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艺术形式，也是我国说唱艺术的统称。相声属于曲艺中的一种，而近期当代相声的火热似乎让一度受到冷落的曲艺界看到了一种希望和未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当代中国相声艺术的域外传播进行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相声源于京津，始于明清，盛于当代，是我国宝贵的传统文化之一，有待于进一步的保护及发扬。相声属于中国传统幽默艺术的一种表达方式，其中蕴含着大量诙谐的语言和喜剧化的内容。因此，研究相声的对外传播，离不开对于其幽默话语的翻译与传递。但是在此方面，历来缺乏严肃且系统的译介。这主要体现在，有关相声的外文译本还相对比较罕见，而对其外译的研究更是鲜有学者关注。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中国文学出版社适时地推出了旨在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熊猫丛书”。这套丛书包括了两本专门针对相声的译作，即《单口相声故事选》（Traditional Comic Tales）和《对口相声选》（Comic Sketches）。
说起《单口相声故事选》，就不能不提到其所属“熊猫丛书”的出版性质。“熊猫丛书”缘起《中国文学》杂志。该杂志于1951年创刊，2001年停止运作，生存了整整50年。在当时的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的支持下，1951年，刚从英国回来的作家叶君健筹备并创办了英文版《中国文学》。此刊先为年刊，后逐渐改为月刊。刊物由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担任主编，实际工作则是副主编叶君健负责。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进入了黄金时期。在中国文学走势向好的情况下，《中国文学》新任主编杨宪益于1981年提议出版“熊猫丛书”。在此之前，《中国文学》上译载的作品有部分已编入外文图书出版社的书籍里。“熊猫丛书”则先将杂志上已译载过但还没有出过书的作品结集出版。此后，随着丛书的发展，陆续又增添了新译的作品。丛书主要是用英、法两种文字译介中国古代以及现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出版了少量德文和日文译著。“熊猫丛书”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其中的一些作品被重印或再版。由于丛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1986年，国家正式资助成立了中国文学出版社，专门承担出版《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的任务。据此可以看出，作为隶属于“熊猫丛书”的《单口相声故事选》采取的是“国家机构对外译介”的运作模式，这一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由源语向目标语主动译介，译本的生产和传播不在同一个文化系统内运行”。
翻译家戴乃迭
《单口相声故事选》是以14部单口相声的口述材料作为底本，由戴乃迭（Gladys Yang）翻译完成的。这14部单口相声包括：张寿臣讲述的《黄半仙》《珍珠翡翠白玉汤》《属牛》《看财奴》《贼说话》《巧嘴媒婆》《三近视》和《化蜡扦》，刘宝瑞讲述的《连升三级》《日遭三险》《风雨归舟》，郭全宝讲述的《借火》，郭荣启讲述的《杠刀子》，以及张永熙讲述的《糊涂知县》。由上不难发现，在选材方面，译者选译的文本均为现当代相声表演艺术家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单口相声的最高艺术成就。
具体到译者运用的翻译策略，首先，戴乃迭对相声节目的名称大多采取的是以“直译”为主的异化策略。譬如，她将《珍珠翡翠白玉汤》直接翻译为“Pearl-Emerald-Jade Soup”，将《化蜡扦》翻译为“Melted Candlesticks”，将《杠刀子》翻译为“Stropping a Razor”。译者之所以在节目名称上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其目的是要让西方读者与本土文化产生一种疏离感和陌生感，以此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增强他们继续阅读下去的兴趣。其次，针对相声中的内容，译者在充分尊重源语文化的基础上，对一些“异质性”过强的成份选择了归化性翻译策略。具体来说，在对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头衔、称呼、文玩、单位等专有词语的翻译上，戴乃迭采用的是带有归化倾向的“意译”翻译法。例如，她将“九千岁”“曾爷”“夜明珠”“一天四钱，十天四两”分别翻译为“Prince Wei”“Master Zeng”“a priceless pearl as big as a longan nut”“Four tenths of an ounce a day. Four ounces in ten days”，如此等等。最后，还需指出的是，除了直接运用翻译手段之外，译者还利用“副文本”（paratexts）的方式对原文的意义进行了建构和补充。所谓“副文本”，指的是“封面、标题、序言、前言、注释、后记、插图等在文本中连接读者和正文并起协调作用的中介性文本材料”。译作的副文本与译者、与译本的外部生产环境和接受机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译介《单口相声故事选》时，戴乃迭即运用了两种不同的副文本形式对原文加以阐释：一种是“序言”。其主要内容包括有关相声的背景知识以及译者翻译的心路历程；另一种是“插图”。插图的使用是戴译本的显著特色。利用插图，读者可以更好地将图片信息与文本信息联系起来帮助理解原文。
《中国文学》杂志
至于《单口相声故事选》在西方国家的传播效果，我们先从宏观上来看一下“熊猫丛书”的总体接受情况。根据相关学者的调查，“熊猫丛书”在西方文化系统中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进行传播：一是当地图书经销商；二是图书馆；三是报刊。首先，就经销商而言，丛书大都选择的是专门销售中国文学和文化书籍的图书经销企业，而不是当地主流的连锁书店或著名的独立书店。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丛书的传播渠道，从而对其销量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次，针对图书馆这一传播途径，阅览丛书的读者大部分是高校师生或科研工作者，他们一般属于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特定读者群，而西方的普通读者对于这些译本产生的阅读兴趣并不强烈。最后，就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来看：第一，刊登评论的刊物大多为西方高校主办的纯学术性刊物，其阅读受众有限；第二，刊物的评论者基本上都是中国文学和文化领域的汉学家或专业研究者，而鲜有研究西方文学的本土知名学者或批评家参与；第三，对丛书评论的内容相对缺乏深度，评论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探讨译本的文学价值和翻译质量两个方面。综上所述可以说明，“熊猫丛书”“虽在英美的文学场域内得以传播，但只有少量译本引起了英美读者的注意，而多数译本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接受效果”。
就《单口相声故事选》的译介效果而言，它虽未引起西方大众的普遍关注，但相较于丛书中的其他译著，似乎获得了更多读者的青睐。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单口相声故事选》被西方多所图书馆列为馆藏。这些图书馆既包括读者类型广泛的公共图书馆，也包括读者相对固定的大学图书馆。例如，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等都收录了此书。其二，亦有西方学者重点推介《单口相声故事选》。例如，何谷理（Robert E. Hegel）在讨论“熊猫丛书”的影响时，就详细分析了《单口相声故事选》，并称赞“它是令人感兴趣的译作”。概而论之，《单口相声故事选》作为我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一次尝试，成功地叩启了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幽默艺术的大门。“它是以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逐渐输入新的元素，使他们向新的幽默观念和表达方式逐步开放，视域渐次扩大。有了这些前期准备，在未来的译介活动中，中国传统幽默中的‘异’便不再显得那么陌生，因而也就更加容易被西方读者所接受。”(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