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狮子冲南朝墓出土散砖画像研究：以卤簿画像为切入点
作者简介 张 今（1992—），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秦汉六朝出土文献。
2013年1-6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栖霞区新合村狮子冲北象山南麓调查并发掘了两座南朝大型砖室墓，并于2015年公布发掘简报。两座墓均未完全发掘，但在M1发现了由模印画像砖拼砌而成的完整壁画，其内容包括竹林七贤、羽人戏龙、仙人持幡等。此外，在墓室填土中还发现了大量散落的模印画像砖，这些散砖的大面（模印画像的砖面可称为侧面和端面）上多有刻划文字，用以标识此砖对应的画像内容和位置。2016年，部分散砖藉《南朝真迹》一书以五面拓印的形式刊布，是为本文展开讨论的基础。
《南朝真迹》拓印方式示例
《南朝真迹》出版后，围绕南朝拼砌砖画的讨论逐渐增多，其中以郑岩先生（以下略去敬称）和王汉的研究最重要，但他们多关注七贤画像的制作，而对其他画像探讨较少。本文尝试以卤簿题材的拼砌砖画为切入点，对这批散砖进行观察。此前，丹阳的仙塘湾、金家村、吴家村三处南朝墓葬均出土了较为完整的卤簿画像，但砖面刻划文字的情况不太明晰。狮子冲M1、M2的情况恰与之相反，我们虽无缘得见完整画像，但凭借出土散砖得以掌握部分刻划文字的信息。综合两批材料，我们可以对单幅画像的拼砌方式有进一步的了解。此外，七贤画像的传承序列前人多有讨论，甚至以此作为解决墓葬年代问题的关钥。笔者认为，同墓所出的其他画像应当被予以类似关注，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粉本关系，特别是齐梁禅代之后帝陵画像可能存在的内在变化很有帮助。
一、卤簿画像与刻划砖铭
（一）骑马武士
此类画像对应的砖铭是“具张”，“张”与“装”韵脚相同，可以互通，故“具张”就是“具装”，指战马所披的铠甲。完整的“具张”画像见于仙塘湾墓的西壁和金家村墓的东、西壁。画像主体为一人一马，人戴冠，着裲裆铠，肩背弓，胯下战马则配备成套具装，英武矫健。《宋书·刘元景传》载：“（安都）乃脱兜鍪，解所带铠，唯着绛纳两当衫，马亦去具装，驰奔以入贼阵。”其所述名物正与画像对应。
骑马武士拼砌砖画
（二）执戟武士
此类画像对应的砖铭是“笠戟”，应即“立戟”。完整的画像见于仙塘湾墓西壁和金家村墓东、西壁。画中一人站立，头戴外罩笼冠的梁冠，身穿广袖长袍，手执戟，腰佩剑。仙塘湾墓执戟武士画像上端残缺，金家村墓画像完好，长戟顶端还有两段飘带。
执戟武士拼砌砖画
（三）伞扇侍从
此类画像对应的砖铭是“迅繖”。完整的画像见于仙塘湾墓西壁和金家村墓东、西壁。画中两人前后站立，头戴介帻，穿上衣，着缚裤，分别执障扇与伞盖。前人相关讨论中以刘未所述最为完备，他从画像流变和等级制度两方面勾勒了伞扇仪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变化。刘文认为，伞扇组合流变的关键在于扇的形制变化，大致呈现了“无（曹魏至东晋早期）桃形扇（东晋晚期）上圆下方雉尾扇（南北朝）”这一趋势。对比画像资料，可知在南北朝时期，伞扇仪仗画像中的“扇”即上圆下方形雉尾扇这一观点基本成立。
伞扇侍从拼砌砖画
那么，“迅繖”砖铭何解？“繖”的字义较易理解，其与“伞”相通，指卤簿中的伞盖。而“迅”的含义不明。仙塘湾出土“右繖迅苐一”砖铭为我们提示了最基本的前提，即“迅繖”两字可以调换顺序，属并列关系的联合短语。既然“繖”指伞盖，那么“迅”是否就是与伞盖搭配出现的雉尾扇呢？本文拟提出一种推测，以供讨论。中古文献常见“迅羽”一词，泛指运动迅捷的鸟类，如张衡《西京赋》：“乃有迅羽轻足，寻景追括。”薛综注：“迅羽，鹰也。”又如谢朓《野鹜赋》：“落摩天之迅羽，绝归飞之好音。”这类偏正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修饰成分替代主语进入习惯用语的情况。也就是说，“迅”有可能表达“羽”的含义，与“繖”构成联合短语进入刻划砖铭的系统。
仙塘湾墓出土“右繖迅苐一”砖铭
（四）骑马鼓吹
此类画像对应的砖铭是“家脩”。完整的骑马鼓吹画像见于仙塘湾墓东壁和金家村墓东、西壁。画中三骑相继，上方环绕各种花卉，乐手皆头戴冠，着广袖长袍，由南向北依次演奏建鼓、排箫和笳。关于“家脩”铭文，素无善解，近年祁海宁猜测“脩”或通“佾”，指乐舞，可备一说。
仙塘湾墓出土骑马鼓吹拼砌砖画
二、刻划砖铭位置的复原尝试
下文试图通过狮子冲M1、M2所见散砖铭文复原丹阳二墓壁画的拼砌，这也是借助完整画像进一步探赜砖铭含义的尝试。如砖铭中的“左”“右”，是依据平面画像还是墓室空间确定？砖铭中序号的排列规则又是怎样？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骑马武士画像的拼砌复原
就骑马武士画像而言，我们可将三幅完整画像与狮子冲M2出土“具张”砖铭散砖侧面的残存画像进行比勘。
狮子冲M2出土散砖与仙塘湾、金家村墓骑马武士画像比勘表
依据简报披露的画像砖拼砌方式，可以将比勘结果制成砖铭位置示意图。
骑马武士画像砖铭位置示意图（左为东壁，右为西壁）
（东、西壁砖铭位置示意图均为面向墓壁时的视角。图中砖铭位置仅为示意，划线者为狮子冲墓散砖中包含的砖铭，其余均为笔者为方便论述，依据墓砖砌筑规律补齐的砖铭，下同）
虽然图六所示大部分砖铭都是笔者推测补齐的，但依据能够对应到画像相应位置的砖铭推断，其余砖铭的位置也是大致可靠的。通过上图，我们已不难看出画像砖的砌筑规律。一、砖铭中的“左”“右”，是依据墓室空间确定的，即当背靠北壁、面向墓门时，左手边的东壁画像即为“左”，右手边的西壁画像即为“右”；二、工匠只对构成画像主体的墓砖进行编号，而主体以外用作补白的花纹砖则不予编号；三、顺砖层是一个整体，由下往上进行编号；四、不论丁砖、顺砖，一律由南向北进行编号。为了验证这一规律，接下来讨论另外三种画像的拼砌。
（二）骑马鼓吹画像拼砌复原
依照上文的比勘和复原方法，可以得到骑马鼓吹画像的砖铭位置示意图。
骑马鼓吹画像砖铭位置示意图
（三）执戟武士与伞扇侍从画像拼砌复原
同理，另外两种画像的砖铭位置也可得到复原。
执戟武士（东壁）与伞扇侍从（西壁）画像砖铭位置示意图
经过砖铭位置的复原，卤簿画像的拼砌规则已基本清楚。在复原过程中，笔者可确定金家村墓与狮子冲M2出土散砖的卤簿画像出于同一粉本，两者在对应画像砖上的人、物相对位置，以及线条细节几乎一致，而与仙塘湾、狮子冲M1的卤簿画像明显不同。根据仙塘湾墓画像推定砖铭位置虽也可行，但每块砖上的画像都存在较大差异，甚至个别画像砖位置也与砖铭抵牾，同样的情况在比勘狮子冲M1散砖画像时同样会遇到。曾布川宽早已指出，仙塘湾墓与金家村墓的羽人戏虎砖画为同模制作，而卤簿和七贤画像均不同模。借助本节总结的拼砌规则，我们正可以进一步考虑曾布川宽的观察结果，并试析狮子冲墓出土所有散砖画像与其他墓例的关系。
三、散砖画像的来源与性质
比较不同的画像，需要从拼砌方法和画像样式两个角度切入，以下分别述之。
（一）拼砌方式
综合《南朝真迹》和简报公布的数据，可知狮子冲墓出土每块卤簿画像砖预设的尺寸是大致相同的，即长33.5、宽14.5、厚4.5厘米左右。由此拼出的完整画像尺寸可依据上节的复原结果计算得到，分别为：高32.5、宽33.5厘米（骑马武士），高41.5、宽13.5厘米（执戟武士），高41.5、宽27厘米（伞扇侍从），高41.5、宽67厘米（骑马鼓吹）。不难看出，单砖尺寸应当是基于对画像的完整认识进行设计的，而由于长度略大于厚度的7倍，故七块丁砖加上彼此间粘合的缝隙恰好与一块顺砖长度相当，这一设计的用意在金家村墓所见骑马武士和骑马鼓吹画像中体现的最为清晰。仙塘湾墓与金家村墓的卤簿画像，除骑马乐队上行顺砖拼砌方式不同外，其余画像均与上节所绘的各砖铭位置示意图一致。骑马乐队的差异处，王汉已经指出，即仙塘湾墓该画像上行顺砖的正中位置是一块整砖，而金家村墓该位置为两砖接缝。根据这一特点和上文的必看结果，可知狮子冲M2的骑马乐队画像拼砌方式与金家村墓同，这也对应了其画像内容的异同关系。
卤簿画像砖以外，狮子冲墓出土其他画像砖的单砖尺寸也大致与此相同，由制坯、烧造导致的长、宽误差不大于2厘米，厚度误差不大于0.5厘米。所以，它们的拼砌方式也就不难按照前文所述进行复原了，本文于此不做展开。
（二）画像样式的来源与性质
依照上节比勘卤簿画像的方法，笔者将狮子冲两座墓出土所有画像可辨的散砖与其他墓例所见画像进行比较，发现其与吴家村、金家村两座墓的部分画像存在同一粉本现象，且互有交错，具体表现为：M1与金家村墓的直阁将军画像，并与吴家村墓的羽人戏龙、羽人戏虎、七贤画像出于同一粉本；M2与金家村墓的狮子、直阁将军画像，并与吴家村墓的羽人戏龙、羽人戏虎、七贤画像出于同一粉本。于是，将町田章、曾布川宽、王汉诸家的观察结果与本文结合，便可把几处南朝拼砌砖画粉本关系展现出来。
出土南朝拼砌砖画样式对应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狮子冲M1、M2散砖画像与吴家村、金家村墓拼砌砖画关系最为密切。曾布川宽推测金家村墓墓主是齐明帝萧鸾，吴家村墓墓主是齐和帝萧宝融。王志高、许志强、张学锋推测狮子冲M1墓主是梁昭明太子萧统，M2墓主为萧统生母丁贵嫔。笔者认同这些成果对墓主身份的推测。萧鸾葬兴安陵在永泰元年（498年），萧宝融葬恭安陵在中兴二年（502年），丁贵嫔葬宁陵在普通七年（526年），萧统葬安陵在中大通三年（531年），虽然其间齐梁禅代，帝室陵区发生变化，但四座墓年代毕竟相隔不远，出土同一粉本系统的画像也很合理。
由狮子冲墓发掘简报可知，这些散砖出土于墓室填土，原先可能作为普通墓砖用于砖室营建，其性质当为前代使用剩余的废砖。散砖画像也不同于正式砌筑在狮子冲墓室东西两壁的完整画像，而是另有来源，其与可能是兴安陵、恭安陵的丹阳金家村、吴家村墓具有紧密联系。进一步推测的话，这些散砖可能原本就是营建萧齐末代帝陵级墓葬时的剩砖，萧齐亡后，萧梁帝室采用了新的墓室画像粉本，故这些剩砖无法继续参与完整画像的拼砌，转而被用作一般墓砖。这一推测是否可行？或许梁代的修礼行为可以为我们提供参照。
（三）齐、梁间墓室画像的因革
齐梁礼制是一个传承有序、逐渐完善的过程。齐永明年间开撰《五礼仪注》，终齐之世未成，梁天监元年（502年）重新开展这一工作，诏诸儒撰修五礼，至普通五年（524年）方才缮写校订完毕。《五礼仪注》以外，何佟之、任昉、明山宾等礼学家，甚至梁武帝本人都参与了诸多礼乐制度的修订，礼制逐渐完善。
墓室画像虽不载于现存礼典，但其形式、内容皆与礼制关系紧密。考虑到南朝仪制远较北朝精密，齐、梁又为其最成熟的阶段，墓室画像不可能孤立于这一时代背景，而仅在粉本系统内部传承、损益、改动。笔者认为，帝陵级墓葬所用拼砌砖画的样式，应该和礼制在齐、梁间的因革关系大同小异，即保持由狮子、直阁将军、羽人戏龙、羽人戏虎、七贤、卤簿诸种画像组成的基本配置不变，而单幅画像粉本存在多种选择的空间。在“五礼之书，莫备于梁天监”的萧梁初期，帝陵级墓葬改换一批新的画像粉本是契合于礼制需求的，狮子冲墓的年代也正处在这一时期。其散砖画像样式在今丹阳、南京的存废之别，恰好为观察这一变化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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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京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