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控专家曾光:医改10年实际是公共卫生滑坡的10年

对于中国公共卫生确实是说来话长,过去有一句话叫“财神跟着瘟神走”,公共卫生过去一贯是这样的,没有传染病流行了,公共卫生就会低落,重视的人很少。 SARS以后,国家确实很重视公共卫生建设,那时候给各级卫生疾控系统都盖楼、买了设备,对急救中心也进行了建设。但是以后的很长时间,特别是过去医改的10年,实际上是公共卫生滑坡的10年,尽管滑坡、从事公共卫生的人待遇很低,但是在甲流防控中公共卫生人依然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冠疫情到现在已持续四个多月,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变化,也带来很多思考。5月1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连线中分享了他的观点!

“美国这次疫情控制得一塌糊涂。”

目前,中国成功地控制了疫情,而曾经看热闹的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疫情如火如荼。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已有四百多万病例,而且最严重的恰恰是在欧洲和美国。 过去中国的公共卫生实际在世界上并不是很先进,过去我们都向欧美学习,特别是向美国学习。早在1985年到1986年期间我有幸做访问学者,到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去学习公共卫生,那时候觉得中美差距非常大。 到现在,我认为中美之间公共卫生实力的差距还是非常大,可以说美国一直是引导者。但是,为什么中国作为学生,公共卫生基础远不如美国,却能很快控制疫情?而美国疫情控制得一塌糊涂?这个问题不要说别人,就连我这个对美国(公共卫生)有一些了解的人,事先都没有想到。 2009年甲流流行,起源于美国和墨西哥,但是美国把它当成一种流感没有设防,也没有采取措施防止疫情从美国输出。当时世界卫生组织领导各国,不断升级防疫级别,中国都有响应,打了很艰苦的防疫战,从口岸开始堵截,到进内地后及时发现及时控制,苦战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我们研制出疫苗后才放缓。 那时跟我一起工作的美国专家还笑话我们:不就是流感吗?用不着这么防,美国没有防也没有出大事。 这次流行他们同样是这样的认识,一开始把新冠病毒当成大的流感,不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没有做好认真的准备。 从SARS开始到甲流,中国都是采取人道主义的措施,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无论穷富,无论城市和农村,一律免费检测、免费治疗、免费医学观察。 可是在美国就没有这样的体制,一开始检测试剂出不来,耽误了时间。真正开始检测时,一开始要付费,穷人付不起,之后可以医疗保险报销了,但只报销一部分,而美国有28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所以这些是它的社会问题。 另外防治对策上美国也出了问题,中国继承过去SARS和甲流防控的传统,既要防病治病还要防止病毒传播,可是美欧很长时间只管看病,不管病毒传播。而中国对每一例病人都做流行病学调查,找到密切接触者,找到后就严格控制。

“只要有一个国家控制不好,全世界都不得安宁。”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以我的观点来看,不取决于中国,甚至也不取决于美国和欧洲,而是取决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预防控制最差的国家,如果中国疫情流行的高峰作为第一波,欧美的作为第二波,那么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三波刚刚开始。 只要有一个国家控制不好,全世界都不得安宁。 主要国家疫情平息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欧美国家不会像中国一样突然就能控制住疫情,因为即使欧洲的疫情在下降,也是从很高的平台上下降。 有一种理论叫“群体免疫”,这种观点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他们不了解传染病流行的历史。过去的传染病,包括天花、麻疹、百日咳、白喉、流脑等,在没有疫苗以前,流行了那么多年,都是群体免疫,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通过群体免疫就能够控制传染病。 再者,因为群体免疫的计算有问题,他们把全世界的人当成均匀分布。实际上全世界的人是不均匀的,世界分成那么多国家,每个国家又分成那么多新的单位,人与人之间互相接触的机会也不一样,即便病毒流行一片,那也是有流行到的地方,有流行不到的地方,传染源总存在,总是不断出现爆发流行。 历史上的传染病连续上千年流行不断,没有一个因为群体免疫控制住,新冠病毒也不会例外。 我认为,疾病想要有效地控制住,取决于疫苗研制的速度,全世界易感人群接种疫苗,接种好了就会迅速控制,那么这真正需要全球一盘棋。 不论是哪个国家先研制成功,都是人类的福音。各个国家应该合作起来而不是对抗,特别现在不应该甩锅,应该客观看到自身防控出现的失误。通过这次防控,欧美国家也会上一课。

“不要因为中国疫情得到控制,就认为中国公共卫生的基础很好。”

中国防控胜利,但千万不要有一种误会,认为中国公共卫生的基础很好,实际上不是的,这段时间中国公共卫生正处于比较困难的时刻。SARS流行的时候,一开始公共防控混乱就和公共卫生处于困难有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总说预防为主,有些地方做得不错,比如说计划免疫工作,但是整体的公共卫生体制凝聚力不够,很多骨干人才都在离开这个队伍。

比如北大公共卫生学院、复旦公共卫生学院、协和公共卫生学院,毕业生到疾控系统工作的人不到2%,而我们的系统最需要这些高智商、知识面比较广的人,需要他们有医学知识、公共卫生知识,还需要他们有社会医学知识、法学知识。有满腔热情和奉献的精神,有和决策者打交道的勇气和智慧,以及动员群众的能力。我觉得这样的人才现在确实是不可多得了。

“医改10年,实际是公共卫生滑坡的10年!”

对于中国公共卫生确实是说来话长,过去有一句话叫“财神跟着瘟神走”,公共卫生过去一贯是这样的,没有传染病流行了,公共卫生就会低落,重视的人很少。 SARS以后,国家确实很重视公共卫生建设,那时候给各级卫生疾控系统都盖楼、买了设备,对急救中心也进行了建设。但是以后的很长时间,特别是过去医改的10年,实际上是公共卫生滑坡的10年,尽管滑坡、从事公共卫生的人待遇很低,但是在甲流防控中公共卫生人依然做出了巨大贡献。 是谁揭示了这个疾病的自然史、呼吸道传播?是谁提出要戴口罩、要洗手?是谁发现潜伏期具有传染性,是谁调查了最常见的潜伏期是14天,并且这14天成为国际标准?这都是搞公共卫生的人提出的。 钟南山院士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和临床相比,公共卫生地位低,我觉得是这样。我希望社会上要像关心临床医生一样关心公共卫生,尊重公共卫生的贡献,了解公共卫生都在做什么。

特别希望在新冠病毒肺炎受到控制以后,中国能开展公共卫生改革,巩固公共卫生的队伍,把中国公共卫生队伍真正建设成一支捍卫中国公共卫生安全的能够战斗的队伍。

(本文整理自曾光教授2020年5月10日在凤凰网财经连线中的演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