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隐秘地图之:城南,当发生过的都变成传奇

本文导读——

城南旧事,从张九成遇狐仙(女鬼)开篇,到劳动路上飞出的金凤凰杭州制氧厂作为一个断点,千年历史,在顾志兴的笔下潺潺流出,仿佛就在朝夕之间,而那些人和那些故事,慢慢也就成了城市传奇的一种。

比如张九成的故事,也许确有其事,只是在口耳相传中渐渐变成了一种神迹,但这增加了故事的魅力。

鲁迅和周作人祖父吃官司的故事,在鲁迅的文字中流露过痕迹,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却不知道,而这事原来就发生在杭州的城南,鲁迅对杭州的态度会不会和这个童年记忆有关?

杭州孔庙、浙江学政署的三个官员……这些还有痕迹的,和已经荡然无存的人和事,它们编织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厚度,而因为还能有迹可循,我们的城市才如此鲜活。

这城市还在成长中,在未来,今天也会是一种传奇。(李郁葱)

正文从这里开始——

杭州隐秘地图之:城南旧事

顾志兴/文 谢亚玲供图

这里说的城南,是指五代术士(风水先生)对吴越王钱镠说的腰鼓形的老杭州城。靠近清波门和涌金门的老杭州城的西南边,这里本有一条来自西湖流福沟和吴山山水的河,因为北宋起浙西南转运司衙门在河的北端,就得了一个叫做转运河下地名。这条运司河流淌了千年以上,到1936年,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时,这条流淌千年的运司河因为管理不善,成了一条龙须沟式的臭水沟。黄绍竑接受工商界人士和当地居民的意见,动员省府下属的各厅处公务人员义务劳动,自己率先脱下上装卷起裤脚参加填河劳动,填平后由市政府工务局修成一条马路。事后有人建议将此路命名为黄公路或季宽(黄字季宽)。他想了想说,就叫劳动路吧,这条路是由公务人员动手填平的啊!这就是劳动路的由来。

1.杭州府衙狱中的两个“斩监候”

张九成是南宋绍兴二年(1132)壬子科一甲一名,即是头名状元,凌景夏是同科的榜眼,两人又是最要好的朋友。根据宋人《玉照新志》的记载,张凌两家同住在清湖河(后名浣纱河)。有天晚上,张九成和凌景夏在河边散步,见一衣装华美的女子前行。两人少年心性,就紧跟其后,但不管紧步慢步,总落在后面,未见此女真容。行至空旷之处,此女回眸朝二人嫣然而笑。张、凌见是绝色美人。正欲上前搭话,只见那美女缓步凌波踏水而至东岸,二人骇然而退。关于地点,晚清的丁丙据有关史料运司河有凌家桥,乃是凌景夏家所建,凌家即居于此,认为这个故事发生在运司河上。这大概是运司河这条小河上的最早故事,发人遐思。

北宋杭州州衙在凤凰山吴越王旧宫。历经一百多年,到元祐间苏东坡任杭州知州已无昔日壮观风貌,有的还成了危房,压死了人。宋高宗驻跸杭州,看中了这块地方,要建皇宫。这样杭州州衙也就是后来的临安府衙就迁到运司河南端稍西的地方。

运司河南原河坊街486号,曾经是浙江省电力设计院的办公地点,这座红楼人们并不陌生,原是清代杭州府衙的所在地。马路对面有条街叫府前街(现在成了一条小巷)足以说明问题。河坊街西头在宋代是条河叫流福沟,与运司河相连。清初著《长生殿》的老杭州洪昇曾经说过一个杭州掌故,说是杭州有三怪,即是金沙滩的三足蟾、流福沟的大鳖、雷峰塔的白蛇。明隆庆年间三足蟾为方士所捉,大鳖为屠家钓获。前几年扩宽河坊街西头马路,埋没下水道,流福沟河床尽露。附近老百姓听说了都跑去看,我也去了,问工人可发现大鳖?说未见,大概真的钓去了。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在杭州府衙的监狱里曾经关押过两名“斩监候”犯人,即是判处死刑,待秋后处决杀头,结果都没有杀头,死里逃生。

第一个“斩监候”是余杭被褫夺举人身份的杨乃武。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人们都很熟悉。第二个“斩监候”是周树人(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周福清是进士出身,做过知县,后来任过内阁中书。光绪十九年(1893)因母丧丁忧归里。第二年是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章是福清的老朋友。有了这层关系,周福清受了亲朋故旧章、马、陈、孙、顾五姓人的撺掇和请托,写了一信给殷如章,将这五姓人家送的一万两银票封入信内,派人赶到苏州殷如章的必经之地呈上书信,以期买通关节,让这五姓子弟高中。结果事发,光绪皇帝给周福清的处分是“斩监候”,就是关在监狱里等杀头。据说周福清一直在杭州府狱中关了八年都没有被“斩决”,最终在老同年刑部尚书薛允升的救援下,获释出狱。

鲁迅和周作人在探祖父监时,可能在运司河边留下足迹。心情不好,不会留下有太多的印象。

2.文化圣地临安府学和孔庙、尊经阁

据知,杭州历史上至少有七座孔庙,即是杭州州学、太学、宗学(皇室贵族子弟)、临安府学、钱塘、仁和县学、万松书院(敷文书院)等七所学校都有孔庙,这是从北宋算起的。北宋杭州州学在通越门外(今凤山门一带),苏东坡第一次莅杭任通判,曾督促试官,不要忙于看潮,要抓紧阅卷,门外的士子们正伸长脖子等着你们的阅卷的结果呢。此事就发生在杭州州学里。

宋绍兴元年(1131)杭州府学从通越门迁到了运司河凌家桥西的慧安寺,利用这座庙宇改建成了府学。初建的府学,场地狭小,不敷使用。可那时皇帝还挤在北宋的旧州衙里,宫殿都没建。府学再小也得挤着,朝廷没钱,临安府也没有钱。这个状况直到八十多年后的嘉定九年(1216)才得到“扩而大之”,以后各代均有扩建,到淳祐六年(1246)学生达到二百人规模,有进德等八斋,很像样子了。

自宋朝开始,官办学校有三个建筑必备,这就是祭祀孔夫子的大成殿,藏书的楼阁及教学区的学生宿舍(斋舍)。杭州孔庙和藏书的尊经阁都有故事。自汉代以来,历来尊孔,有春秋两祀,故学校必有孔庙,称大成殿,而且地位特尊,往往设置在学校的中轴线上。

第二个重要建筑是藏书楼,学校藏书是应有之义,然还有更重要的用途,即是收藏皇帝的赐书,北宋徽宗时朝廷明令规定学校要建藏书楼,或称御书楼,或称稽古阁。宋高宗的御书石经原件藏太学,拓片颁赐天下学校,这就是御书。

学校第三个建筑是教授署、训导署讲堂和学生的斋舍,这不必说了。此外,尚有明伦堂、乡贤祠、名宦祠等建筑,视情况而定各校并不统一。

现在杭州孔庙大成殿经多次修建,基本是清代建筑,从材质和顶部壁画等可作出如上判断。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入杭并驻扎了三个年头,至同治三年(1864)始退出杭州,但杭州府学的孔庙大成殿和尊经阁却保存下来了。不是孔夫子显灵,事后人们发现在大成殿等处有药臼、泥炉弃置满地,始知太平军利用这里的房舍炼硝制造火药和铸造太平军的钱币“太平天国圣宝”。

杭州文保所胡利红所长曾对我谈过一个设想,利用孔庙东面的仿古建筑,恢复尊经阁,我是十分赞成的。我说这里藏一套文澜阁《四库全书》重印本,对外开放,这里就是一个城市书房,意义非凡。

3.杭州孔庙,聚宝之地

2019年,国务院批准杭州孔庙碑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是别的,是这里的石质书库有极高价值的碑版石刻。我们国家以西安碑林藏碑最富,杭州碑林与之东西映辉,熠熠生光。

杭州孔庙原本有不少碑石,大致到明代起又将在杭州地区和后来新出土的碑刻都送到这里保存,这样孔庙成了个“碑林”,举例而言五代贯休的十六罗汉像是精品,原藏西湖孤山的皇家圣因寺,后来移藏于此。解放后南山发现的吴越王钱元瓘墓中的天文星象图,为世界之最,于此筑室宝藏。现在人们的文化素养提高,对宋版书越来越关注,有一种一叶宋版一两黄金之说。

杭州碑林开放是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初,有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一位从扬州来的参观者,背着一书包冷馒头,看看歇歇,饿时啃冷馒头,足足看了三天。我相信,中华文化自有传承者。在碑林中宋高宗书写并上石的石经,命运很是坎坷,从二百块左右到现在还有八十余块真乃大幸。南宋高宗赵构精于书法,又好读书,曾抄写《孝经》《易经》等儒家经典著作,刻石藏于今庆春路的太学之内,拓片颁赐天下学宫。淳熙中宋孝宗建阁尊藏,亲书匾曰“光尧石经之阁”。其时大儒朱熹正修白鹿洞书院,上表奏请赐书院石经拓片,南宋一朝,石经地位无比尊崇。

宋亡之后,元初那个番僧杨琏真伽为厌压南宋王气,要碎石经垒塔,此举幸得杭州路推官申屠致远力争而止,暂时得以保全。到了元代太学改为西湖书院,年久日长失于保护,最终阁圮部分石经遭致断折零散的命运。到了明朝的洪武中期,仁和县学迁入西湖书院,其时石经久被废弃,亦未引起重视。宣德元年(1426)吴讷出任浙江监察御史见到散乱的石经,命部属率仁和县学教官和学生四处检拾整理,用车运至仁和县学大成殿后及两庑,其时全碑加断裂碎折补凑而成的石经碑石共得百片。曾撰写《石经歌》以纪之。

九十二年后的正德十二年(1517)巡按监察御史宋延佐莅杭,商请杭州知府留志淑将今庆春路仁和县学所残存石经移置运司河下杭州府学保存,至崇祯年间府学原贮石经之廊倾圮乃嵌之于壁中,后未移动。南宋石经残存共八十六石,加上明吴讷的《石经歌》一石在新世纪孔庙大修时专建石经阁以宝藏之。

4.清浙江学政署的三官员:阮元、胡瑞澜、张亨嘉

清代的浙江学政署(主管全省教育机构)在今劳动路孔庙东的杭四中是其原址。两地相距甚近,跨过凌家桥即是。这里要补叙一句,因为府学在此,凌家桥从明代起改为凌云桥,壮志凌云嘛!我选了三位学政主官作一简介。

第一位的乾嘉间学者阮元。阮元(1764-1849),江苏仪征人,进士出身,他是著名乾嘉学者之一。先后任山东、浙江学政,继任浙江巡抚,一直做到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成为方面大员。他在杭州办教育、修水利,阮公墩是其留下的遗迹之一。杭人感其恩德,在吴山为其立祠祀之。杭州府学是学政的下属单位,阮元经常步行过凌家桥来看看,见到孔庙“久缺葺治”,心颇愧憾。后来接任浙江巡抚,主持了一次大修:“崇大成殿、戟门、完神位、构尊经阁、修露台及两庑厅事,罔或不新”,此次大修,耗银八千五百余两,而其中制备礼乐器各事耗银一千一百二十两,是他化缘捐助来的,当然包括他自掏腰包在内,不然如何劝募?

阮元写过很有名的一本随笔集,叫做《定香亭笔谈》,以前我写文章时曾加引用。可以判定定香亭在杭州,西湖旧有定香桥,查了一下无关,后来才搞清,定香亭就在浙江学政署内,即今杭四中校园内。原来浙江学政内有个西园,有一荷池,小亭翼然。每逢夏日万荷竟发,香氛袭人。亭旧无名,阮元用陆游诗“风定池莲自在香”句命名为定香亭,还以定香亭命名他一本学术随笔集子。

阮元在浙江学政任上做的最为人称道的一件事是编纂了《经籍纂诂》这本训诂学的重要著作。阮元在任学政期间经常隔三差五坐船沿运司河出涌金门到平湖秋月去,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他在那里集中了40多位学人如藏镛堂、周中孚、洪颐煊等,编纂《经籍纂诂》。这部训诂学上的大书,他任主编,书编好后将参与的这些学者一一列名置于书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为两浙培育了人才。更了不起的是后来他任浙江巡抚,就利用这编纂《经籍纂诂》的旧房舍,办起了在中国教育史有重大影响的诂经精舍书院,100多年弦歌不断,大学者俞樾就在这里任山长31年。从前做官也讲政绩,阮元所至不经意间办了大事、好事,政绩斐然,史书不绝,可他做这些可不是为了政绩升官,而是做他应该做的事,而是做一件事就是了不起的政绩。

第二个值得一提的浙江学政是胡瑞澜,与阮元不同,他是个昏官、庸官。胡瑞澜是同治、光绪间任浙江学政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发生后,胡瑞澜被朝廷加为钦差大臣,就地审理。这个任命是有缺点的,他是管教育的,不精道律法,本可以上奏,此案还是派臬司或巡按使审理为妥。可他不,就从杭州府提来杨乃武在学政署里审起案来。当时凡脑子稍微清醒一点的就会知道,案卷中有杨乃武不在现场的证据,他在外地,怎能将砒霜放到葛小大服的中药中?胡瑞澜一概不顾,只唤大刑伺候。杨乃武只得屈打成招。

待到杨案厘清,他和杭州知府陈鲁一样也是官帽摘掉,落得个臭名声。

第三个浙江学政是光绪间的张亨嘉。张亨嘉是福建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商得浙江巡抚聂缉槻等地方当局的同意将庆春桥边原杭州藏书楼迁至大方伯以扩大建筑和增加藏书,改称浙江藏书楼,并直属浙江学政署管辖,这就是今浙江图书馆的前身。张亨嘉撰《浙江藏书楼碑记》以记事,并阐述文澜阁官藏精神。他为浙江办了这件文化建设的好事后,即赴京任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监督,人们称他为北大前校长之一。

5.杭州第一所股份制西医医院——浙江病院

杭州第一所西医医院人所共知是光绪年间由英国人(苏格兰籍)梅藤更开办的广济医院(今称浙大第二医院),地在解放路。民国成立以后,杭人筹建的第一所西医院就建在运司河下北端(今西湖大道劳动路口的西面,涌金饭店即其原址)那时宋代的浙西南转运司衙门,经过历史的演变已成为清盐运司衙署,民国初房舍完好,不久办起了医院,称浙江病院,推举民国初年的大律师、法学家阮性存任董事长。院长由韩清泉担任。韩曾留学日本习医,人矮,戴银丝边眼镜,蓄八字胡子,不熟悉的人,看其外貌以为他是日本人。

浙江病院是一所股份制医院,不受政府补助,不请外国医生,经费由董事会向各界劝募及由各董事会成员出资。浙江病院开办后除利用原有盐运司官舍外,增建西式楼层两排,楼下为门诊室,楼上则为住院部。韩清泉院长热心医院事务并亲自为病人治病,据说他拿很少的工资,全力办医院,结果积劳成疾,年未四十而卒。韩逝后由海宁人钱泽人继任,钱亦是留日学医的,时为省立医专校长,50岁左右亦亡故,继任者为盛在珩医生,宁波人,也是留日学医的。

1937年后杭州沦陷,医院停办。抗战胜利后复业,直到1949年杭州解放前正式停办,这有个证据我的大外甥即在解放前夕出生于此。杭州解放后,浙江病院为部队接收,成为浙江军区第二招待所,今名涌金饭店。

劳动路是一条十分清净的小马路,民国和解放初期只有住户,并无工厂商店。北端东面有一条小小的弄堂叫新开弄,这个弄堂至少清初就有,至今仍在。从新开弄出来向南的路边刚解放初挂有一块厂名牌子叫浙江铁工厂,过了一段时间改挂牌子叫杭州通用机器厂。1950-1951年我在省立杭州初级中学读初一,每天要经过这里两三趟,故而印象深刻。原来此处为清浙江学政署的后院,民国时期成为浙江省立杭州初级中学。该厂就占用了杭初操场的一部分。停满了解放战争时许多废旧的或待修的军用大卡车,多数是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物资。

这家杭州通用机械厂就是后来迁到半山路工业区的杭州制氧机厂的前身,也是杭州机械工业最早起步的机械厂之一,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杭州制氧厂是从劳动路这条小马路飞出来的一只金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