有名,百年连出十二位进士,有多地所奉“史上第一位状元”,北宋末到南宋灭有五六十人出仕。

这些都藏在,上海轨交五号线每日人来人往的一处站名里。

【一】

这个站名,叫“萧塘”。

它在五号线从闵行莘庄开往奉贤新城的南延伸段上,属奉贤区。历史上,这一带叫过萧塘乡、萧塘镇、肖塘镇。方志里,镇南有一座崇福寺,是卫泾故宅。故事中,他捐宅为寺。

卫泾,就是华亭卫氏十二位进士里,那位如今多地奉为“史上第一位”的状元。

范仲淹最高官至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他也是。范仲淹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便把住所取名为“后乐堂”,给自己改号为“后乐”,所撰文集也名为《后乐集》。范仲淹谥号“文正”,是文臣谥号第一,史称范文正公,曾国藩也是,还有魏征,历史上没几人。他谥号“文节”,节,也是位居前列的文臣谥号之一。

最深处契合的,是大节持正与不阿风骨,史称“忧国忘家,始终一节”。

他高中状元那年,是南宋淳熙十一年。就在那前后,在北方,“靖康耻,犹未雪”,金国依然虎视眈眈,而蒙古草原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始崛起。朝臣为之欣喜,然而出使金国的卫泾回来,向宋宁宗精准研判:一个弱敌灭了,一个强敌诞生,“未足为喜也”,认为唇亡齿寒,反对联蒙灭金,显示了独到的眼光。不过南宋在宁宗与权臣韩侂胄主导下,还是决定大举攻金,而大败。

几十年里,先金后宋,接踵而亡。

历史没有假如。后人对南宋的抉择也有种种解读。而卫泾直谏时的处境,值得注意。

研究者周超谈到,他是因进言“未足为喜”,与韩侂胄观点相左,而被罢归乡的。后来他被召回朝之际,又正是韩侂胄权势鼎盛之时——被宋宁宗诏拜为平章军国事,享有建节、封王等最高荣衔,拥有宋代相臣罕有的实权。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卫泾环顾朝堂而依然再次进言,再次反对已箭在弦上的北伐。

他主张的,是当年进言中的那句:“虏有危亡之兆,而吾无自治之策。”认为关键在先做好内治,固本自强,不管强敌是谁也不怕;反之,偷安岁月,“仅了目前”,终究不是治本。

他担心的,是“深恐小人投隙伺间以售其奸”,“欲图大事而不思危亡”。

有观点认为,韩侂胄力主北伐,与一位贵妃的宫斗胜利有关。这位贵妃出身低微,连亲生父母姓什么都正史无载,根本无法与韩侂胄大力支持的曹美人抗衡,却全力一争,据说怂恿宋宁宗在醉酒之际写下御笔“可立为皇后”,而且心思细密,故意让宁宗多写了一份,派可靠内侍次日一早直接送出宫外,以最快速度给到宰执手中。这样,使韩侂胄无法在前一份还没到中书省门下之时压下,更破了他一直乘宁宗“好出御笔”而借机从中专权的局。韩侂胄惊忧之下,便听进了“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之策,一心加快北伐攻金。

历史的深处,是人心。

人心的幽微分野之处,其一是持正。史载,卫泾年少时,曾去临安拜师李去智,李去世后,卫泾为其“制服执丧,人咸义之”。他考中状元,廷对之时,慷慨陈词激励宋孝宗“图大业于日新”。后又劝谏宋光宗用人要重公心、亲君子,还因直言得罪了骄奢逾制的李后,被贬外地。对他来说,进言“未足为喜”被罢,其实已是第二次了。回到朝廷再次进言,反对已箭在弦上的北伐,则是可能第三次被罢甚至更糟的。

进退升降之时,卫泾对人留下一句名言:“官职自有定分,名谊千古不磨。”

所以史称“忧国忘家,始终一节,而谋虑深远,不邀近功”。

纪晓岚等在《四库全书》收录《后乐集》二十卷的“提要”说,卫泾所写“大都和平温雅,具有体裁”,称明代归有光认为卫泾“文章议论有裨当世”,能“抵触奸佞,侃侃不阿”,在当时可称——“正人”。

清人沈德潜的评价是:“其人挺然独立,百折不回,泾有如金石之坚贞者。”

研究者认为,这与家风密不可分。

图为正在热播的《清平乐》截图,左一为范仲淹,右一为韩琦,其曾孙为韩侂胄。

【二】

华亭卫氏最早中进士的,是“萧塘人”卫仲达。

那是1109年。

此后,有卫开(1115年进士)、卫阗(1118年进士)、卫肤敏(1119年进士)、卫稷(1154年进士)、卫博(1160年进士)、卫藻(1175年进士)、卫泾(1184年进士)、卫沂(1199年进士),及卫泾的弟弟卫洽、卫洙、堂弟卫价,三兄弟同在1208年考中进士。

从1109年到1208年,正好差不多一百年。百年间,华亭卫氏平均八九年出一位进士。

这其中,卫肤敏是卫泾之外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

卫泾是状元,他是探花。早卫泾七十多年,他也曾出使金国,且屡次彰显气节。

《宋史》有传:他在危难之际,被派出使金国,一探虚实,却在路上得知,对方正要大举进犯,情势危急,“不可往”。他不管,再进至燕山,“报愈急”,随行人员都害怕不敢前行。卫肤敏“叱曰”:“吾将君命以行,其可止乎!”

到了金国,知道对方已经举兵,卫肤敏“殊不为屈”。先是力争国书不能“押字代玺”,再力争不能双膝跪地接国书。

“金主大怒,观者为股栗”,卫肤敏始终“晏然”安定。

两次力争,都成功了。但代价是,他被很不高兴的金人,羁押长达半年。

后来,他途经涿州新城时,又与金国皇子相遇。对方约见,他说:如果一定要见,那么,如何行礼?对方说照例。卫肤敏笑道:北朝只有一位君主,皇子虽然尊贵,也只是人臣,我亦是人臣,“两国之臣相见,而用君臣之礼,是北朝一国有二君也”。对方“气折”,只好随他。他于是长揖而入。

后来对答之间,又一再让对方受挫,又差点被羁留。

这次归来后,卫肤敏连升三级。然而不久,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卫肤敏后来辅佐宋高宗,屡屡直谏,匡正错误,官至礼部侍郎,还乡华亭病亡。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孔妮妮谈到,高宗即位后,无意北伐、屡思议和,对接受伪命的张邦昌诸臣亦继续留用,引发了李纲、卫肤敏等名臣的激烈抗言。卫肤敏上书高宗,要求对仕伪朝、媚金人的委质求荣之臣明正典刑,以振砺天下士风,又时时提醒高宗不忘靖康之耻,迎回二帝,重建大一统的中兴伟业。虽然未能激发高宗奋发图强之志,却赢得了高宗对其忠义之心的肯定和赞赏。当卫肤敏因病请辞,高宗不允,并下诏挽留,“以卿平日正色偘偘,议论坚明,据谊守节,屡触权贵,必能为朕分别隐微,章明枉直”。此诏书为华亭卫氏世代传藏。

史志载:卫肤敏终年仅四十九岁,墓在佘山。

【三】

一位实地寻访过华亭卫氏后人的研究者,也曾闻“卫氏墓在佘山一带”。

史志里,卫氏一族还在华亭县城(后来是府城)有住宅。松江文史学者王正谈到,今天松江的华亭老街,是当年华亭县城西门外的大街,华亭县学则在今天“云间第一楼”为中心的松江老城内。

华亭县学,也与华亭卫氏息息相关。

最早见载于史志的华亭卫氏先人,是卫至,正德《松江府志》称其“有文行,尝举进士”。他的孙子卫公佐,与卫公亮、卫公望几兄弟,便曾力助华亭县学。

他们都不是进士,却非常重视文教,聚书千卷,建藏书楼,又积极响应知县号召,率先献地,支持兴办华亭县学,商议归来就迫不及待“筑土治木”。

后来知县离职,事情搁置许久,有人希望把木材拿来建寺庙。卫公佐说:“此材可使之朽腐,必欲移用则不可。”

他逝世后,人又向其子弟求木材,说为卫公佐祈福。其子弟“固执如公佐之意”。

父子两代坚守,遗志终于如愿:1090年,三任知县后,华亭终有县学。古人赞:“鼓钟告始,俎豆权舆,卫氏之先,厥功巨矣!”

又十九年后,卫公佐的孙子卫仲达,1109年首中进士,文采学养出众,后成天子近臣,官至吏部尚书。

尚学家风,数代而下,从此开始了华亭卫氏长达百年共12位进士(含一位探花、一位状元)的世纪长卷。如果再延长到1253年,还有一位进士卫谦,是卫仲达的六世孙(一说五世)。

而卫谦之父之孙,还有故事。

卫氏一族在华亭县城(后来是府城)有住宅。今天松江的华亭老街,是当年华亭县城西门外的大街,华亭县学则在今天“云间第一楼”为中心的松江老城内。

【四】

明代文学家、华亭人陈继儒在《松江府志》卷七写道:松江,“故吴之裔壤,负海枕江,土膏沃饶,风俗淳秀,其习尚已各有所宗。自东都以后,陆氏居之,康、绩以行谊闻,逊、抗以功名显,机、云以词学著,国人化之,梁有顾希冯,唐有陆敬舆,至宋而科名盛”。

其中提到的康——陆康,少时“以义烈称”,68岁率兵坚守孤城两年,休假的官吏士兵晚上偷偷爬城回来支援,最终还是城陷,不久病发而亡。绩——陆康之子陆绩,著名故事“陆绩怀橘”里,六岁从袁术宴席带橘子回家给母亲吃的主人公。逊——火烧连营大破刘备的东吴陆逊,陆绩的同族侄子。抗——东吴末年领兵抗晋的名将陆抗,陆逊之子,陆机陆云之父。还有顾希冯——顾野王,陆敬舆——陆贽。陈继儒寥寥数笔,以此八人,勾勒了从汉到唐。

“至宋而科举盛”,华亭卫氏,正是一例。

但华亭卫氏的史册留名,更多不仅是科举功名,而是如前所述的种种贤行事迹,及著述人文贡献。

就比如卫谦之父之孙。

复旦大学古籍所钱振民教授指导的杨婧博士考证,卫谦的父亲卫宗武,不是进士,任职常州后罢官归乡,宋亡,不仕,著有《秋声集》二十卷,并在其中为南宋诗人储泳“留下了他学识丰富、安贫乐道的形象”(储泳诗作当时流传极广,隐居上海,墓地为早年“周浦八景”之首“木鱼古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华亭卫氏自卫肤敏后,卫泾、卫湜兄弟相继以学术著,而卫宗武“文采风流,不失故家遗范,有自来矣”。

卫谦的孙子卫仁近,也不是进士,同样在元末隐居乡里,拒绝了张士诚的聘请,著有《敬聚斋稿》若干卷,名士杨维桢为之作序。还有卫谦自己,也著有《读易管见》三十卷。

所以杨婧感叹:“华亭卫氏家族著述之风,至元末仍有余绪。”

而在之前,华亭卫氏,“八代之间,有著述可考者达九人,著书十五种。”“可以说,华亭卫氏作为望族引领了当地的文化,为上海地方著述经历了唐五代的衰落后逐渐回升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这其中,卫泾、卫湜,尤为突出。

卫泾著有《后乐集》。卫湜历时二十余年,编撰了卷轶浩繁的一百六十卷《礼记集说》,广泛而审慎地采集史上一百四十四家解《礼》之说,及其他涉及者,“搜检编次之功甚伟”,被赞“礼家之渊海”。

这部书现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意思的是,因采集为主,卫湜自述宗旨:“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于人。”不禁让人想起上图老馆长顾廷龙那句名言:“窃谓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也可谓不负其平生。”这是“编舟人”的共同之光。

卫宗武《秋声集》内页。郭泉真 翻拍

【五】

朱熹之说曾被打击为“伪学”。卫泾认同朱熹的理念,与之交好“友善”,并在他逝世后,取其遗著,刊刻传世。此举被认为“对朱子的理学传播意义深远”。

宋亡后,卫泾裔孙卫富益建白社书院讲学,规定:“凡缙绅仕元者,不许听讲。”江南士子从学者不绝。

学问、气节,在华亭卫氏不绝,在江南文化与中华文化亦不绝。

卫泾曾自考先祖:“上世齐人,唐末避乱徙钱塘,又自钱塘徙华亭,故今为华亭人。”就此,华亭卫氏从何而来有了一份依据。

其中那句“唐末避乱”,值得注意。

这被认为是中国史第二次,因动乱发生的大规模人口南迁。前一次是西晋末年,也即陆机陆云逝世不久的“衣冠南渡”建东晋。后一次是北宋末年,宋高宗渡江到临安建南宋,也称“衣冠南渡”。

而唐末这一次,被称“衣冠荡析”。李白写道:安史之乱后,“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另一位诗人韦庄也在长安亲睹唐末战乱后,写下“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研究者张兴武谈到,当时“避地衣冠尽向南”主要有西蜀、闽中、江淮三个方向,其中,在杨吴、南唐及吴越有国的八十余年间,江淮两浙一直相对平静,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于是成为了大量“衣冠”所往——“当是时,天下瓜裂……江南称为文物最盛处”。

宋代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出现的众多文化望族,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范仲淹所在的“苏州范氏”,苏洵、苏轼、苏澈所在的“眉州苏氏”,都是其中之一。全国还有十几个。不过张兴武认为,宋代“望族”的起家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发迹于五代乱世,经几代人不懈奋斗而终成,苏州范氏即属此列,包括吴越钱氏;一种则原来并无富贵根基,最初由一人或几人开基创业,子孙后代前赴后继,通过科举入仕或学术传承等现实渠道维持家声不坠,“两宋望族中绝大多数都有过这种经历”,如苏轼所属的眉州苏氏。

后一类,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家族发展史上,普通士人第一次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光显门族的梦想。

纪晓岚等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卫氏在宋,世以文学知名。”

学者慨叹:“两宋时期的这一变化,确实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打破了过去门阀时代‘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宗族等级制度。”“从本质上说,从唐末五代到两宋时期,高门大族发家模式的转变,正是中国历史从‘中古’向‘近世’发展转型的一个缩影。”

从宗族等级到可以凭本事有上升通道,这是“划时代”的历史进步。

从中古,到近世,这可视为中华文化的“唐宋之转”。

其中,有华亭卫氏,和上海的身影。

当路过“萧塘站”、漫步松江城、踏青佘山上,会否想起?

萧塘站外景。李茂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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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千年人文史的重要篇章

——对话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孔妮妮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郭泉真

孔妮妮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目前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及宋代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已出版专著一部、在《学术月刊》《史林》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通过对上海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对华亭卫氏后人的访谈,孔妮妮深感崛起于宋代的华亭卫氏曾书写上海千年人文历史中的重要篇章,文人、学者、乡贤、名宦频出,对推动江南文化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其地位和声望正是源自于世代相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责任。

记者:华亭卫氏建立了怎样的家学传统,对江南地区的学术发展和江南文化有何作用?

孔妮妮:我发表在《史林》上的一篇论文曾对华亭卫氏家族的学术文化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华亭卫氏世传礼学。卫湜是南宋研究《礼记》的著名学者。晚宋大儒魏了翁为《礼记集说》作序,认为此书不仅可备礼书之阙,而且为士人提供了修身立德之基、经世致用之法。华亭卫氏还以对易学的精深研究享誉江南。卫富益、卫谦皆精于易学,卫富益从学于著名学者金履祥、许谦,深为二人所器重,从学者众多。卫谦擅长以象数阐释义理,在宋元变革时期对江南士人的政治取向和道德重塑具有积极影响,为刘敏中等名臣所推重。历经数代学术传承,华亭卫氏逐步建立起以礼学、易学为核心、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的家学传统,对江南地区的学术发展有重要贡献。

从宋至元,在华亭卫氏一族中涌现出卫宗武、卫谦、卫德嘉、卫德辰、卫仁近、卫仁复等书画翰墨、诗词歌赋、经史博物皆精的文化名士。卫宗武晚年仿效北宋时期司马光、富弼、文彦博等人组成的洛阳耆英会,邀约诸多乡贤诗词唱和,月集游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真率会,在华亭具有很高的文化影响力。卫宗武之子卫谦在宋亡后不仕,以遗民的身份频繁参与汐社、月泉吟社、武林社、西湖诗社的活动,在江南文化圈中享有崇高的声望,邓文原、赵孟頫、张之翰等名士皆为其友,“名人韵士游其门者无虚日,远近识不识皆称为卫山斋”。他辞世后,时人在挽辞中哀叹华亭儒林自此失去一代宗师,“云间便觉无清气,江上谁能继古风”。卫谦长孙卫仁近、卫仁复在萧塘营建了依山傍水的乐静山房,与硕彦名儒、文坛诸英论道赋诗、结社交游,不断拓展着华亭卫氏的文化世界,延续着世代相继的文化传统和风范。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华亭卫氏自卫肤敏后,卫泾、卫湜兄弟相继以学术著,而卫宗武“文采风流,不失故家遗范,有自来矣”。 郭泉真 翻拍

记者:北宋范仲淹倡议兴学,江南地区率先响应,自此形成了“崇文重教”的社会风尚。华亭卫氏的积极参与,在上海形成了怎样的文化景象?

孔妮妮:从北宋卫公佐助力华亭县学的营建,到南宋卫宗武创立九峰书院,华亭卫氏对文教事业的热情始终不衰。华亭人笃信佛教,终年香火不断,当时民众对营建佛寺的热情远胜于兴建学校。北宋仁宗年间,在范仲淹的倡导下,各地纷纷兴起了办学的高潮。周边小县已纷纷建学,华亭作为大县却迟迟不建县学。陈谧知华亭县,呼吁士人协助官府兴办县学,卫公佐慨然应允愿献宅地建学,并主动承担先圣殿的营建。在卫氏几代人的努力下,新建成的华亭县学规模宏大,不逊州学。自此,华亭业儒者数量剧增,文风日盛。

除了大力推动官学的兴办,九峰义塾也是由华亭卫氏创建。九峰义塾初以书院冠名,后卫宗武以其教育对象为华亭子弟而更名为义塾。南宋末年危亡之际,卫宗武将朱熹弟子张洽的《春秋集注》在义塾重新刊刻并大力推介,以坚华亭子弟之志。华亭士人于宋亡后守节死义者甚众。卫宗武卒后,卫谦继主义塾,他增置学田、精选儒师,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不断增强九峰书院的影响,在引导文化价值、涵育文化生态、传承文化精神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理学在基层社会中的发展传播,是否对江南文化名族产生了影响?

孔妮妮:南宋中后期,理学从思想领域向社会领域的拓展趋势日益彰显。理学在基层社会中广泛传播,对地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元代,江南名族在朱子学说的影响下,竞相广书院、聚学子,买义田、建义塾,以化育乡闾为急务,还积极与地方政府展开文教合作,通过共建先贤祠、参与地方志编修等诸多方式进一步加速了理学在地方上的传播,同时也确立了自身的文化地位。明清时期的江南名族更加着力于对地方文化生态的涵育和文化价值的引导,在地方文教事务中肩负着卓有权威的管理与协调责任,并以其累世传承的文化优势推动着地方文化实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