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你尝过这种狂喜的滋味，你就再也不会将自己卖给劣质之物，再也不会倾心于所谓的成功，你懂得了这才是生活的精髓所在。你得到了试金石，你可以用它来评判任何其他事物”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张宇欣 发自北京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全文约6629字，细读约需14分钟
纽约客
去年11月的最后一天，美国演员伊桑·霍克来到三亚。当天下午他走上铺在海边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红毯——身形把浅蓝色西服撑得略微鼓胀，然后礼貌地停留在红毯中央的主持区候场。这儿站着两位主持人，正采访一个走在霍克前面的剧组，剧组人多，时间拖得有些久。
剧组挪步了。接着观众区爆发出一阵尖叫，霍克也扭头向后看了一眼，是演员杨幂踏上了红毯。“杨幂请留步！”主持人同时抬手示意霍克，他可以走了。霍克微笑着点点头，向观众区挥挥手，迈步向前。
两天后的下午，霍克走进三亚红树林电影世界的一个会议厅。楼下有大幅海报，霍克的脸和导演法哈蒂、黑泽清等人印在一块儿。他们都受邀来电影节开大师班。霍克穿着随意的中袖花衬衫穿过人群走上台，像他在很多部电影里一样，棕黄色的卷发搭在脑后，没有刻意打理的痕迹。他的气质如同一个冬季到海岛度假的外国旅客。
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近作《真相》首映。霍克在其中扮演一位不知名的演员汉克，和妻女到法国探望岳母——殿堂级明星法比安（由法国殿堂级明星凯瑟琳·德纳芙饰演）。朱丽叶·比诺什扮演汉克的妻子卢米尔——一位成功的好莱坞编剧。在一家子名人面前，汉克就像一个普通的、怡然自乐的纽约客。是枝裕和和德纳芙都说，他们读剧本看到汉克，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霍克。
霍克在纽约生活了快30年。他19岁以电影《死亡诗社》（1989）成名后，很快从卡内基梅隆大学退学，移居纽约，把几部戏的片酬全投进了他创立的Malaparte剧团。“在这里办剧团——在城市里四处奔波筹钱、读剧本、发传单、吃宵夜聊天——让我的心变得更大、跳动更快。”霍克说。他喜爱的田纳西·威廉斯、阿瑟·米勒、尤金·奥尼尔共同建构了纽约的艺术气息，在“外外百老汇”奋斗的他也成了城市艺术史上活跃的一个分子。（外外百老汇常上演形式丰富的实验戏剧，座位一般少于一百个，如果剧目票房好就会移到在纽约百老汇大街41街和56街上的外百老汇，极受大众欢迎的剧目会在44街至53街之间的内百老汇剧院上演。编者注。）
在纽约，他能够在喧哗的杂音中保持隐匿的状态。“我们坐地铁时会遇到律师、互殴的流浪汉、回家路上睡着的护士、骂学生的老师。一想到洛杉矶，我就会看到自己一个人坐着租来的车，我看到的是自己一个人的身影。”他去年在《综艺》杂志上撰文道。
排某部戏时，朋友给霍克推荐了50岁的演员奥斯汀·彭德尔顿——这位1940年出生的演员见识过美国电影真正辉煌的时代，曾与奥逊·威尔斯合作，被誉为“流淌在纽约戏剧界血脉中的魔法精灵”。彭德尔顿对霍克倾囊相授，让他意识到了艺术的价值在于创造而非外在声名，“无论是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是只有90个座位的屋子（表演），都不重要。”令霍克羞愧的是，排完戏，他继续拍电影、拿10万美元的报酬，而彭德尔顿回到地下室小剧场排《理查三世》。此后这些年，他始终为自己过上的好日子忏悔。
阿尔·帕西诺说过，一个人无论何时成名，都会永久地被冻结在这一时刻，霍克一直忘不了这话。“名气是一种甲醛。他们会陷入其中，死在那里。”霍克说，“被金钱浇灌，被赞美浇灌，然后到了遇到普通温度会感觉冰冷的地步。”年少成名的他一直努力摆脱甲醛的气味。那些在纽约偶遇过伊桑·霍克的人形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会略显邋遢，衣衫不整。”
“他不像其他帅气的演员那样虚荣和有防备心。”一篇《名利场》的报道中写道，霍克见记者时，还戴着一顶卡车司机帽，似乎没洗头。另一个采访里，霍克甚至说，如果他不用为了钱接一些戏，他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艺术家。
霍克讨厌市面上大多数为成功者书写的传记片，因为它们透露了某种潜台词：这个人最终成名了，故而他的故事有价值。筹备第三部导演作品时，他想，他一定要拍一部主人公从未成名的传记片。
于是观众通过《留住心醉一首歌》（2018）认识了布雷兹·弗利。片头，宣传新专辑的歌手、弗利的朋友Townes Van Zandt在电台接受采访。霍克饰演的DJ表示，自己很喜欢最后一首歌《Blaze's Blues》，不过，“谁是布雷兹·弗利？”
寂寂无名的歌手布雷兹·弗利于80年代末死于德州奥斯汀，霍克的家乡，他因为去教训一个想偷爸爸残疾人福利金的小混蛋，被一枪打中了肚子。电影剧本是霍克和弗利的爱人西比尔·罗森一起写的，在三个时空——Townes Van Zandt与DJ的追忆、布雷兹与西比尔的爱情故事、布雷兹与爱人分开后孤独的日子——中跳跃交织。
为了纯粹的音乐，布雷兹放弃了和西比尔的爱情，拒绝了投资人提供的成名捷径。“布雷兹明白一无所有的重要性，‘零’这个数值的重要性。”Townes Van Zandt说。对坐的霍克或许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因为Townes Van Zandt笑着摇摇头：“没听懂是吧？但是他懂。其他人都不懂。”Townes Van Zandt这么形容弗利的创作天分：“他就像个和尚一样念经，一遍又一遍，他一直盯着墙。但突然之间，灵感就炸裂了。就像房间充满了耀眼的白光，就像是……某个还没诞生的事物自己出现在了本子上。他走向门，打开它，外面的光更耀眼，然后耶稣走了进来。”
弗利下葬时，全部身家只有一个里根的面具和几张照片。Townes Van Zandt挖出朋友的墓，敲开棺材，从尸体的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张当票，赎回了朋友的吉他。弗利没有钱，爱喝酒，当吉他的次数比弹吉他的次数都多。著名影评人罗杰·艾伯特评价，《留住心醉一首歌》是《醉乡民谣》之后最好的音乐传记电影。
《留住心醉一首歌》 (2018)
“X世代”
在海南的大师班现场，主持人首先问起伊桑·霍克如何开启从影之路。霍克回答，《死亡诗社》的导演彼得·韦尔是他的重要引路人，因为韦尔能拍出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并与观众进行深度对话。但主持人并没有就此追问，而是转向了大家更感兴趣的话题：你第一次见到理查德·林克莱特是什么时候？
90%的观众对伊桑·霍克的印象恐怕都来自“爱在三部曲”和同样出自导演林克莱特之手的《少年时代》。在跨度超过18年的岁月里，观众看着杰西和赛琳在维也纳相遇，在巴黎重逢、在伯罗奔尼撒经历婚姻之痒。杰西让霍克成了那类独立于好莱坞名利场的文艺片演员，收获很多影迷，不过出人意料的是，这个角色没有为他带来哪怕一个表演奖的提名。
“即便你花了再多努力，并不意味着那个结果会如你所期。”这是霍克13岁就懂得的道理。那时他在家乡的一个剧院打工，看着老资历的演员们穿着完美的戏服登台排练，下台聊信仰与艺术，发现那就是他梦想中的工作。所有人付出全力，结果那部戏并没有大获成功。“它教了我很重要的一课。”霍克对着台下大师班的听众说。
1994年，尚未成名的林克莱特到剧院看了霍克的演出，散场后俩人聊到夜里。那时《四个毕业生》刚上映，霍克演的特洛伊性格桀骜，鄙视金钱，不停地丢工作，睡朋友家沙发，只想玩乐队。霍克告诉林克莱特，他不想拍拒绝思考的好莱坞电影——“演员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哭，音乐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害怕，摄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兴奋。”他向往的是伯格曼的《冬日之光》《芬妮与亚历山大》那样“在邀请你和你的创造力加入电影，也在要求你”的电影。林克莱特则回忆，霍克“那时候已经得到了好莱坞很高的报价，但在这里他却愿意和一个独立电影人谈去维也纳拍一部超低预算的电影，而且很可能不会成功”。
伊桑·霍克（右）与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
《爱在黎明破晓前》（1995）这个一夜缱绻的故事让霍克从毛头小子成了全世界的情人。可以说，二十多岁的霍克演得得心应手的始终是那一类角色：信奉自由主义的X世代，顶着从不整齐的头发，有咄咄逼人的自我和温柔与忧郁混杂的嗓音。不过演完杰西后的几年里，霍克听到“X世代”就感到紧张不安，怕这变成自己的标签。这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他的朋友们都去试镜《拯救大兵瑞恩》（1998），他甚至连试镜机会都没有，导演斯皮尔伯格挺欣赏他，但回绝了他，其他剧组也是——“大家都认识我，不想要我。”那时他快30岁，面临转型困境。初出茅庐的本·阿弗莱克和马特·达蒙凭借《心灵捕手》（1998）拿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我没有。”
好在丹泽尔·华盛顿的力挺让霍克在几次试镜后得到了《训练日》（2001）的片约。丹泽尔·华盛顿饰演一个经验丰富的毒品稽查警探，霍克则是他的新属下。“他喜欢我的戏剧经验，我想他知道，如果他有一个像样的搭档，他就会赢得奥斯卡奖。这靠剪辑师做不到。”丹泽尔·华盛顿果然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帝，霍克也被提名最佳男配角。这是他职业生涯最美好的时刻之一，但没过多久，他和演员乌玛·瑟曼的婚姻宣告完结。
《爱在日落黄昏时》（2004）拯救了离婚低谷中的他。杰西和赛琳一别9年，在书店重逢，客气的寒暄引出了久远的情愫，不如意的生活也被抖出水面。电影的很多片段来自他和朱莉·德尔佩的即兴创作，他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的提名。“我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放到了那部电影里，”他在采访中说，自己和朱莉·德尔佩、林克莱特在一起的那个夏天“重新连接起自己的一部分”。
杰西与霍克只相差两岁，又在三部电影里一起从青春洋溢走向中年失意，以至于很多人都把杰西指认为霍克本人。他们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都写过小说，都不耽于物欲，都有股未随年纪增长而消退的不流于世俗的艺术气息。霍克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切尔西大墙》（2001）拍的就是纽约著名的贫穷艺术青年聚集地切尔西酒店，小说家、舞者、画家、诗人在红色和蓝色的滤镜下展示自己年轻而迷惘的生活。
霍克在许多采访中说过，自己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是没有拍过很多烂片。“这在二十多年的电影生涯中很难得。”他说。偶尔，他会接《险恶》（2012）《逃脱》（2013）这样从片名就能感受质量的惊悚类型片，但接着就会交出《莫娣》（2016）《第一归正会》（2017）这样的好电影，而即使在不上乘的作品里，他也从未有过尴尬的表演。
霍克身上保留了上一年代的老派：爱惜羽毛，不在作品之外赚取公众眼球，在生活里尽量做自己。他说，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对他而言足够了：支付孩子的大学学费、给慈善机构捐赠、给医生开账单，但他不需要更多的鞋、更多的卧室。想到如果有一天西恩·潘或者丹泽尔·华盛顿去走穴，他心里就会塌缩一块。
名利的诱惑可以靠他个人意志抵挡；但时代的潮水往与他相反的方向涌去，资本完全向有足够票房保证、没有个性的电影倾斜。所有人——媒体、影评人、同行——都夸《金刚狼3》是好电影，霍克纠正，这是一部“很好的超级英雄电影”。“整个文化都在神化和颂扬那些能赚大钱的东西。”他说，一些最好的电影完全被市场忽视了。
更糟的是，2018年，奥斯卡主办方宣布将设立“最受欢迎影片奖”。那年初，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收视率创下历史新低，学院希望通过创新来吸引更多观众。霍克这次表现了不常见的机锋：“假设你是个精算师，在达拉斯，一周要工作五六十个小时。你有几个孩子，你得去教堂。你也许一个月才能看一部电影。好吧，我需要有人告诉我什么是好电影。最受欢迎的影片已经拿奖了，这个奖就是票房。奥斯卡冲散了颁奖季的真正目标：为那些被低估的、有艺术创新的电影正名。”
“这太蠢了。”霍克说。
第二场戏
四年前，导演保罗·施拉德找上霍克。他要为电影《第一归正会》（2017）寻找男主角，一位因儿子战死伊拉克而婚姻破裂又陷入信仰危机的中年牧师托勒。施拉德考虑过杰克·吉伦哈尔和奥斯卡·伊萨克，但见到霍克后，他觉得霍克身上沉淀的岁月感演托勒正合适，“他刚开始显出魅力。”《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这么形容快到知天命年纪的霍克：他眉头中间那条深深的折痕“把四条横贯他额头的横线分了开来，这就像一本打开的书，横线是文字，折痕是装订线”。
保罗·施拉德是《出租车司机》（1987）的编剧，霍克刚搬到纽约那阵在马克思街的80号剧院看了这部道出越战后一代青年人精神危机的电影。20岁的霍克出了影院，十分沮丧地在街上溜达，觉得他想做的一切都被人完成了，“完美的剧本与摄影、服装、音乐、精准的表演交集……‘砰’地一声。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表演、写作、导演……40岁以后，霍克发现自己也陷入了某种困境。在一些知名媒体上，他的跨界被评价为“利用自己在一个领域的名气优势克服了别人的准入门槛”，这种特权使得他有“逍遥自在的性感”和“不入流的诱惑力”。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被评论“缺乏导演的直觉，叙事连续性不稳定”。他的第一本小说《最炎热的国度》（1996）出版后没得到什么好评，只有妈妈鼓励他：你虽然不是契诃夫，但这是个开始。
还有他最热爱的戏剧舞台。他1992年在百老汇演契诃夫的《海鸥》，《纽约时报》说他演的康斯坦丁“挥舞着手臂”，丝毫没有表现出“聚焦的、紧张的能量”。《泰晤士报》评论他2000年摇滚版《哈姆雷特》的表演“非常懒惰”，“把一切都拖慢了”。《芝加哥论坛报》说他在2013年的《麦克白》里把麦克白演成了“没有动力的悲剧英雄”。他一直没有得到表演或导演奖项的认可。衰老将至，他担心自己创造力也在消退。他一度无法表演，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可能要就此结束。
那几年里，霍克做过一个梦。他在一家剧院的化妆间，连姆·尼森推门进来祝贺他：“你很厉害，伙计，出去吧，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霍克疑惑着道谢。然后海伦·米伦走进来说：“第一场戏太精彩了。”霍克问：“这是什么戏？”道具师过来说，“别担心，伊桑，你做得很好。”霍克打断他：“不，说真的，这是什么戏？”他看到自己身边有四五件不同的戏服，心跳加速。他想起连姆·尼森差点拿到了《死亡诗社》里老师的角色，又想到连姆·尼森和海伦·米伦下半场的演艺生涯都“出人意料的精彩”，这或许是他们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但他还是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尼森又进来说，第二场戏要开始了。这时霍克惊醒。
“我其实并不太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人生的下一阶段是什么？”大师班上，霍克对着台下的我们回忆。纪录片《西摩：简介》（2015）是霍克的中年危机之作。几年前，他认识了朋友的钢琴老师西摩·伯恩斯坦。伯恩斯坦17岁时获得过格里菲斯艺术家奖，1977年，50岁的他就停止公开表演，专心教学、作曲，编纂了数部钢琴教材。纪录片里，伯恩斯坦87岁，独居，行动不利索，睡一张沙发床；但他依然在不懈地激发学生的创作才华。他和霍克谈创作、勤奋、天赋、教育，讲到动情处，露出孩童般的笑容。“一旦你尝过这种狂喜的滋味，你就再也不会将自己卖给劣质之物，再也不会倾心于所谓的成功，你懂得了这才是生活的精髓所在。你得到了试金石，你可以用它来评判任何其他事物。”伯恩斯坦说。
拍片的过程中，霍克已将伯恩斯坦视作精神导师。他意识到，他担忧的问题并不是他成为艺术家的障碍，而是他成为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原因。正是内心的焦灼促使他不断地创作。
2017年，霍克披上牧师袍成了托勒。托勒去劝导一位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后者向他陈述数十年后气候变化将会造成的全球灾难。“绝望的解药是勇气。”托勒对他说。到了下一次劝导时间，环保主义者自杀了，留给托勒的是雪地里的斧头和脖颈被砍裂的尸体。他打起精神准备教堂250周年庆典，却发现赞助者是破坏环境的能源公司巨头。
霍克成功地以内敛的表演呈现了沉默的托勒内心轰然崩塌的过程。信仰动摇后，托勒酗酒，便血，像是殉道的雅各布，“在漫漫黑夜与天使拼命抗争，每个句子、每个回答都是致命的挣扎。”托勒在日记里写。教堂庆典前，他穿上了环保主义者留下的自杀式炸弹背心。
“看托勒之前，我不知道人的灵魂也会皱眉。”《纽约客》如是评论。凭借《第一归正会》，霍克拿下了多个影评人协会最佳男主角奖。接着，他又在《赤裸朱丽叶》（2018）里演了个过气的、大腹便便的摇滚明星塔克。他发色棕灰，穿着皱巴的格子衬衣，住在前妻免费提供的旧车库里。他的五个孩子分别有三个妈妈，突然有一天得知自己要当外公了，他第一个念头是：妈的，我不可能那么老。但他算了一下，他真的老了，20年岁月都虚掷在酗酒、嗑药、看《法律与秩序》上。
在杰西以后，我们又看到了新的霍克：危机里挣扎到脱力的中年人。没有人会把托勒和塔克当作情人，但他们能引起每一个落魄灵魂的共鸣。霍克觉得，塔克就是《四个毕业生》里他饰演的特洛伊50岁的样子。在角色中直面人生的灰败后，中年霍克与X世代做了漫长的告别。
霍克的2020年计划是将田纳西·威廉斯的实验戏剧《Ten Blocks on the Camino Real》改编成电影《Camino Real》。这部剧1953年在百老汇首演时并未获得好评，只演了60场，但数十年后慢慢有了名气。1999年，霍克曾演过主人公基尔罗伊。他想拍出比巴兹·鲁赫曼的《红磨坊》更有灵性的一部作品，基尔罗伊会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梦幻小镇里遇见堂·吉诃德、爱丝梅拉达和卡萨诺瓦。光是超现实题材就足够他兴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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