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峰测极·测绘人 8848.13米背后的故事

【编者按】

60年前,中国人的足迹第一次留在了世界之巅,同时也实现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的夙愿;45年前,中国首次精确测定并公布珠峰高程——8848.13米;15年前,中国登山队再登顶珠峰,测得珠峰准确高度为8844.43米。

60年后的今天,中国登山队与国测一大队携手再度承担重任,2020珠峰高程测量再起征程。为纪念这个重要时刻,澎湃新闻寻访了1975年、2005年参与珠峰高程测定的测绘老队员,和此次2020珠峰高程测量的前方测绘队员,以向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测绘人、攀登者致以敬意。

本期人物:

郁期青, 81岁。1939年9月生于江苏无锡,1956年进入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现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工作,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测绘人。曾参与1966年、1968年以及1975年三次珠峰高程测量, 在人称生命禁区的特高山区度过了二百个日日夜夜。目前,在国内测绘人员中,参加三次早期珠峰高程测绘的目前仅剩下郁期青一人。

西藏展览馆前留影,左二为郁期青

【写在前面】

45年前,一座红色测量觇标在世界最高峰毅然竖起。

这也意味着我国将首次精准测定珠峰海拔高度。1975年5月27日下午2点30分,我国登山队员协同测绘队员完成珠峰高程作业。

时隔两个月后,1975年7月23日,我国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测绘工作者精确测得珠峰海拔高程为8848.13米。

此前,我国一直沿用上世纪初国外测定的8882米珠峰高程数据。

郁期青是那次测绘队员当中的一员。他先后参加了1966年、1968年、1975年三次珠峰高程测量工作,在人称生命禁区的特高山区度过了二百个日日夜夜。

目前,参与前述三次的珠峰高程测定仅剩他一人。

1975年2月底,郁期青与7名测绘队员一同从北京出发,抵达绒布寺大本营与成都军测队员汇合,组成一支49人的珠峰高程分队。

历经三个多月,他们同登山队员一起攀登陡坡、跨越冰川,在海拔高度为5600米至6300米的十个三角点同时观测,圆满完成测量珠峰的平面位置和高程的测量任务。

遗憾的是,在登山队员成功冲顶珠峰前一周,郁期青生病了,他患上了高山肺水肿,被送往医院治疗,错过测量。

“我有些遗憾的。”郁期青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道,他没能亲自站在三角点参与测量,有遗憾,但得知红色觇标被竖在珠峰的消息时,他感受到一股精神力量。

回忆起三次测绘珠峰与40年测绘工作的经历,郁期青感言:我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大地测量,这是我的一种责任感。

以下是郁期青口述:

【一】第一代测绘人

我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测绘人。

1953年,我考取了南京地质学校,就读大地测量专业;3年后,1956年4月中旬,我被分配到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从事大地测量工作。

毕业那年,我17岁。我收到通知前往青海柴达木盆地,参与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西部大开发。与我同去青海的还有200多名同学。

我与同学们乘火车从南京出发,30多个小时后,抵达西安。我们先在国家测绘局集中报到,随后再转大卡车前往青海。

出发前,单位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床被褥、一块行李包布、一个碗以及一床蚊帐。

每辆大卡车可坐32人,我们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到达青海格尔木之后,周围了无人迹,一眼望去全是戈壁滩。

第一次上高原地区,我出现过气喘的情况。比如,水源地在帐篷的300米之外,有时端个洗脸水回来就出现气喘了。

但在工作时间长了之后,海拔高度5000米以下,我觉得如生活在平原一般。

为何我们要参与西部大开发?由于当年西北地区的地图以及测绘资料基本没有,而当时提出的“一五”计划,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均需要地图。

因此,我们被派到青海开展测绘工作。抵达青海后,我们与总参谋测绘部队进行分工,测绘工作又分为大地测量与地形测量。当时,我所在二分队的三角观测组,负责大地测量工作。

住帐篷、吃地灶、牵骆驼,这构成我们生活的日常。天不亮,我们就起来将帐篷收拾好,背着重达17.5公斤的仪器,牵着骆驼,趁着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测量点。

开展测量工作,我们主要靠两条腿,有时候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一跨就是50公里。

那时,测量仪器必须自己背,骆驼只负责帮我们运帐篷、粮食、饮用水、行李。

青海的蚊子个头大,被咬后又痒又疼,所以我们都带着面罩,就像养蜂人一样操作仪器。

在青海时,我们大地测量组主要负责平面控制,需要把每一个控制点都精准它的坐标。如果大地测量不精准的话,将可能导致全国的地图不能拼凑到一起。

当年我们属于国家队,所用的设备是当年最先进的仪器装备了,大部分是瑞士和德国进口的,我当年用的就是产自瑞士的威特经纬仪。(注:2020珠峰高程测量已全面由国产测绘仪器装备担纲)

1956年至1966年,十年间,我主要辗转于西藏、青海、甘肃等西部地区,进行大地测量工作。同时,我也习惯了春去冬来的工作时间。(作者注:春天出去测量,冬天回来休整)

从事测绘工作40年间,我感受到寂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记得当年生活在戈壁滩,三个月以后,我跨出沙漠,看见汽车在公路上行驶,看见电线杆,我都能高兴地跳起来。

【二】三次珠峰高程测量

1965年年底,我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参与珠穆朗玛峰的高程测绘项目(下简称:珠峰测绘)。

当时,我正在西安国家测绘局基地休整。单位党委书记把我、赵春利、姜祖英三人召去谈话,当时要求政治思想好、业务技术棒、身体健康,我们三个也算是百里挑一。

此次任务对我们也提出了两项明确的任务要求,一项是测量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度,另一项是绘制珠穆朗玛峰北坡1:25000的地形图。

当时的国家地理测绘总局局长跟我们说得非常清楚,这项任务艰巨,有一定的危险性。我觉得能参与到这项任务,是一种光荣与自豪,于个人会承担多大风险,我与队友是不会考虑的。

郁期青与队友陈永胜合影 郁期青供图

考虑到当时当地的一些特殊情况,出发前,我们每人都佩戴了一把手枪,用来防身。

正式测绘珠峰之前,我们需要做好思想、技术以及身体等准备。每天,我们需要围着城墙跑上五公里;50个俯卧撑,从全掌撑到三指撑。若遇到下雨天,我们就背着50斤沙袋爬楼梯。

出发前,我将自己随身带的一个烂箱子,里面装了我的一些小物件以及衣服,把它放在朋友家里,并交代朋友,万一没回来,让他转交给我的家人,就当是留个念想。

1966年2月9日,我们14人从西安出发,同去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学科考察队,他们去了四五百人,进行科学考察,五个专题,三十多个学科。

1966年珠峰测量中队出发拍照留念,第二排左二为郁期青。 澎湃新闻记者 廖艳 翻拍

半个月后,沿着北线抵达拉萨。我们从西安乘火车到达甘肃红柳河,随后再乘坐汽车,经过大柴旦、格尔木、昆仑山、沱沱河、唐古拉山、安多等地方,逐级适应高原环境。

在远在80公里之外的定日县,我看到了珠穆朗玛峰的尖尖角,落日余晖印在上面,金光闪闪。

第一次测绘珠峰时,我们沿北坳攀爬,北坳平均坡度达45度,最高坡度可达到70度。在一些冰雪处,容易产生裂缝,从而导致雪崩。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遇到雪崩,但有看到别处山头发生雪崩,声音就像“炸雷”一样。

三个月后,因珠峰即将进入雨季,我们在5月底撤回拉萨,之后撤回西安。但我们珠峰测绘的任务还留下一点尾巴。

一个多月后,我们又再次从西安赶回珠峰,继续测绘工作。1966年,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但未彻底完成。

时隔一年,1968年,我再次响应国家号召,参与1966年未完成的补点科考任务。我担任此次专题组的副组长,一个多月后,我们完成了补测任务。

1974年底,经过党中央批准,国家再次发出号召测量珠峰海拔高程,我再次参与此次测绘任务。

【三】攀登“天险”

这是我第三次参与珠峰测绘项目。

1975年3月,我和邵世坤,薛璋,梁保根,张志林,杨春和,吴泉源,陆福仁8个人一同参与珠峰测绘,其中我和吴泉源参与过前两次珠峰测绘。

这一次任务集登山、测绘、科考三位一体。我们穿着羊绒衣、羊绒手套、高山靴,绑上冰爪,采取结组前进的方式,严格按照登山带队教练的步子进行攀爬。

结组前进,就是用一根线子连着每一位队员,每隔20米一个人,每人胸前用挂钩挂着绳子,登山教练在最前面,跟着登山教练的步子登山。

使用的测绘仪器与前两次珠峰测绘仪器并无太大差异,仍采用瑞士威特经纬仪。

我们设置的控制点,不少位于悬崖峭壁上,每个点需要反复测量。记得在6450米的三角点进行作业时,这是全测区最高的三角点。我们需要爬过近百米的冰坡,坚持了四天作业,四上四下完成最高三角点的观测任务。

三月的珠峰,气温最低可达零下40度。珠穆朗玛峰冰山林立,东绒布、西绒布、中绒布三大冰川延伸到每一个山谷,冰川里面还有一个个大冰塔,加上那时珠峰气候严寒、缺氧,还有高强山风,导致有的队员会脸青嘴紫,有的队员会气踹。

珠峰中绒布冰川冰洞前 郁期青供图

当年用氧方面极其严格,只允许8000米以上可间接性使用氧气,像我们测绘队员没有资格用氧。如果一旦累得气喘不上来,那我们就把胸部趴在冰上猛吸几口气,平缓一下,再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有个说法叫“走一步,喘三下”。

1975年3月24日,我们突遇了一场暴风雪。位于6500米处的天文测量点队员撤回营地时,发现少了一名成员——成都军区四十二测绘大队的白马。

得知消息后,我和吴泉源决定上山去寻找白马。

雪大得很,眼睛一会儿就被雪给迷住,看不见路。一小时后,我和吴泉源走到快6000米时,发现有一个人躺在雪地里。

走近一看就是白马,他的胡子、眉毛已经结下厚厚的冰霜,显得非常疲惫。

如果继续停留,白马会有生命危险。我和吴泉源两人硬是将白马架着撤回营地,从6000米撤离到5400米,高差600米,三个多小时才返回营地。

4月初,测绘分队党支部又组织了一个攀登“北坳”七人小组,我是其中一名成员。

北坳被称为“天险”,这是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难关。4月5日,我们七人从北坳底部6500米营地出发,气温是零下30多度,五小时后,我们登上北坳顶部,在7050米处完成重力点测量任务。

4日27日,在副政委邬宗岳带领下中国登山队首次出发登顶。邬宗岳是首次冲顶的指挥员,兼任拍摄电影任务。出发时,他身体有些不适,带队攀登到8000米以后,他坐下歇息,此时头一晕就掉下山崖,不幸牺牲。这一次冲顶以失败告终。

5月9日,陈天亮等人试图再次冲顶,因氧气泄漏、一名女队员受伤等原因再次失利。

5月18日,由侯生福为队长,9名男女登山队员发起第三次冲顶珠峰。在此期间,我们的测量队员已经提前分成十路,前往距离峰顶的7至21公里,海拔高度5600米至6300米的十个三角点上,等待登山队员在峰顶竖起觇标。

9天后的5月27日下午2点30分,登山队员成功冲顶珠峰,竖起红色觇标。我们的测量队员立即开展测绘工作,连续三天的观测,最后圆满完成测定珠峰海拔高程作业。

1975年7月23日,我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测绘工作者精确测得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13米。

这次的测定珠峰高程,测量队不仅测定了覆雪深度,而且在水准、三角、测距、天文、重力等方面精确度远超于过往。

与此同时,我和同事还在三个冰川分布了天文点和重力点,其中天文点最高海拔在6300米,重力点在7790米处。

珠峰冰塔林进行测量工作。澎湃新闻记者 廖艳 翻拍

【四】近200天住院治疗

我有些遗憾。

登山队员在第三次冲顶的7天前,我生病了,未能站在三角点亲自参与测量工作。

连续几天高烧不退。随后,我被转到日喀则的医院进行治疗,经检查,我患上了高山肺水肿。

转去医院的途中,我处于半昏迷状态,说胡话。迷迷糊糊感觉到,我的女儿驾驶了一架飞机从窗户飞进来。那一刻,我非常想念我的女儿。

经过几天治疗,我的神志慢慢地恢复了,高烧转变为低烧。

5月27日,我病房里躺着。一名医生拿了张报纸,他跟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登山队员登顶成功了。”

顿时,我从内心上感到一种安慰,人一下子轻松了很多,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我在日喀则治疗一个月后,我转院到拉萨治疗一段时间。直到1975年7月29日,我转到北京继续接受治疗,住了将近150天。

其间,我抽了八次胸水,抽出来的都是脓水。这也让我留下了诸多后遗症,如动脉硬化,左胸胸膜粘连,静脉曲张等。

郁期青腿部静脉曲张 澎湃新闻记者廖艳 图

到北京住院后,我开始给太太写信,当时手抖得不行。我在信的第一句话写道:可能我写的字歪歪扭扭,你可能不认识,但你仔细一看肯定认识的。我已经在北京医院住院,情况还好,你不要到北京来看我。

但最后,太太还是不放心,她一人来到北京看我。见到我时,我已经瘦了很多。

生病以前,我体重有141斤,病得最重的时候,体重减了一半,70公斤变成70斤。

我的牙在那一年也基本掉光了。

现在年龄大了,视力听力也衰退厉害,近几年被高血压困扰,走路气喘,但生活还能基本自理,力所能及参加少量社会活动,我觉得还是很幸福、很幸运的。

回想起参与三次珠峰高程测绘的经历,40年的大地测量工作,我是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大地测量,这也是我的一种责任感。

郁期青与妻子合影 澎湃新闻记者杜心羽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