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环:1984,中国的“翻译史”年

本文来源:本文节选自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中西书局,2017年10月

转自:澎湃新闻 2017-11-20

在新书《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中,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以翻译史研究论著为主要资料,首次勾勒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脉络与系谱。邹振环认为,1984年堪称中国的“翻译史”年,几件大事影响了此后中国翻译事业的走向。澎湃新闻经授权节选该书片段刊发,以飨读者。

每个时代都有独属于这个时代的译本,如打上了清末知识界印记的译本有《普法战纪》《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20世纪初问世的《社会学》《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是与留日学生群体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则不会忘记自己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侠隐记》《迦因小传》,以及《达尔文物种原始》《茵梦湖》《相对论浅释》等;抗战时期的一代青年读者则不会忘记当年读过的《西行漫记》《天下一家》《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即使在几乎中断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文革”时期,我们这一代也仍然会记得曾经给自己提供过养料的“白皮书”译本。1984年,我们这一代读者想起的是包含有多种译本之《走向未来丛书》的问世。

《巴黎茶花女遗事》

《走向未来丛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已发出了关于重视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研究的呼吁,1983年11月23日香港学者何伟杰在《信报》上强调了实现翻译专门化及在研究上分科协作的重要性,提出“开展译史译理研究,确认笔译、口译与属于译学工作的专业地位”,“专门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对翻译界提出的要求,而分科协作与译史研究”,已有不少人在做着这样的工作。这一呼吁很快迎来了中国翻译史研究上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节点:1984年。

1984年也堪称中国的“翻译史”年,笔者将之作为中国翻译史学史第三阶段的起点,缘于几件重要的大事。一是1984年的2月和11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分别推出两集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翻译通讯》编辑部选编的《翻译研究论文集》,宣告了翻译史资料整理和研究活动的重新登场。该书第一集按照发表年代的顺序,收入了1894年至1948年散见于各种报刊、书籍中有关历史上翻译理论的论文51篇,第二集收入了1949年至1983年散见于各种报纸、杂志、书籍上的译学论文63篇。第一集的首篇为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其他还有严复、梁启超、章士钊、朱自清、瞿秋白、鲁迅、傅斯年、朱光潜、朱生豪等近代译家的文章;第二集收入了54位翻译家,如茅盾、郭沫若、董秋斯、傅雷、叶君健、戈宝权等人的文章,还收入了港台等海外译家如林以亮、刘绍铭、思果、余光中、赵元任等人的作品,若干篇文选自大陆地区很难见到的刘靖之所编的《翻译论集》和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编的《翻译十讲》的内容,比较刘靖之所编的《翻译论集》,该书收入的内容在晚清有若干拓展,如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为前者所未收,很让大陆读者开了眼界。两集中除了收入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伍蠡甫《〈伍光建翻译遗稿〉前记》,还收入贺麟《严复的翻译》和刘靖之《重神似不重形似——严复以来的翻译理论》等若干涉及翻译史的篇文,总体上还都属于译学理论,因为编者原来还计划编纂第三集,辑录中国翻译史资料及翻译家有关文章。不知何故,第三集“翻译史及翻译家”的论文集始终没有出版,倒是198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民族语文翻译研究论文集》,体例与前两集《翻译研究论文集》类似。

《翻译研究论文集》

二是罗新璋编选的《翻译论集》的问世。1984年5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由罗新璋编选的《翻译论集》。据罗新璋口述,促发该资料集问世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辑陈应年,当时商务印书馆已经重刊“林译小说丛书”10种和“严译名著丛刊”8种,陈应年注意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罗新璋曾与傅雷有过通信,并对翻译理论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建议他来编一本翻译论集。该书在翻译主题下,将各种有关翻译研究的资料和论著编纂在一起,收辑自汉末以迄编定之日有关翻译的文论180余篇,略按历史线索分为五辑,附录所列论著篇目多达五百余条,不仅提供了一个中国翻译史理论演变的架构,且颇便初学翻译史学者利用。初创者易粗疏,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章炳麟《国故论衡》),与之前刘靖之的《翻译论集》以及同年问世的《翻译研究论文集》相比,该书注意从三国支谦的《法句经序》开始,收入了古代佛教翻译家的译论,较之刘靖之的《翻译论集》及上述两集《翻译研究论文集》,特色明显。该书不仅辑录若干古代和近代翻译家的译论,如当时还比较难找到的周昌寿、陈子展、傅兰雅、陈西滢、曾虚白等人的篇文,也注意收录一般不为翻译理论家注意的现代学者的译论,如哲学家金岳霖《知识论》中的“论翻译”等。该书问世后颇受学界的好评,黄邦杰在1985年香港三联书店第14期《读者良友》上撰文,称该书“所选都十分精当”,认为选文有四大优点,一是古今兼收,资料充实;二是理论和实践并重,编排独特;三是海峡两岸兼顾,当代部分的论述所选甚精;四是所选以文为重不以人废言、广度深度兼顾。并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建议对鲁迅的论述不必全辑,特别是一些“过于偏激(包括瞿秋白的),则可考虑少辑”;二是对于梁实秋和赵景深的论述应该收录一部分,以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当年“信”与“顺”的大论战的前因后果。钱锺书对该书也评价很高,认为古代重要的译论俱已收录,即使有遗漏,亦无关宏旨。作为一部综合性的翻译理论通史史料集,该书“纵跨千余年,汇集百家言”,为中国学界勾画了一幅翻译理论全景式的画面,其中的篇文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必读书目,该书也被誉为中国翻译学界的“圣经”,或以为该书在国内学术期刊有着较高的引用率,显示了广泛的接受程度,是一部翻译研究经典文集。当然,该书也绝非十全十美,书中有不少论文的出处考订不甚准确,如将钱锺书《林纾的翻译》的首刊时间列在1979年,实际应为1964年,该文刊载于1964年6月第1册《文学研究集刊》。

《翻译论集》与以往所编翻译研究论文集之不同,还在于编者有自己的关于翻译理论的构想,早在20世纪50年代董秋斯曾对中国翻译理论是否存在体系,表示过怀疑。罗新璋在该书前所撰写的长篇序言《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认为中国翻译理论有其历史的传统,提出了其演变的特色体现在“精神姿致依然的‘故我’,也即是趣不乖本的‘本’,也即是当包达雅的‘信’,也即是获致原作精神的‘神似’。据此,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主张。或以为罗新璋的“序言成为中国传统译论存有体系之说的代表性宣言,也为后来的翻译学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表述不合逻辑,有共同的历史渊源的观点可以归纳成一个系统,但不等于可以自动形成该体系(共同)哲学基础、理论架构和术语系统等基本要素的存在。作为该书编者罗新璋的巧妙之处,就在于通过系统整理前人的翻译理论,梳理、反思、批评和整合中国的翻译理论,探索中国翻译研究的多元化走向,从而给予中国翻译理论合法的地位。

1984年翻译史研究上第三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是大陆第一部中国翻译史著作的问世。该书是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的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这是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中具有学术标杆意义的代表性著作,该书系统地将中国翻译的两个传统,即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连在一起,填补了中国翻译史研究体系上的空白。其特色还在于注重少数民族翻译活动的描述,其中有关藏族、回鹘族、蒙古族、傣族、满族等译书活动的描述尤见特色。该书在历史分期上基本沿用历史学科中中外文化交流的分期法,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第二次西学翻译。较之韩迪厚的《近代翻译史话》,内容突破了文学翻译的局限,作者没有喋喋不休地阐述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教条,而是通过翔实的资料,贯通中国翻译的古代佛典与近代西学两个传统。书中对严译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如认为严复“把‘雅’说成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译文力求典雅,但却使人费解”,马祖毅认为“‘雅’若就本义来说,就是用全国通行的规范化的语言进行翻译”。何伟杰认为这是一种挺新鲜的诠释,宋淇认为马祖毅是用近乎“说文解字”的方法来解读严复,但这种解释又是可以接受的,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从典雅的角度去认识,因而比较容易引起误会。作为一部上下贯通的简明中国翻译史,在中国学界堪称零的突破,该书的问世,直接带动了20世纪最后十几年一系列中国翻译史著作的持续出版,马祖毅的学术贡献功不可没。在1984年《中国翻译简史》的基础上,作者在1998年还出版了增订本,200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又推出由马祖毅主编的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在研究时段上做了进一步拓展,将翻译史研究一直延续到了当代,与之前所提出的三个时期构成中国翻译史的四大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第二次西学翻译、改革开放后八九十年代的翻译。这一分期对以后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影响很深。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仍然是《中国翻译简史》研究特点的延续,或有将之称为“注重史料发掘和翻译现象历史过程描述的翻译实践史”,其实也未必准确,因为其中不乏翻译理论的讨论。马祖毅主编的《中国翻译通史》确实在史料的整理方面井井有条,但描述多而分析少,很多“描述性”虽有条有理,也还是属于其他论著的“复述”,且留有政治史叙事为主导的深刻印记,缺少了史书应有的问题意识,以及史论结合的阐释。顾颉刚当年曾批评很多编纂中国通史的学者,往往考证的地方太多,“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这些批评似乎仍可适用于马祖毅主编的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该书中的不少陈述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还是传统的目录学文献整理方法,而如果从文献资料的齐备角度来要求,有些资料又尚欠丰实。不少部分或仅仅属于资料整理与汇编的性质,且其中不少资料的引证和出处又无法考见。这一方法在其与任荣珍合编的《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一书更加凸显,《汉籍外译史》基本上是一种以目录学为线索的资料清理,全书完全没有出注,使读者难以考见作者的资料来源。

重资料整理和事实陈述,轻论证分析和观点阐述,缺少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几乎成为20世纪最后二十年多种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显著特征。孔慧怡在《重写翻译史》一书中称,她的“重写”是针对学界“主流权威叙事”作出的反映。其实,中国翻译史研究至今尚在起步阶段,还谈不上真正形成一套“主流权威叙事”,如果说中国翻译史研究已经有所谓“主流权威叙事”,那么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马祖毅为代表的中国翻译史的编写模式,此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中国翻译史的内容汇编,大多以中国政治史叙事框架为主导,采用的主要是资料汇编的方法。马祖毅的这一“主流权威叙事”,至今仍对中国翻译史著作的编纂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

1984年与翻译史研究相关的事件还有《文史知识》第5期发表了戈宝权撰写的《中国翻译的历史》。这位俄苏翻译史的著名研究者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自己中国翻译史研究创作的高潮期,先后完成了一组关于《明代中译〈伊索寓言〉史话》的论文,组成了所谓《翻译史话》,收入其比较文学论文集《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一生翻译过苏联、东欧和亚、非、拉美等各国的文学作品50多种,但就笔者看来,他晚年关于《伊索寓言》等翻译史研究的成就,可能要盖过他的译作在学界的影响,1989年9月9日香港翻译学会授予他荣誉会士衔,金圣华的赞词中也特别提到了他在翻译史方面的“伟大成就”。

上述这些有关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著述,对20世纪最后近20年的翻译史研究影响极大,翻译史资料较为系统的开掘和整理,以及翻译史系统的最初清理,即使到今天仍具学术价值,仍然是今天学者寻找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