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印度贫民窟:失业、借债与抱团自救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程靖

疫情下的达拉维贫民窟陷入了寂静。

这座位于印度孟买市中心、曾拍摄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贫民区面积仅2.1平方公里,聚居着约85万人口。相当于2891人挤在一个11人制标准足球场里。他们中有出租车司机、佣工、手工匠人、裁缝、拾荒者和小商贩。他们支撑着印度的经济,却因封锁而失去生活来源,被病毒与贫困两面夹击。

(图说:达拉维贫民窟,一位妇女坐在家门口。图/Reuters)

居住环境拥挤、难以社交隔离、缺乏公共卫生设施……达拉维贫民窟曾被国内外媒体称为“印度疫情的定时炸弹”:截至5月23日,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已成为印度疫情最严重的邦,累计确诊近2.9万例;达拉维贫民窟则是“震中”的热点地区,23日单日新增确诊36例,累计确诊达1514例,累计死亡58例。

但被病毒感染是明天的危险,饥饿与贫困才是今日的威胁——封锁下的贫民窟里,一些居民开始积极自救。

底层居民的失业自救

食品、消毒液、肥皂、牙膏……苏雷什·库马尔和同伴们正在清点物资,分成一包一包装好,准备分发给因疫情而失业的邻居们,购买物资的钱是苏雷什与友人们众筹来的。

43岁的苏雷什是孟买达拉维贫民窟的居民,3月14日起,他所任职的出租车公司因疫情停工;25日,达拉维被封锁。苏雷什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自己和家人已在家“自我隔离”两个月了。

苏雷什的家是达拉维贫民窟里一间13平米的小屋,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共住。他每月要花7000卢比的租金(约合人民币657元)。他告诉记者,身边的司机同行通常一天收入1000卢比,其中300卢比是油钱,此外还要维护车辆,支出生活开销,一旦失业,日子将难以为继。

(图说:苏雷什一家人。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生活在达拉维的司机中有80%~90%都不是合同工,是按月、甚至按天结工资。”苏雷什告诉记者,“现在我估计80%以上的司机都失业了。”

达拉维的司机只是疫情下印度劳动力境况的缩影。据《华盛顿邮报》引用高盛经济学家的分析,印度的全国“封锁”造成了至少1亿人失业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失业率已飙升至27%。

德里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协会的高级顾问卡普尔表示,在印度数目庞大的非正式劳动力“没有社会福利网,甚至没有最低保障” 。

(图说:希奇(右)和儿子。图/The Washington Post)

今年45岁的拉利塔·希奇是一名家政工,每周为三个家庭打扫卫生。自封锁以来,她无法外出,两个分别在审计事务所和药店工作的儿子也丢了工作。存款所剩无几,所幸当地援助组织发了一些大米和小扁豆。她对《邮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吃的,会饿死。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如果继续封锁,我和我儿子马上每天只能吃一顿饭了。”

苏雷什和友人们决定帮助失业的人。苏雷什是个热心人,曾与友人们一起运营着一个叫做“杰宾姆基金会”的非营利团体,旨在用印度“贱民之父”安倍多伽尔的理念来帮助达利特人(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阶层)争取权益。苏雷什和达拉维另一些非营利团体一起发起了众筹。

苏雷什告诉记者,四月份他们在网上众筹到了30万卢比,用这笔钱,他们购买了足够分给300户人家的口粮,以及消毒液、肥皂、牙膏等清洁物资,给每家每户发了10公斤大米和10公斤面粉。

苏雷什说,现在有15个志愿者一起为互助项目工作,五月份已筹到了15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4077元)的资金,能为150户家庭送去援助,“这个月能帮多少人还得看筹到多少钱。”

4月14日,印度总理莫迪在一次讲话中承认了全国封锁带来的“巨大苦难”,并推出了一套经济援助方案,包括为贫困家庭提供食物援助和小额现金救济等举措。但有媒体认为,相比美国使用GDP的11%来实施经济补助,印度政府划出GDP中不到1%的金额很难满足贫困人群的需求。

另据报道,尽管印度政府制定了每人每月5公斤的派粮计划,但每个邦的执行情况不尽相同,而且只有持有配给卡的人才能领到粮食。很多达拉维的居民都是从其他邦移居过来的,无法注册配给卡,因此并没有领取粮食的权利。

此外,孟买市政官员每天为近2万人提供两次便餐,但对于达拉维85万人口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因此,苏雷什等人的民间互助尤为重要。

(图说:除了苏雷什的团体外,有不少公民组织为贫民窟内的贫困人群发放援助。图/The Washington Posst)

疫情下的零工经济难以为继

比大多数邻居幸运的是,苏雷什的司机工作有份合同,尽管没有出去开车,他依然收到了三四月份的工资。但他告诉记者,不知道五月的工资还发不发,“月底我就知道了。”

没有承诺和保障的工作就脆弱得多:希奇做家政工的20多年里都在为固定的三户人家打工,但从疫情开始后,她试图联系服务了小半辈子的雇主,希望对方能够伸出援手,但雇主不是不接电话,就是闪避她的请求。希奇到现在也没法相信,有些绝望:“如果连他们都不帮忙,我还能指望谁呢?”

达拉维也不仅仅是贫民们的住所,更是生产经营场所。自19世纪中叶印度城市化进程启动以来,全国各地的低收入人群迁徙到此地,定居在达拉维,各式手工作坊,裁缝铺、面包店到制陶工场、皮革工厂,肥皂工坊和废品回收站平地而起,带动了贫民窟里大量非正式就业——在这面积仅2.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约5000家小企业和1.5万家小型工厂,生产的商品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远销海外,每年商品交易额超过6.5亿美元。

(图说:达拉维贫民窟。图/EPA-EFE/Shutterstock)

“橡子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坎伯的父母就是达拉维一家小型废品回收公司的经营者,他们担忧,如果公司关了,就无法给员工发工资。而拾荒者原本就处于劳工阶梯的最底层——每捡到一块塑料,只能赚3美分(约合人民币0.2元)。坎伯对《邮报》表示,如果封锁持续,不知道达拉维居民该何去何从。

平日里开着一家手机维修店的乔达里要养活一家七口人,但维修店关闭后,他失去了生活来源,甚至没有拿到非营利组织发放的援助食品。乔达里告诉《邮报》,他的钱只剩侄子储蓄罐中约合人民币70元的钱,还够全家人吃一周,再往后就不得不去寻求援助。

贫民窟防疫有多难?

苏雷什告诉记者,上周接到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电话,让他近期不要去公司,“大楼管理处要求,不让司机进来,达拉维居民也不得入内。”拉利塔·希奇的二儿子也因达拉维居民的身份而被药店解雇。平日里“达拉维居民”就是底层身份的象征,在疫情中更是让人避之不及。

但达拉维的生存环境与卫生条件确有诸多防疫难点:建筑物密集低矮,排水沟暴露在外,污水遍地,多数家庭居住面积不足10平米;自来水每日限时4小时,约73%的居民使用着180个公共厕所……早在印度零星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时,就有媒体担忧贫民窟会是印度疫情的“定时炸弹”。

当达拉维确诊病例仅有100余例时,印度病毒学家贾米尔·萨希德就指出,孟买核心地区1200万人口中有65%的人生活在贫民窟里,疫情在贫民窟暴发“只是时间问题”。

(图说:达拉维贫民窟,一名男子穿过路障。图/The Washington Post)

为避免贫民窟疫情出现燎原之势,当地政府采取了相当积极迅速的防疫举措。在报告确诊病例后,孟买政府在达拉维设立了多个路障封锁了重点地区,所有居民都不允许随意走动。达拉维的一所学校、一个体育场和一间废弃医院被改造为隔离点。

《印度斯坦时报》外文版总编乔杜里称,印度军方于4月初进驻了达拉维,在贫民窟里建起多个隔离帐篷作为“方舱医院”,若居民接受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就会被送到隔离帐篷接受治疗,重症患者则会被转移到当地医院。

孟买市政助理、负责达拉维片区的官员迪加夫卡尔曾说,由于贫民窟很难严执行社交隔离,最好的办法是筛查出潜在感染者并尽早将其隔离。另据《印度快报》报道,本周四起,为大规模筛查达拉维的潜在感染者,孟买市政集团(BMC)启动了18个流动诊所,每个流动诊所由一辆救护车、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组成。截至周四,达拉维已有40万居民接受了筛查,约占总人口的一半。孟买官员称,希望对达拉维所有人口进行两次筛查。

但政府纸面上的抗疫举措与现实依然有一些落差。苏雷什告诉记者,他所住的社区,至今没有见到过医护人员前来进行筛查。防疫物资的价格很高:一瓶免洗洗手液要价200卢比,抵得上达拉维居民两天的伙食费。苏雷什有几个N95口罩,但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些人用布料、手帕自制口罩,“许多人连饭都吃不起,怎么可能花钱买口罩呢?”

(图说:达拉维贫民窟内的居民们戴着口罩或用面纱遮面。图/ThePrint)

贫民窟内外的封锁还在继续。对于苏雷什说,“宅家抗疫”生活并非没有好处:不用早出晚归,打破上下班的时间表,有时间和家人呆在一起——明显的坏处则是体重长了12公斤。

达拉维的防疫图景只是印度城市贫民生活境遇的一个缩影。印度有约6500万人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他们多数打着零工、拿着低薪,支撑着经济金字塔的最底端,却无法享受良好的公共资源和社交距离的“特权”,在大流行病与贫困的两面夹击中度日。

黄昏中,乔达里和家人们在等待夜幕降临后的开斋。作为穆斯林,斋月应是一年中节日气氛最浓重的月份,而家门口平日里总是摩肩接踵的窄巷,如今是一片死寂,“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达拉维。”

乔达里的手机维修店已经两个月没有交租了。隔离意味着没有收入,他的不安与日倍增。父亲患有心脏病,乔达里不敢让他出门冒险,只能让他戴着口坐在窗边透气。上周家里的钱用完了,乔达里不得不向朋友借了1万卢比,以购买家里的伙食。

“活了四十年,我从来没有这么无助过。我好像被斩断了手脚一样,被迫乞讨。”乔达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