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专家虞云国:南宋是北宋的直接延续吗

靖康之变瞬间摧毁东京梦华,成为北宋和南宋的分水岭。那么,南宋是北宋的直接延续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望道讲读会”上,为听众讲述了宋代历史上那段波澜壮阔又云谲波诡的岁月。以下为讲座主要内容。

『为何有“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一说』

南宋是北宋的直接延续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历史大背景。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振复。”一般讲到宋史,讲到宋代文化,这段话是必引不可的。正因为他说“造极于赵宋之世”,因此我们对整个宋代都有一种相当的好感。

确实,宋代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方面,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首先是制度文化。在宋代以前,历史上经常会出现分裂、割据、武将专政等局面,而宋代之后,元明清三朝始终保持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这个遗产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宋太祖顶层设计的政治制度文化。

正是鉴于五代的动乱,武将经常叛乱推翻政权,所以宋太祖设立的权力制度,从中央到地方,把兵权、政权、财权这重要的三权都加以必要的分割,不让权力集中在某一个官员或某一个部门,宋朝因此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

其次是精神文化。宋代形成了影响中国古代后期的理学,这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宋代在宋词、书画、科技等方面,不仅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化高峰,有的方面还走在世界的前列。

物质文化方面,我们只要看一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当时社会是多么繁荣。

所以说,宋代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上,都确实达到了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造极于赵宋之世”。

但是,陈寅恪先生还说“后渐衰微”,这“衰微”开始在什么时候?此外,“造极于赵宋之世”,是不是宋代近320年的历史全过程中这个高峰始终存续着呢?

『三大理由说明南宋并不是北宋的直接延续』

我认为,宋代近320年的历史,它是复杂、多变的,应该作分时段的、多面向的把握。而从北宋过渡到南宋的这段时期,正是宋代历史上最波澜壮阔又波诡云谲的一段岁月。

回到今天的主题:南宋是否北宋的直接延续?

从皇统角度来看,南宋毫无疑问是北宋的直接延续。因为宋高宗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是被俘到北方的宋钦宗的兄弟,在血脉皇统上,是真正的一姓王朝。

另外,从政府制度和祖宗家法来看,南宋对北宋似乎也没有全面的颠覆性的变革。也就是说,南宋还是承袭了北宋的君主官僚政体,以及重要的制度文化,比如崇文轻武、科举制度等等。

从这些角度来看,当然可以说“南宋是北宋的延续”。但是,它是一种“直接延续”吗?是一种简单的延续吗?

显然又不是。下面来说几个理由。

第一,南宋的生存空间要远比北宋逼仄得多。

宋代分南宋和北宋,大体都是160年左右。从南宋疆域图可以看出,南宋王朝基本上以现在的淮河和秦岭作为南北分界线。而北宋的北方疆域达到了现在的北京以南。

第二,南宋的内政和外交形势空前严峻。

北宋时期,宋朝政府与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相对峙。虽然前期战争不断,但是从1004年开始,双方进入了长期的和平阶段,达100多年之久。

而金朝和南宋对峙以后,一方面金军战斗力超过契丹军队,另一方面,由于地缘空间的改变,金军随时可以渡淮河南下。南宋政权不但在立国初期处于存亡继绝的生死关头,而且,在其后存在的100多年间,金朝始终像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这种情况下,南宋在政治体制、统治策略以及官僚机器的运作上,都势必作出应激性的调整,否则难以对付内外交困的局面。于是,南宋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

第三,由于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的个人因素,使原先政治体制的良性运作发生了逆转。众所周知,在君主官僚政体下,“君主是决定一切的”,君主的所作所为可以直接影响历史走向和政治生态。

从这些方面看,南宋并不是北宋简单的、直接的延续。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关注到南宋延续、继承北宋的那些历史内容,另一方面,更要关注到南宋历史相对于北宋历史的那种断裂性。

『从岳飞事件看宋高宗的政治手腕』

我们来说说南宋王朝的建立者宋高宗。

宋高宗这个皇帝,从岳飞事件中可以看到他的政治手腕。他尤其在乎君权对军权的全面掌控。

在北宋全盛期,中枢权力机构是相对制衡的,也就是说,对当时的君主官僚政体来讲,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运作状态。在这种运作程序下,皇帝不能够独立地、专权地决定朝政大事。几乎所有的朝政大事,皇帝先表达一个意向,然后交给起草政令的机构去起草。起草完以后,要通过当时的监督机构,包括御史台和谏院在内的监察系统,对这些政令进行审查,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确,然后再正式发布,交由宰相为首的行政部门去执行。这样一来,各种权力是互相制衡的,防止了中央权力可能出现的失误。

但是南渡初年,整个高宗小朝廷一直处于不断逃亡中,如果还要依照北宋那种体制,肯定无法应付当时千变万化的战争局面。而宋高宗其人又精于玩弄权术,喜欢大权独揽,这就导致原来中枢权力相对制衡的良性政体逐渐走向了专制。

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起用秦桧作为唯一的宰相。宋朝一般任命左右两个宰相,但他却特许秦桧独相。目的是什么?就是让秦桧单独去处理与金朝议和的事情,而不受到掣肘。

结果,绍兴十二年(1142年)初,他与秦桧制造了岳飞父子谋反冤案,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并同金朝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士大夫官僚仍然力主收复北方,反对议和的声音始终非常强烈。宋高宗和秦桧就采取高压政策,罗织了一系列“文字狱”,对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官僚士大夫打击镇压,罢官的罢官,贬黜的贬黜,流放的流放,有的官员甚至就死在流放地。

所以,宋高宗时代与“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北宋最好的时代,应该区分开来。如果要穿越到宋朝去的话,应该穿越到宋仁宗、范仲淹与包拯的时代,而绝不是宋高宗与秦桧的时代。

『“君主官僚政体”的四种运作模式』

南宋和北宋的整个政治体制,尽管都是“君主官僚政体”,但是,“君主官僚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它的模式不仅仅只有一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刘子健先生在所著《中国转向内在》中提出,“君主官僚政体”的运作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是中央控制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刚才说的北宋中枢权力相对制衡的良性模式。宋神宗时有位宰相叫文彦博,他曾经这样提醒皇帝:“你是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这种模式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皇帝和官僚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但这种模式,在王安石变法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

第二种模式是宫廷的集权模式。宋徽宗时期任命了宰相蔡京,他与蔡京的关系很好。所谓宫廷集权的模式就是宋徽宗朝的政体运行模式。这种模式简单来讲,就是皇帝和他所选中的大臣共同决定朝政大事,其他官僚士大夫只能在一旁表示赞同。当然,这种政治体制运作的改变,这时还只是一种量的变化。

第三和第四种模式分别是专制模式和独裁模式。在我们现代术语中,专制和独裁好像是同一个概念。但按照刘子健的解释,独裁比专制更厉害、更进一步。

刘子健提出,所谓专制模式,就是朝政决策由皇帝和他的代理人独断或共谋。“独断”指皇帝拿主意,“共谋”是皇帝与其代理人联手决定,官员们只能分享权力。分享权力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只是为我办事情。宋高宗起用秦桧,作为唯一的宰相,去处理与金朝议和的那一时期,可以看作是第三种模式。

独裁模式是指君主和他的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镇压任何反对他们意见的官僚和士大夫。宋高宗和秦桧杀岳飞、搞“文字狱”,就把政治体制推向了第四个阶段,也就是独裁模式。

唐代为制约皇帝的权力,完善了“三省制度”,即设立了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其中,尚书省是执行机构,门下省是监督机构,中书省是起草政令的机构,三者职权分明,互相牵制。

宋代中枢权力设计继续完善了这种做法,同时财权、政权与军权也是分开的,权力相对制衡也更为合理。

但是到了宋高宗时期,权力越来越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里。虽然高宗朝前期仍有不少官僚士大夫上书,希望把权力体制拉回到北宋的模式,但宋高宗置之不理。于是,历史就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