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两会“委员通道”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谈到新经济的消费维权问题，举了一例： 2017年，某共享单车企业发现投诉异常飙升，位居全年全国第一，小小的单车投诉量超过了大电商平台，由于新业态缺乏消费投诉公示制度，后续更多消费者不能及时获得投诉信息，最终爆发了系统性的押金风险，“共享单车变成共享风险”。
近几年，借助蓬勃的互联网技术，新经济领域涌现出一批快速崛起的企业。新冠疫情期间，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也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新秀”产品解决了用户的痛点，方便了公众的生活，但也面临着监管滞后甚至缺失的状况。
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疫情期间几乎所有的个体都比以往更为“慷慨”地让渡了个人信息，毫不夸张地说，疫情为诸多数据企业提供了拓展市场的绝佳机会，但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此次疫情防控工作的突发性，个人信息在被采集、运用的过程中，存在信息泄露、丢失、滥用的风险。和采集先行相对应，有关部门、企业在出台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措施上显得滞后。
又比如，因疫情而迅猛发展的线上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量，但巨额的成交量背后，对于平台、个人的监管却没能同步跟上。各个平台上热闹的直播带货，以及社区中不断涌现的社区版“李佳琦”，都是基于个人魅力带动群体消费，和传统渠道的产品购买不一样，这类新经济的“售后”服务有较大的随意性，一旦出现交易纠纷，用户大多只能向商家的内部客服反映问题，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和解决，全凭个体能量，绝大多数的消费者缺乏能与平台方相抗衡的话语权。
一个非常知名的线上平台开发了一款“新年礼包”，受疫情影响，物流长时间停滞，但礼包兑换的期限却没有任何延长。当价值近千元的兑换券成为一张废纸，个体消费者的投诉却只能在企业内部“循环”，面对“一言堂”的公司内部规定，消费者因为时间精力不够而作罢。这类“投诉无门”的个案体验，也已经反向作用于新经济——受疫情的影响，很多教育培训企业纷纷转战在线培训，然而，因为有线上教育品牌因资金链断裂“追责难”的前车之鉴，很多家长并不敢贸然缴费，这使得很多暂且“活着”的教育培训品牌只能苦苦坚持。
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新经济，想要推动消费回升，很重要的一点是提高用户的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对新模式、新渠道实行有效监管，让公众在购买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多一重安心保障，已是非常迫切的需求。
任何技术的应用应该是公平的、双向的。既然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带来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将之应用到监管端应该亦非难事。期待在收集用户大数据的同时，也能对新经济领域的企业和平台建立“大数据”，通过对“数据”的监测分析，建立起更为敏捷、完善的监管体系，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维权反馈。唯有如此，新经济发展的“一时之快”才能转变为一种“持久动力”，进而为“应对冲击、实现经济良性循环”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