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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20年5月14日《南方周末》）
2020年4月11日，武汉城管工作人员在黄鹤楼街大成路大陶家巷执勤，让进入小区的人员扫描健康码。
“需要注意的是，不应盲目扩大核酸检测的范围，使之成为普筛。”
被带到隔离酒店后，苏梅开始像哈姆雷特思考“生存或者毁灭”一样思考“留下或者回去”。只可惜，这样的选择并不存在。
2020年5月6日，苏梅从深圳宝安飞赴山西大同错峰出游。体温正常、健康码绿码。7日凌晨一点，已入住酒店的她突然接到大同市平城区北关街道办的电话询问住址，起床后就被街道办带走强制隔离。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苏梅，来自重点地区的入晋人员，如果不能提供7天内的核酸检测报告，都需要集中隔离。5月2日，一位持绿码的男子离汉返晋后被确诊感染，山西省防控加严。因为4月初出现过一例湖北输入病例，360万常住人口的深圳宝安区曾被划为“中风险地区”。
“但深圳宝安区在五一之前就降为低风险区了。”苏梅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工作人员理解她的心情，但劝她配合当地的政策。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关于落实晋疫情防控办函【2020】181号文件的补充通知》显示，大同市将国内“重点防控地区”扩大为湖北、黑龙江、广东、内蒙古四省区。
苏梅被强制隔离的这天，国内的中高风险区首次清零。两天后，上海、广东将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下调为三级，这代表疫情的范围、性质和危害程度降低。至此，全国仅有京津冀、湖北和西藏维持二级响应。
但公众发现，很多低风险区仍然实施高风险区的防控措施：小区封闭了所有边门，早晚高峰时人群车辆聚集拥堵；师生需全天佩戴口罩，甚至连体育课都不能幸免；商场不开中央空调，消费欲望很难及时恢复……低风险区彻底解禁、恢复常态的呼声越来越高。
“还得一步步来。让我们看看五一小长假后到底会发生什么，起码还需观察14天。”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届时，各地将评估人员在一定范围聚集情况下的防控效果，再决定解封时间表和路线图。
“试水”解封
5月8日，国内中高风险区首次清零后的第二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文，要求各地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全面开放商场、超市、宾馆、餐馆等生活场所。沉寂了三个月的电影院终于等来了可以恢复营业的消息，但还不能立即开门迎客。
电影院、网吧这样通风条件不好的密闭式场所，防控难度大，属于最晚一批恢复的场所。2020年3月，新疆、内蒙古、四川、福建等地的部分电影院曾短暂恢复营业，但很快被国家电影局叫停。
目前，各地正陆续出台相关细则，停摆一百多天的影院仍在等待进一步通知。
事实上，自3月中旬开始，复工复产就摆上了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3月18日，疫情中心的湖北首次报告没有新增确诊病例，国内半数省份已经完成了确诊病例“清零”，国内疫情迎来转折点。
开放式的生活服务类场所率先解封。3月中旬，12个省份的党政领导干部带头“下馆子”、进超市购物。量体温、无接触支付、分餐制等细节为市民堂食打了样。
同一时间段，江苏、安徽、浙江、海南等多个省份的党政领导带头摘下口罩开会。浙江省委书记车俊3月18日在淳安调研时，杭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微信公众号“杭州发布”这样描述：根据国家卫健委口罩使用指南对低风险区的要求，车俊一行摘下口罩，先后考察了千岛湖中心湖区、文渊狮城特色小镇，夜里住民宿、吃农家饭。
官员带头“下馆子”、摘口罩，背后是中央希望在防疫安全前提下尽快重启正常生产生活模式。3月底，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出，持续低风险的全国绝大多数省份，要在科学精准防控同时，及时取消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适应的防控措施。
不过，尽管商场、美食街大多复工，但消费信心还未完全恢复，加之全社会处于紧张防控的心理状态，很多经营者迟迟没能等来“报复性消费”。餐饮从业者刘鹏在杭州经营着一家活鱼料理店。商场检查健康码，只保留两个大门，其中挨着许留山的门被围挡封死，餐厅人流明显腰斩。每月11万元的成本打底，刘鹏正考虑关停这家大众点评五星的餐厅。
同样，根据国家卫健委的《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在户外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的情况下，不建议佩戴口罩。但南方周末记者查阅新闻发现，对于中小学生们来说，口罩仍是复课后的标配，甚至连体育课还戴着N95口罩。
5月8日，国家卫健委和教育部联合发文，低风险地区校园内学生不需佩戴口罩。
背后或与各地针对抗疫应对不力问责有关。“基层担心被问责，就不断拧紧螺丝，比比谁更硬核。”陕西山阳县卫健局副局长徐毓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任何防疫措施都要有科学依据，新冠病毒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完全消灭，中国也不可能在不出现输入病例后才恢复经济和社会常态。
食品安全检测出身的刘鹏发现，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有着相似之处。“如果完全按照零风险，每家餐厅的后厨都应该开在无菌室里。”
防疫政策的标准是什么
苏梅至今仍在大同隔离。按照山西省疫情防控办的规定，即便首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仍需继续隔离满14天，等待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方可解除隔离。
让她不解的是，“重点地区”的游客可以畅通无阻地购票进入飞机、高铁这样的封闭空间，却不允许在景区游玩和住宿，各地防疫政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各地防疫指挥部的几行白纸黑字，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来自“重点地区”——除了湖北武汉，可能还包括黑龙江哈尔滨市、绥芬河市，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甚至深圳宝安区、广东揭阳市和北京朝阳区。
这些地区都曾是疫情的中风险区或高风险区。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的标准，以县市区为单位，累计病例超过50例，14天内有聚集性疫情发生为高风险地区；14天内有新增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不超过50例，或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例，14天内未发生聚集性疫情为中风险地区。
各地针对“重点地区”人员的防疫政策，也令人迷惑。比如对于离汉人员，出具7天内的核酸检测报告是普遍的做法，但也有例外——上海并没有特殊的防控措施，只需进行体温测量和信息登记；武汉入杭人员，则需提供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双重证明。
作为重点场所的医院，防控措施也各不相同。上海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发热门诊和手术患者需要进行核酸检测。在江苏、广东、浙江等地的一些医院，筛查范围扩大到了所有住院患者。
4月19日，北京朝阳区确诊一例境外输入性病例，造成其家庭3人关联性病例。因为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例，且14天内有聚集性疫情发生，五百万人口的朝阳区成了全国唯一的“高风险地区”。“朝阳群众”出差回京，必须隔离14天。
“我们应该去评估疫情的风险到底有多大，不要轻易地划地区。朝阳区是小范围的高风险，而不是整个区。”曾光说，朝阳区的聚集性疫情是在一个楼道发生的事情、一家人的事情，密切接触者人数有限，属于局部的影响，“如果现在还套用疫情上升期的标准，这是不合理的。”
4月29日，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该会总顾问、原卫生部部长高强的文章。高强写道：“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有些地方在扩大病毒检测和抗体检测的同时，仍然延续实施严格的隔离措施，有的甚至比疫情流行时期还要严格。居民跨省市流动，既要持健康码和病毒检测阴性证明，还要隔离14天，成为‘双保险’；有的地方出现几个确诊病例，就将数百万健康居民当成了高危人群，异地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上述情况，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制造了不必要的矛盾，引起人们的不满。”
高压防控下的漏洞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大背景下，国内不可能一下子彻底解封。”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少民众其实也心存顾虑，总担心“重点地区”人员会传播病毒。
进入常态化防控后，确实有多地出现了本土疫情反复。
5月8日，一份通报打破了吉林省73天无本地新增确诊病例的平静。户籍人口仅60万的小城舒兰出现了确诊病例。短短3天内，新增确诊病例达到15例，舒兰市被迫“封城”。舒兰市市长宣布，舒兰市全面进入“战时状态”。5月10日，多日零新增的武汉市也出现了5例确诊病例，均来自同一小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该科室的微信公众号“华山感染”上撰文指出，国内多个区域偶尔出现散发的病例，甚至小范围的成簇传播都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只要一个区域的社区散发病例不多，且大部分可以快速诊断、溯源，密接者可以得到迅速隔离，那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社区传播还处于较好的控制中。”
国内疫情进入扫尾阶段，很多低风险地区的居民小区持续严防。防控措施看似高压，实质却是形式主义——小区保安拿着测温枪，对居民大手一挥说“进吧”；低年级学生戴着口罩，露出鼻孔，近距离疯闹追逐。
让专家们担忧的是，当公众沉浸在虚假的安全感中时，病毒却悄无声息地击穿了真正需要严防的重点机构。
4月19日前后，哈尔滨发生了聚集性疫情，同一个传播链上的感染人数多达78人，集齐了境外输入、家庭聚集性传播、医院交叉感染和跨省传播多种类型。87岁的感染者陈某成为这个链条上的“超级传播者”。
事后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了致命环节——医院没做发热隔离。在脑卒中就医过程中，陈某被转至哈医大一院，去了发热门诊，却没被隔离；后转至呼吸科病房，依旧没被隔离。在没有特殊隔离的情况下，他先后传染了就诊的两家医院的多位医护人员和病友。
紧抓“重点人群”，不盲目搞“普筛”
在张文宏看来，在“新常态”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捕捉病例网络系统，发现病例后有强大的病例追踪体系，出现局部性的暴发后有完善的紧急救治体系。这也是上海没有高压防控措施，却能从容应对的秘诀。
武汉解封后，上海是为数不多对离汉人员既不需要强制隔离，也不需要核酸检测报告的城市。只要持有健康码绿码，体温正常，抵沪后可以自行乘坐交通工具返回小区。遍布各区的117家发热门诊，能及时发现病人，迅速诊断追踪。
“当前，疫情防控的责任主要应该交由疾控机构和专业人员承担，可以适当放宽对健康人群工作和生活的限制。”杨功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精准化防控的关键在于少数重点人群，包括无症状感染者、近期治愈的确诊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要密切监视，及早发现和隔离。
此外，对重点人员进行适当的核酸检测和血清抗体检测，有针对性地查找可能存在的传染源。“抗体检测，特别是随机抽样检测，对于了解一个地区人群的感染状况，确立防疫对策是有意义的。需要注意的是，不应盲目扩大核酸检测的范围，使之成为普筛。”杨功焕说。
4月29日，武汉市卫健委公布数据显示，自解封以来，武汉市开展核酸检测88.9万人次，累计发现无症状感染者457人，其中0例转确诊。4月14日，武汉曾展开为期3天的大规模血清抗体检测，覆盖13个行政区的1.1万人。大抽查的意义不只在于探寻有多少比例的人体内已存在抗体，颇受舆论关注的无症状感染也是调查目的之一。
5月11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紧急通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筛查“十天大会战”。多位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该紧急通知的下发与武汉两天内新增6例确诊病例有关。
杨功焕建议，相关部门应出台技术规范，明确核酸检测和血清抗体检测人员的范围。对于疫情“新常态”下的普通人，需要做好防护，勤洗手，避免不必要的聚集。杨功焕提醒公众做好思想准备，“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决定了不可能完全防到无一人感染，我们有可能与病毒长期共存。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保证经济活动的运转，又尽量降低感染率，需要大家共同考虑。”
（文中苏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