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场抗疫,下半场抗病 一名驰援武汉医生的自述

引子

2020 年 2 月 13 日,我踏上飞往武汉的航班,逆向而行,面对的是一个没有硝烟的疫情战场;

4 月 13 日,我走进广州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诊室,逆流而上,面对的是一次与癌症病魔的抗争。

这两个月,命运起起伏伏,心情大起大落。

却也是我迄今为止人生中最难忘的两个月。

一、抗疫

某件事情 1000 天的历史不会告诉我们第 1001 天的任何信息。

2 月 8 日 点燃

这个春节,原本我是计划回湖南老家过年的。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春运停摆,也把我留在了广东。

在武汉封城前,作为广东省新冠肺炎后备定点医院,我所在的医院也很早作出了反应。我是医院医务科副科长,过年期间大家也在制定各种工作流程和方案,分设发热门诊和病区等等。从新闻媒体上,我们也一直在关注着疫情的进展,看到国家开始出动全国医务人员支援武汉,自己内心的火种也不断被点燃,我也好想去武汉。

2 月 8 日,我们医院终于接到了驰援武汉的通知。我第一时间报了名。可当时一共就 3 个名额,我因为专业不对口(消化内科)而没能入选。内心真的是很遗憾。但我想,如果还有机会就好了,我真的很想去前线。

这不是头脑一热的想法。我知道开始挑选的都是对口专业的同行,我也有过自己这个专业去了能否帮上忙的担心。不过后来在朋友圈看到,自己的老师、中山六院消化内科主任郅敏教授已于 1 月 29 日就赴武汉前线驰援。我特别给老师电话咨询:作为一名消化内科医生,我们如何在疫情中更好地发挥作用?通过沟通了解到,目前武汉的医生缺口还是很大,虽然老师专业也不是完全对口,但和专科医生在一起工作,也逐渐熟悉和适应了起来,而且一些合并消化系统应急症状的患者,其实我们也能发挥我们专科的优势。榜样的力量给了我不少鼓舞,驰援武汉的决心也愈发笃定。

2 月 13 日 出发

2 月 12 日晚 8 点,心心念念的机会终于来了。广东省第十四批驰援武汉的命令下达,医院开始启动又一轮人员招募。我第一时间给院长书记发了请战书,强烈要求前往一线。当时全院有 300 多人报名,特别踊跃。

2 月 13 日凌晨 1 点,医院经过慎重筛选、权衡,最终根据大家的专业、身体、家庭等情况挑选了 60 名精兵强将(15 名医生,45 名护士),我终于如愿以偿入选。

从收到通知到集结号吹响,仅仅一个晚上的时间。除了先生,我没告诉其他家人。女儿在国外读书,母亲年事已高,我也怕徒增她们的担忧。先生当时反应比较强烈,反对我去前线。他不是医务工作者,那些日子通过媒体也知道了一些前方的情况,除了对于病毒传播、疫情严重性和物资短缺的担忧,他更多是认为我并不适合。也是不凑巧,就在一周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年期间为了疫情一直忙碌也没怎么休息,我患上了突发性耳聋,一侧耳朵耳鸣、听力下降,那几天也在接受着输液治疗,虽然有所好转,但还留有一些症状。怕领导知道不让我去,我没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后来到了武汉之后他们才知道的。

说实话,我也知道当时的情况,但我真的没有把生死看得那么重。这不是说大话,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记得有医务人员说过,“若一去不复返,便一去不复返”。这也说出了我的心声,作为医者,在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顾虑,就是想怎么快点帮帮武汉的患者,跟大家一起渡过这次难关。

但是先生还是很担心,一直在我旁边劝我,本来就没几个小时休息,这下也彻底睡不了了。当时医院的领导和后勤部门还在通宵达旦地给我们准备随行防护物资,也是一夜未眠。问了一下人事科科长,说让我们做好战斗一个月以上的准备。看了看武汉的天气,随便装上了两件羽绒服,把好多年都没动过的秋衣秋裤也塞进了行李箱。

早上 8 点,我来到了医院,见了院长和书记。因为这次出行,我不仅是队员,还是60 名成员大部队的领队。其实作为医生,我早就从各方面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基本没有什么恐慌,但要是做这个领队,真是有些诚惶诚恐。院长书记也猜到了我的担忧,跟我说的最多的是:我们不担心你们的能力和态度,但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一定做好防护,把 60 名队员毫发无损地带回来。

说心情不紧张那肯定是假的,除了救治护理之外,院感防控也是此行的重中之重,如果防护物资不到位,就像上战场没有武器,这怎么行呢。但我知道,医院虽然也面临着承担着当地新冠防控的压力,但为了我们几乎把所有的家当都拿出来了。负责物资的副院长跟我说:放心,你们出发后还会继续组织募捐,物资方面尽全力做好保障。

中午 11 点,在医院的门诊大厅,区长、校长、院领导等简单地为我们举办了壮行仪式,我们就准备出发去白云机场了。我先生看起来还是没能释怀,仍在气头上。上车前,我跑到他身边说:抱抱我吧。看他没反应,我伸手抱了抱他,赶紧跑上了车。

后来,从朋友口中得知,我离开后,这个硬汉担心得嚎啕大哭。

2 月 13 日 到达

在前往机场的路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作为队伍的领队,我内心是忐忑的,自己没有带领这么多人的经验,面对的还是一个未知的战场、敌人。院领导的支持给了很大的支撑,出发前,就组织成立了临时党支部,院长在去往机场的车上,冷静地给了我很多建议,例如要像在医院那样有工作方案和领导小组,将人员化整为零、分组管理。这一下子也点醒了我,我心情也渐渐平复下来,路上就分好了4个小组并定好组长,第一时间建好微信群组,以便于管理和沟通。

晚 7:00,飞机平稳落地武汉天河机场。来之前虽然也想过可能的场景,但只有真正来到这里才知道武汉封城后真实的样子。平时人头攒动的繁忙场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只有机场大厅里各地前来驰援的“冲锋衣”队员和工作人员,连说话的声音都显得特别空旷。路上也几乎都没有私家车……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这是一座被按下暂停键的城市,也是一座亟待拯救的城市。我也能感受到同行小姑娘们的紧张情绪,有的人已经默默地戴上了 N95 口罩。

真正来到了疫情中央,就意味着我们要从一腔热血走入实战阶段。当晚到达驻地酒店后,一分好房间,我就赶紧组织大家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制定了对内工作管理方案,成立了医疗救治、护理、院感防控、物资、后勤保障、宣传等6个小组,其中重点一定是要把防控先做起来。虽然出发前我自己对感染本身没有特别担忧,但来了之后我意识到,现实情况根本不允许有一例感染的情况发生。因为这将意味着整个队伍都要停摆,这是实实在在的压力。

2 月 14 日开始 战斗

挑战

特别特别让我焦虑的是,我们第二天可能就要进入病区了。当时情况确实也非常危急,不是我们等患者,而是患者等我们。前一天武汉因为检测力度加强就出来了一万多病例。可队员们的防护安全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很多队员都特别年轻,不是来自感染、呼吸、重症专科,没有实战经验。半夜接到通知,第二天就出发,防护服穿脱根本没来得及培训。还好后来通知晚一天进入病区,给我们留出了学习和准备的时间。第二天,来自武汉市第一医院呼吸科还有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的两位教授,专门来给我们做了防控培训,下午大家分组进行训练,不合格的要专门揪出来反复练习。

还让我紧张的是,我们对口驰援的武汉市第一医院虽然给我们配备了防护物资,但有的物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有的不太合格的也需要我们自己调换。当时的情况,能有物资就很不容易了,也是为了保障外地驰援队伍的安全竭尽全力。所以,遇到问题我们没得选择,只能靠自己。

另外,因为当时驰援武汉市第一医院的有 10 支队伍,共同组成了一个国家联合医疗队。后来医疗队组建了一个联合医务处,我所在的队伍并不在核心成员内部。而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是刚刚集结的队伍,规章制度、流程等都还不成熟。作为领队,如果这些重要信息了解滞后,肯定也会影响往队员内部的传达及时度。这让我感到很无助,但我一定不能让队员们察觉,需要自己想办法。

第二天,我联系到了联合医务处的处长,说了我自己的担忧,表达了加入这个团队微信群的请求。处长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这下我的心又定了一些。毕竟在这里,能及时知晓最新的规章制度、流程,交叉查房,还有定点医院的救治情况,这样能不断优化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而我也能及时将这些重要讯息传达给我们的队员们。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因为除了能及时了解各种管理制度,更重要的是通过交叉查房,利于队伍之间的取长补短,临床诊治效率和质量也得到了不断的优化。

安全

回想一下,前两周应该是最困难的时候。

从接到命令开始,我脑子里“安全”这根弦,一直绷得很紧。

15 日队伍进病区后,仅 4 个小时就收满了 36 位患者。我能感觉到大家的紧张、害怕。我是 17 号进的病区,我发现当班护士在做完护理后很多时候是留在护士站,当时大家对病毒还有疾病本身的了解程度不够,紧张的心情也能理解。从平时生活也能看出来,基本上进了酒店房间就不出门了。

针对大家开始的紧张焦虑情绪,团队也一起商量了应对办法。一些反应比较明显的队员,例如体温偏高、胃肠炎、眼睛干涩的,我们要求小组长必须及时汇报,还有是心理原因的,就先调整到后勤组,而一些感染、呼吸、重症等对口学科的党员,无论专业还是心理承受力更适合一些的,先冲锋上战场。这些孩子都很懂事,像留在后勤的每天给大家洗手术衣的工作。早期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洗,那时下着大雪,水是刺骨地冷,但没有一个人抱怨,都是任劳任怨的。

不过,有的队员的紧张焦虑情绪还是比较严重。我们有个队员,一米八的大个,很壮实,有一次我们给队员做心理评分测试时才发现,他的得分特别高。这时,跟他平时相熟的医生才说了实情,说他整晚都睡不着觉。我们赶紧组织了前后方配合,前方大家给了各种关怀,一对一帮扶,让平时跟他个人关系较好的队员陪他多散步、跑步,我也吩咐大家有好吃的一定多给他留一份,后方让科主任多多鼓励他,并在与区政府视频慰问时,特意安排他和爱人孩子视频连线,这样的双管齐下,让他紧张、焦虑的情绪慢慢得到缓解,后来也不总是关在酒店房间里了,也经常出来活动,越来越开朗,在群里的发言也越来越多。

我怕那些留守的后勤组队员有什么顾虑,每天早上都去查查房,问问他们的情况。所以这些小姑娘跟我感情特别好。后来都是主动跟我说:李主任,我现在没事了,你千万别告诉家里人,我真的很好,我想去病区工作。病区的男护士长,前后去了病区20多次,是全队次数最多的。后来他跟我说,其实进去的目的也不是一定做多少事,但只要他去,大家心里会很“定”,这也是一种引领的作用。

除了队员的安全,患者的安全是我们更大的担忧。我们其中很多人并不是对口专业,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在排班上,我们是分组管理,每组必须配备两位相关专科医生。同时,因为早查房这个班的重要性,更是必须要保证。另外,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型病毒和疾病,所以知识的更新也必不可少。从第 4 个晚上开始,我们就开始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六版)》的学习。紧接着第七版,呼吸机的使用需要全科培训,要求人人过关、烂熟于心。针对一些我在群里看到的别的病区的疑难病例,有时也会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看看别人是怎么治的,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哪些我们要加以注意。

伙食

工作刚捋顺了一些,新问题又来了。

那就是伙食。一方面,队员大部分都是广东人,武汉这边偏辣偏咸的饮食习惯一时适应不过来。我观察到,驻地酒店是配备了厨房的,所以我赶紧跟相关人员商量,是不是可以用一下厨房给队员们改善一下伙食。解决了厨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食材。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碰到了下沉干部在给附近居民送菜,得知我们是驰援武汉医疗队的成员,并且也有送菜诉求后,他们当下表示非常愿意帮忙提供食材。让人暖心的是,志愿者不仅按我们的清单给送来了菜,还特别帮忙带上了葱姜蒜、调料,还买了几个大萝卜,特意嘱咐我们,要多吃生伴萝卜,因为对于预防病毒可能有用。所以说,条件虽然艰苦了点,但这些人和这些事,特别暖心。

另一方面,我们吃的都是盒饭,刚到的时候,武汉的物资供应相对紧张,对有些男队员来说,营养、份量上也是有些供应不足。一次,我碰到一位人高马大的男队员,看他愁眉苦脸的,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吃不下。我说正好厨房有饺子,给他煮了顿饺子。他吃完开心地跟我说:李主任,我第一次吃饱了。这话听得我直心酸,是我对大家的关心还不够啊,所以特别跟后勤组组长说,以后有好吃的记得多给他留点,他平时不爱吭声,但其实都没吃饱。因为这碗饺子,我们也结下了战友般的情谊。后来得知我生病后,他专门给我发信息:李主任,你好点没有?你一定要好起来,我们都在等着你,我还要你煮饺子给我吃。

医患

好几位队员都曾跟我表达过,在武汉度过的这 40 天,是他们作为医护人员来说最开心、最有成就感、最被认可的时光。

开始的时候,由于疫情形势的严峻,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患者,还有患者背后的家庭。因为,武汉人民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有的家里老伴已经不幸因新冠肺炎离世,有的是家里5个人分在4家医院,都在与病毒进行着战斗。还有一位老知青,跟护士们互动很多,非常开朗,基本上每天一首诗,还写了很多感谢信。他的乐观向上,也在积极地影响着其他病友还有医护人员。

一开始对病毒不熟悉时,大家进入病区都比较紧张,随着工作的日趋完善、有序,我们跟患者也越来越熟悉,从开始聊病情,聊起居,也逐渐开始聊家常,缓解着彼此的紧张和焦虑。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同样需要他们,他们病情的走向,也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作为医务人员,由衷地想要去帮助和关爱他们,而他们反馈给我们的也是正向的感激和尊重,所以每位患者出院时大家都很不舍,像是家人一样了。虽然刚开始大家还有这样那样的担心,等真正接触到了这些患者,与他们越来越亲近,脑海里想的都是,怎么帮帮他们?

面对新冠肺炎这样一个新的疾病,我们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除了严格按照国家诊疗方案对病患进行救治,我体会,对患者的评估也非常重要。实时评估,注意病情变化。有一位患者一直高热不退,但当时还没达到重症的评估标准,后来我到病区看他,发现他连话都不能说连续,半卧位都躺不下去,所以我们及时评估和调整治疗方案,按重症的处理原则进行积极处理,经过无创通气+激素+丙球等处理方式,第二天患者体温就降下来了,而且接下来一天比一天好。

我觉得,2 月 27 日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因为那天,我们分管的病区第一例患者治愈出院,这带给我们莫大的鼓舞。后来,在我们多学科协作、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患者陆续出院。到 3 月 3 日我们跟后方领导视频连线时,已经有9位患者成功出院。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渐入正轨,愈加有序。

清零

说实话,在武汉的 40 天,我基本上没怎么真正放松过。因为不同阶段我面对的、要传达给队员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早期是适应和防护,中期是心理和生活,后期是收尾和总结,站好最后一班岗。我是一名领队,带领的是好几十名队员,而这背后,是几十个家庭沉甸甸的信任。

有一次跟后方视频连线,一位队员的岳母也在线上,她在屏幕上见到我对我喊:李主任,我家汉文还没有见过他女儿呢,就多拜托您了。这位博士出发时,他爱人怀有身孕,即将临盆。那一刻,听着这个嘱托,我立刻就流泪了,我说我一定做到。我知道,这个声音其实代表的也是其他的几十个家属的心声,我得对 60 个家庭负责。

平时,为了让队员们减轻压力,我很少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脆弱的一面。虽然后方领导们一直在给各种各样的鼓励和支持,但在前线,大部分时间还是要靠自己。面对一切未知的领域和战场,我根本没有时间绝望和抱怨,只能告诉自己:冷静,办法总会有的。

包括 2 月 27 日第一例患者治愈出院后,大家的工作日趋稳定有序,但我知道,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容易出问题的时候。防控方面更要常抓不懈,无论是患者管理还是我们自身安全,一点问题都马虎不得。病区休舱后,武汉的樱花开了,很多90后年轻队员想去看看。这些孩子这次表现得特别优秀,之前都没来过武汉,这个要求也不过分,我也很纠结。但为了团队纪律,我还是狠了狠心拒绝了,但我想,明年把口罩摘了,我们再来武汉,再给她们好好拍几张美美的照片。

真正有那么一丝放松的时刻,是 3 月 18 日那天,我们接管病区的最后一名病患治愈出院,正式“清零”。说起那一刻的心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就是莫名的紧张和担心,生怕最后时刻掉链子。清零后,我们看着空荡荡的病区,竟然还有些不适应,原本曾经设想过的一幕竟然真的来到眼前了。另一方面,心中也满是感慨,面对新冠肺炎这样一个从未见过的敌人,我们最终取得了圆满的胜利,实现了“五零”——零病亡、零复阳、零事故、零投诉、医护零感染。

晚上跟胡书记视频时,他跟我说:感谢你,你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我赶紧说:打住打住,只有把 60 名队员毫发无损地交到您手上,才敢说任务完成啊。

3 月 23 日 回家

虽然从 3 月 21 日就接到了准备回程的消息,但由于我们所在的广东省医疗队有300 多人,为了顾及大家的时间,最后定下来 23 日回家。

很多队员激动得 22 日一晚上没睡。我也是。

大家的情绪很复杂。很多队员跟我说,真不想马上回去,还想呆在这里。这段时间也是我们医护人员感到特别幸福的时光。随着武汉这座城市的渐渐复苏,我们跟她的情感也越来越密切。不舍、激动、骄傲……百感交集,难舍难分。

除了这些,我还特别感受到了一种跟党之间关系的亲密。这不是一句空话,是我一个党龄只有一年多的新党员的切身感受。这次组建的临时党支部,平时的主要活动就是发展新党员和党建的学习。很多积极分子在这次疫情期间都表现优异,火线入党;很多老党员,凡事冲在前面。说实话,之前我总觉得好像自己跟党的距离有些“远”,但这次抗击疫情的经历,不断加深了我对党的认识和感受。

想想我们刚来的时候,医务人员还只有 2 万多,很快这个数字就增长到了 4 万多。本着一颗医者的仁爱之心,大家义无反顾,逆向而行。没有人在意自己的生死,也没有人在意利益得失,在这一刻,我们的凝聚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我想,这只有在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实现。我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这一刻能成为奋战的一份子而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我觉得我还越来越自信了。我之前虽然有消化内科和医务科副主任的任职,但实际带队的经验基本没有。这次带领着 60 人的队伍,圆满完成任务,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次职业生涯的完善,一次难得的实践锻炼,我很欣喜地看到了自己的成长。

如果说这 40 天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幸福感增强了。我还特别跟队员们说,你们赶上了一个幸福的好时代,这次的经历值得一生铭记,这也是一次难得的锤炼自己的机会,我们都在自己的成长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抗病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

4 月 10 日 确诊

没想到,回去隔离结束回家才两天,老天爷对我的锤炼就来了。

在隔离 14 天期间,我们所有队员一共接受了3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我都是阴性结果。但是大家还是不太放心,毕竟有的队员家里孩子还小,就怕自己是无症状感染者,所以我们 4 月 6 日隔离结束后,院领导特意送给我们所有的驰援队员一项福利,那就是全部进行胸部 CT 检查。不受医院“体检套餐”的年龄限制,我想了一下,我也做一个吧,毕竟还是CT更准确一点。

4 月 8 日我做完 CT,当天放射科主任就联系到了我,委婉地跟我表达,肺部有阴影,普通 CT 看不是太清楚,最好还是补做一个增强 CT 检查。我也没多想,补做就补做呗。当时我已经定了回湖南老家的票,毕竟母亲年岁大了,这几个月我也挺担心她的,检查也不差这一两天了,9 号我就回了一次老家。

4 月 10 日,我补做了增强 CT 检查。当晚,院长、党委副书记、人事科科长都来到了我家。我突然意识到,好像问题有点严重了。

我自己就是医务工作者,我应该是冷静、客观的,毕竟我父亲是因胃癌去世的,从家族肿瘤基因遗传的角度我有一定风险,包括我作为消化内科医生,对于这个是有心理预知的,但说实话,听到消息的第一反应,很复杂,愕然、沮丧、难过……怎么会是肺癌呢,而且还是左右两侧都有、多个小结节,我平时身体很好,一点症状都没有……本来隔离的时候我还想,疫情结束后,要好好享受生活、投入工作,我想过好每个平凡的日子,我想好好休息,我想去跑步,明年还想再参加一次马拉松,我想元气满满地继续投身我热爱的医学事业中……老天爷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

我身边的人知道这个消息,第一时间都是难过,先生、姐姐、领导、同事,很多知道后都流泪了,一下子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说到这,我也是真心地想感谢我们领导,他们对我是真的关心,不是作为一种官方的关心,我能感觉到是从内心真的心疼我的那种。在来我家的路上,领导们心里也很难受,也不知道该如何告诉我这个消息,但他们也冷静思考,最重要的还是怎么跟我一起扛过这一关。所以,在告知我消息后,他们就帮我一起分析,给我几个接下来的选项,找的都是目前业内知名的肺癌诊疗领域专家,他们都有各自的专长和建树。

我从想不通到调整过来,用的时间不太长。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沮丧、抱怨、难过都无济于事,无论我焦虑与否、怎么焦虑,它还是在那里,我干嘛要焦虑呢?经过短暂思考,我表示,我不想去外地,这个也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对于专家来说都是常规病了,因为现在肺癌也的确是很高发。不过,我对肺癌也是真的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我所在的消化领域与胸部疾病领域专业差别也比较大,对我来说基础知识都显得比较陌生。但我知道,对于肿瘤来说,评估病变侵犯范围、程度,了解病理具体情况,具体术式选择,还有预后评估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最终选择了由钟南山院士等领衔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院领导第一时间帮我联系了呼研所的何建行教授。据说他带领的团队每年手术量近 6000,独创的“肺癌个体化微创治疗”可以让患者快速康复,就像何教授的名言“治愈早期肺癌,比治好感冒还快”,我想我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了。4 月 13 日周一我就进行了初诊,15 日周三入院,18日周六手术,22 日出院。如果不是因为我自己提出在医院再理疗一段时间,我可能更早就可以出院了。现在,我除了还有点阵发性干咳、深呼吸伤口还有些微牵扯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感觉了,我甚至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位患者了。

4 月 13 日 初见

因为何教授工作非常繁忙,10 号院领导帮我联系他之后,我是 13 日周一一早得到的准确消息,下午在呼研所终于得以见到。

来之前,我在网上大致查了一下何教授的履历,有了个初步了解,不过见到他时好像还是有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他刚下手术,还穿着手术衣、戴着手术帽,笑容可掬,一下子就觉得拉近了跟大专家之间的距离,特别亲切。他带着学生们一起看过我的片子后,对我说:“你平时身体应该很好,可能感冒都极少。”我都有些纳闷,他咋知道的,事实的确如此哦。他还半开玩笑地告诉我,他知道我刚从武汉回来,他们也在做相关的研究,看这次驰援武汉的队员们会不会有一些特殊表现等等,说不定我这个就是一个新冠肺炎的特殊表现呢。我知道,何教授其实这是在安慰我,他见过那么多病例,肯定一看就知道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儿了,但他也是为了抚慰一下我,所以用这样放松的方式。

15 日周三入院后,我接受了各种术前检查。我一直也没能跟何教授有交流的机会,因为他是真的太忙了。我入院后,每天中午见到他身着手术衣来病区医生办公室吃饭,每次对面或旁边都有学生或者医生拿着电脑在跟他探讨问题,我实在是不忍心过去再打扰他了。有时他还要做网络课程或全球抗疫直播,我也参加过一次,他专门介绍了肺癌个体化微创治疗,听完也对治疗本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信心也更足了。

我的主管医生王炜教授告诉我,手术暂定周六,何教授会亲自给我做,而且他所有手术都会亲自确定手术方式,会经过全盘评估后才会定下来。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竟然他会亲自给我做,而且还是周末。王医生却不以为然:他经常都会周末回来做手术的。王医生又非常详细地跟我介绍了手术注意事项,包括静脉全麻,不需要气管插管,术后也不需要留置胸腔引流管等任何通道,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而且如果是只做一边的话有的患者甚至是自己走回病房的,一般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出院等等,我简直是惊呆了!“听您这么说,就好像我们摘一个肠道息肉那么简单?”王医生笑着对我说:“可以这么说。这是我们何院长独创的不插管肺癌个体化治疗,从患者的术前评估、麻醉方式、药物到手术方式、术后康复等,最终目标是患者利益最大化。”从他的言语中我也能感受到,他对何院长的尊重、敬佩,以及身为团队一员的骄傲!

4 月 18 日 体验

17 日晚上 7 点,程护士过来了,搬张凳子坐在我床边,非常详细、细致地给我进行术前宣教:交叉配血,深静脉血栓的防治(特别提醒我要买弹力袜,以预防静脉血栓的形成),因为这个是微创手术所以不会留管,术后醒来后两个小时,就可以喝水下床,术后可以扫码到康复网站进行肺康复的锻炼等等。态度和蔼、言语温柔、条理清晰、细致耐心。以至于我在听完后特别看了看她的胸牌,因为我打心底里感谢和佩服她,所以很想知道和记住她的名字。

上午 9 点,我穿好弹力袜,轻松地步入手术室,没有一丝恐惧和担忧。手术进展得非常顺利,从麻醉到结束只有一个小时。当我被送回病房后,很快就清醒了。当时只是感觉上颚部吞咽有点疼痛,我摸了摸左侧胸背部皮肤,只在左侧乳房下面感觉到有一小块敷料。我试着活动了一下手脚,翻翻身,感觉跟平常没什么异样。3小时后,护士就撤掉了心电监护,我试着坐起来喝水、下床活动、抬举双手,只是在深呼吸后伤口有点隐隐作痛。我姐姐高兴不已,说:“真没想到这么大的手术,你就可以活动自如了。”我打开手机,回复各种问候的信息,朋友们很惊讶我居然这么快就说话中气十足,甚至问我:你到底做了还是没做啊?晚上接到大学同学的电话,他们问我身上是否留有胸腔引流管、镇痛泵时,我说什么管都没有,只是胸前有个小伤口,他们连连称赞何教授的水平的高超!

术后第二天早晨,我胃口特别好,居然把一碗瘦肉粥都美美滴吃光了。王医生过来查房之后,我向他汇报了一下情况,经过两次雾化之后,吞咽疼痛明显好转,但感觉平卧时左侧背部还有些牵扯疼,接着王医生给我安排了康复理疗。查房之后,护士们过来给我进行伤口红外线照射促进愈合,康复科的周伟凌医生过来,用中频治疗仪给我背部进行治疗,很神奇哦!当晚平卧就已经明显改善。在这里不得不夸夸这位周医生,第二天再次做治疗前,他拿着 3D 解剖图谱给我详细地讲解为什么手术后可能会出现胸背疼痛以及治疗策略,经过两次手法和物理治疗后,现在背部基本缓解了。

手术后第 4 天,除了深呼吸伤口有些牵扯、阵发性干咳,还真说不出有什么异样了。经过王医生的认真评估后我顺利出院了。

虽然之前宣教王医生还有护士都跟我说了个体化微创治疗的优点,但只有亲身体验过之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其中的真谛。我现在面色红润、底气十足,对自己未来的康复也更加有信心。就像我跟王医生说的,我真是感觉我每一分钟都在进步。

4 月 22 日 感悟

作为一名在临床工作了 20 多年的医务工作者,这次得病治疗的经历,也让我难得的做了一次患者,亲身经历和感受一下。

何教授的团队还有护士、康复科医生等等,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时刻以患者为中心、患者利益至上”的工作内涵和行为准则。无论是手术方案拟定,手术流程简化还是手术方式的优化,还是护士宣教、康复指导,每位人员都在用各自的专业角度,在每个环节、每个步骤上将用心做到了极致,这样的专业性传递给患者的,也一定是信心和信任。只有这样,患者才会感受到你的专业性,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本来就是你的专业,本来就有这个自信。患者对我们有了信任,才会放心地把自己交给医护,依从性才能真正提高,医患配合才能更加高效。

这次体验,我特别体会到了“感同身受”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当我是一名医生的时候,看到的患者的痛苦,听到的患者的倾诉,都是停留在感官上,而在我真正地成为一名患者之后,才体会到了从心理到身体等各个方面的改变,上升到了体感的高度。所以,在呼研所接受治疗的这段经历,让我对未来自己工作的改进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思考。

首先,护士们的术前宣教、术后指导,通俗易懂、耐心细致,我相信就算是非医护人员、普通老百姓也都能听懂。当患者有疑问时,护士采取的方式也是不卑不亢、合理明晰,让患者能理解和认同。我记得我右侧颈前有一块3M的胶布,平躺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身体往左侧转动时就会有些牵扯痛,所以换敷料时我就跟护士反映了一下。护士是怎么做的呢?她消毒后,准备贴敷料之前,跟我说脖子尽量往左边转,往左上方看,这时右侧的颈前肌肉就是一个拉紧的状态,这时她把敷料贴上,这样我再回正常位时就是一个松的状态,就不会有牵扯痛了。所以说,护士更多时候并不单纯只是执行医嘱,而是她们对专科的认识也不断提升,这样护理时才会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她们自己有这个自信,自然也会把这些正向的信心和信任传递给患者。护士的专业负责,也会更好地弥补医生因繁忙而来不及照顾所有患者的空缺,医护共同进步,也会更有助于医患关系的改善。

另外,这次我认真地做了一次患者,也从这些手术还有术后各种方式的优化中学到了很多,我也想把这些更好地运用到自己未来的工作中。像我术后接受的缓解上颚部吞咽痛的雾化治疗,其实我们做胃肠内镜治疗时,有时我的患者也会有一些喉咙不舒服等情况,未来我也可以把雾化做起来,亲身体验后发现真是效果非常好。另外,传统开胸手术对患者的创伤真的很大,现在换为胸腔镜,加上无管化,真的是切实减少了患者痛苦和感染的风险。其实放管最主要是怕有感染或者出血、气胸、漏气那些情况,如果经过术式的改良,能避免放管,那对于患者来说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因为放管本身,除了患者自身痛感增强(放管对黏膜会有刺激,所以放管会更疼)之外,对患者心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如果让无管与有管达到一样的效果的话,肯定是无管的损伤更小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我想,未来我们在胃镜下一些手术后,也会考虑不放胃管,因为放胃管无非是怕夹子松掉或者出血和感染风险,如果术中把该做好的都做好,创面处理好,利用最佳体位,让胃酸对创面没有刺激,相信对患者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何教授不放管的这一点让我感受特别深刻,真是体会到了“患者利益至上”的真谛。

还有就是,这次何教授团队还有护理、康复等科室互相之间的配合,让我也体会到了多学科协作的重要性。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更多关注了治疗本身,而忽视了护理、患者生活质量、康复等的重要性,实际上这对于患者的感受、自信甚至是手术效果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像康复理疗与外科治疗的结合,能达到与药物等处理一样的效果,还能减少一些副作用和并发症,缓解术后疼痛,何乐而不为呢?

何教授这个团队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患者利益至上,同时把细节做得非常到位。像我离开的时候,本来还在担心,何教授那么忙,以后复查什么的找不到他怎么办呢?结果出院的时候,直接是给每位患者一个流水号,拿着这个号,整个术后随访就能很便捷,当时通知我 5 月 18 号复诊,而且何教授亲自给我做的手术,管理他也会亲自跟进,真是把全程管理做到了极致!这对患者来说,真是吃了个定心丸,让患者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出发前我查资料的时候,注意到何教授曾组织成立了广东省明医医疗慈善基金会。“明医”,这个说法很直白。来到这里,经过了完整的治疗之后,我才是真的体验到了“明医”的真正内涵。这是一份光明的事业,为患者解除病痛,为世界带来更多光明。而且,何教授不仅仅是他个人,也更是把这个理念传递给了更多的学生,不断将明医的精髓传承下去,培养出来一代又一代的明医,不断给业界输送宝贵的人才。我想,我们每位医者,都有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也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明医”。最终,涓涓细流,汇成浩瀚大海。

尾声

这两个月,对我来说,跌宕起伏。这是我人生中普通的两个月,也是特别难忘的两个月。

我觉得我挺幸运的。虽然生病这个事情看起来有点遗憾,但抗疫的精神一直指引着我对抗病魔的信心。而且,要不是这次抗疫,我想我可能还要很久才会知道得病的事情。虽然每年医院都会组织体检,但影像套餐里我从没选过CT这个选项。主要我身体一直很好,去年还去肇庆跑了个半马。所以也没在意过这些。这次如果不是因为去了武汉想看看肺部是否有肺炎感染,我想我仍然不会选择做这个检查。现在发现的还早,我还能更早就加以干预和治疗。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挺感谢这次抗疫的,所以我说我挺幸运的。

虽然抗疫结束时,我们都信誓旦旦地说以后要好好享受生活,过好每一天。但我想,也许真的回到日常,回到工作岗位,我仍然可能会“好了伤疤忘了疼”。而这次得病,让我对生活、对工作有了很多明晰的思考,我想,我的心境愈发平静、豁达,因为,我的所得远远多于所失。

我有一个女儿,她今年毕业了。国外疫情也逐渐爆发之后,本来她爸爸也劝她回国。但她希望能在那边找工作实习。我觉得平时再怎么说要独立、坚强,其实现实面前都有些苍白。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考验她的时候,我告诉她,假如能正确面对这个疫情,做好防控的话,我不反对她留在那里。反而,因为她的国家抗击疫情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还有她妈妈我去武汉的经历,也对于她在异国他乡帮助其他同学更高效地抗击疫情起到了非常正向的作用。我们说父母就像一面镜子,你做得怎么样,也会直接影响到孩子。

我手术那天,也是我的生日。手术前,我收到了女儿远程给我网购的一束鲜花,同时女儿还给我发来了她对我的鼓励。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她长大了。

让我们共同祝福李老师,祝愿她早日康复,再次走上她热爱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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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供图:林子钰AME Publishing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