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杂志：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强增长点

针对两会代表委员以及市场普遍关心的一些经济热点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以下是他的主要观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遭遇重创，中小企业首当其冲。陆挺认为，我国在抗疫方面以巨大牺牲换取了骄人的成绩，目前已经处在抗疫后期。但由海外疫情加重带来的外需缩减难于避免，疫情倒灌国内出现复发的风险也依然存在。税基已经大幅下滑，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暴跌36.7%，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财政收入同比下跌14.5%，对地方政府而言极为重要的土地出让收入在今年前四个月同比下降4.5%。疫情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出口导向型企业、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冲击更严重，并且这些企业通常规模较小、融资能力有限、疫情环境下现金流较为紧张。但是，上述类型企业在经济中的贡献不容小觑，以中小企业为例，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保证这些企业生存是当前“六稳”与“六保”政策的核心，也是未来经济复苏的关键。

陆挺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大对民营企业融资和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避免出现大规模的违约、失业与破产，必要时采用适当的方式救助一部分优质的民营企业都尤为必要。应将重点放在积极纾困中小民企和加速复工之上，而非开启新一轮的大规模需求刺激。陆挺认为，政策应加大扶助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力度，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违约，避免失业率快速上升。这样在疫情之后，需求能够快速反弹，作为供给侧核心的企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他强调为企业和家庭纾困的三个原则是“救急，救小，救穷”。要救助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企业和家庭，尤其是位于湖北的企业和家庭。企业救助方面，尽量救助小微企业；大中企业的救助原则上只限于流动性支持；救助资质较好但因为外需暴跌和产业链断裂而面临现金流断裂风险的企业。出台纾困政策也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若纾困不当，资金分配不公，也会引发社会矛盾。其次，纾困资金也可能会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产。总之，他强调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生存下来，为此，他建议应该在贷款、税收、租金和人员工资方面帮助中小企业。

陆挺强调，当前要高度重视纾困政策。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个原因是疫情在全球蔓延，对全球经济和我国外需造成重大破坏。疫情在3月11日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大流行病，与过去一百多年的流行病相比较，其严重程度仅次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全球经济遭受19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冲击，我国经济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欧美经济势必大幅衰退。遭受重创的实体经济进而剧烈冲击本来就已杠杆高企的全球金融系统，短期时间内造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美元荒和金融资产价格暴跌。尽管世界各国政府紧急出台了大量宽松刺激和纾困政策，全球失业率快速上升已成定局，大量企业将倒闭破产，或将导致比国际金融危机时更为严重的企业债违约风险。疫情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将导致投资和消费需求萎缩，全球贸易会迅猛下滑。

第二个原因在疫情本身。目前我国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但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我国很难独善其身。海外疫情倒灌、疫苗研发尚需时间等因素导致疫情发展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既体现在需求侧，也体现在供给侧，这种双重冲击还将在未来几个季度并存。

第三个原因是传统需求刺激政策的有效性在快速降低，而带来的扭曲则越来越大。2008年以来经过三轮大规模的需求刺激，我国刺激需求的空间已经不如以前，不能再简单套用传统的政策工具组合。

面对疫情的纾困政策，陆挺认为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而陷入困境的家庭，可申请推迟偿还按揭贷款和其他个人消费贷款；二是减免小微企业尤其是湖北省小微企业的贷款利息；三是延长助学贷款最长期限和还本宽限期，减轻新毕业大学生的压力；四是阶段性系统地降低湖北尤其是武汉的各类税收，增加对湖北的转移支付；五是阶段性免征湖北省内小微企业所得税，阶段性降低湖北省外小微企业所得税；六是加大对医疗的投入；七是按一定标准补贴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的中小企业，相关款项专门用来支付最低保障工资；八是加大失业保障力度，放宽失业保险金领取的标准。

什么是经济的主要驱动力？陆挺的观点是推进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连接人口密集地区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建设，是当前增加有效投资和提高投资效率的最优选择。因为大城市具有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基建和房地产的投资回报较高；分工更为复杂，除制造业之外，服务业也会产生大量就业；人口和人才集聚也有利于科研研发。在可预见的将来，年轻人必然加速向大城市流动。今年中国高校毕业人数834万，出生婴儿数量可能低于1400万。他说，现在除了极个别一线城市外，大中城市几乎都在争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落户条件越来越低。过去几年中的某些政策限制了大城市的发展，同时三四线城市的地产和基建实施了一轮大规模的刺激，这与中国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发展长期趋势是相违背的。

陆挺提出， 2018年中期开启的新一轮稳增长政策明确优化了区域布局。2018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要求申报建设地铁的城市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应在300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在3000亿元以上，市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人以上。从2018年到2019年9月，获得发改委批准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已达到1.6万亿元。2019年2月和4月，国家发改委先后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统筹考虑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通勤圈，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大城市在城市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明确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为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指南。尤其是近期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出台，提出了三十六项举措，包括：强化西部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加快重大工程规划建设；继续加大西电东送等跨省区重点输电通道建设，提升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完善北部湾港口建设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港口群；提高西部地区直接融资比例，西部贫困地区企业IPO适用绿色通道政策；将在西部地区建设一批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等。陆挺相信，这些政策得以落实，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将会被明显遏制。

由于房地产行业在城市化和区域间资金配置方面的关键角色，优化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也能提升中国整体的投资回报率。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贡献加总起来超过25%，短期内其他新兴产业还难于替代房地产的地位；而且中国城市化尚未完成，大城市的住房刚需还很强，和城市化的思路相呼应。所以陆挺认为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基本原则下，真正的长效机制是用市场化的手段和供给测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来防止大中城市房价过快上升。住宅和公共建设用地的供给应该和就业、户籍人口或者参加社保人数等指标挂钩。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可与这些指标挂钩。在增加大中城市住宅用地供应和提供足够数量公共保障住房的前提下，可考虑逐步分阶段放松这些城市的商品房限价。这个过程中为避免区域差距和民众贫富差距扩大，可鼓励大城市吸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鼓励设立更多农民工子弟学校。他认为，避免出现大量留守儿童，让农民工子弟跟随父母居住，在父母就业地上学是最有效的扶贫政策之一。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宅基地改革，让在就业城市落户的农民工有权处置自己在家乡的宅基地，甚至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用宅基地复耕来换取落户城市的用地指标，这样就可以大幅提升宅基地的价值，同时在不减少耕地的前提下，为城市扩张提供土地。

陆挺说，疫情延续时间越长，全球波及越广，对总需求打击程度越深，疫情之后针对基建和其他板块的刺激规模就应越大。在基建方面，确实应该紧跟科技前沿，通过建设一批新项目来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但也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清醒地认识到以下几点。一是不能将产业混淆为基建，不能借疫情让政府过度补贴某些产业。二是基建不分新老，关键是提高回报率，应根据国情来选择合适的项目和确定基建的区域布局。三是在逆周期调节方面，积极推进在建基建项目和房地产项目的复工，加速推进已规划项目的开工，而非仓促审批新的基建项目、重走产业补贴的老路。此次疫情既是需求冲击又是供给冲击，因此应格外重视复工复产，加大纾困力度。

谈到后疫情时代的风险，陆挺认为,“逆全球化”中国经济需要注意的主要风险之一。首先，在一定程度上，疫情爆发降低了国与过之间的信任程度，很可能会加剧逆全球化。一些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取得一个新的平衡。欧美国家的一些关键的订单，比如说医疗产品类的订单，可能会放到其他国家去生产，比如说越南,这个情况已经在发生。

从时间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陆挺说，疫情期间，很多企业都是自顾不暇，以生存作为主要的目标，所以短期内产业链的转移不会那么明显。而中国在抗疫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和不少国家和地区比起来，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经验更加丰富。同时，中国在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社会治理和产业链的规模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同时，中国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

逆全球化是挑战也是机遇，陆挺强调，中国市场大且产业门类较为齐全，供应链较为完整，基础设施发达并有规模效应，所以相对受损较小，外资短期撤出不易。陆挺认为，逆全球化影响下可能出现进口替代的趋势，促进国内旅游业、教育业的发展，以及高端部件的生产研发。发达国家重构产业链的成本较大，可能造成其产品价格的上升，而对我国来说也是扩大新兴市场的机遇。再就是在逆全球化趋势下，可能倒逼关键领域的改革开放、要素市场的改革，推动更为高效的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