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生死场:一个小城七八十岁老人几乎全部过世,“一代人没了”

仅仅一个月,有近1万人确诊,尤其是70-80岁感染的老人,几乎全部在医院过世了,火葬场每天24小时工作也无法处理完尸体,只得留下成列的棺材在教堂过夜。“整整一代人,就那么没了!”Emi马上想做点什么。

中国留学生Emi的志愿者团队捐赠到意大利贝尔加莫的物资被成功签收。

在意大利,对一个人最常见的夸赞是“tranquillo”,意思是“淡定,遇事不慌”。而那些动不动就大惊小怪的人,常常会让意大利人看不上。

事实上,很少能有让意大利人真正慌张起来的事——这里紧邻地中海,空气新鲜、食物无污染、景色优美,居民平均寿命达到87岁,并且有着世界上一流的医疗条件……即便病毒刚刚闯入的那几天,意大利人还是保持住了“tranquillo”。

只是,随着疫情的恶化,恐惧开始打破这种平衡。

卫生部里的华人接线员

“最夸张的一次,我一天接了7个来自同一个人的电话”。

作为在意大利长大的华人,陈北是最早入驻意大利卫生部的志愿者之一。他的工作职责是接听来自华人群体的电话,然后把意大利卫生部的回复翻译过去。

1月底的时候,打来电话最多的是华人群体,他们像夹心面包一样,同时收到祖国和意大利“一热一冷”的消息,“国内一直叫人们提高警惕,不要出门,必须戴口罩。而意大利卫生部给的统一回复则是不要慌张,保持冷静,没有确诊就不需要戴口罩,更不要过度防疫。”另一位志愿者刘楠说。

这两种相反建议夹杂在一起,让有些华人慌了神,反复打1500专线,就为确认一条消息。“那个人来回打了7次电话,我都听出他声音了。”陈北笑着回忆,“他估计想着,如果接电话的是不同的接线员,也许能听到点不同的回答。但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在我们的培训手册上写得清清楚楚——没有发烧或者呼吸困难等明显症状的话,无需去医院,也无需戴口罩。”

陈北有自己的生意,原本在罗马开有门店,意大利封城后也随之关闭了。1月22日武汉疫情暴发后,卫生部为了给华人群体提供新冠病毒的咨询,首先联系了陈北所在的华人商会,希望找到一些志愿者做翻译。“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病毒是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防御,大家都很恐慌,所以报名的人比较少。”陈北回忆说。

米兰白十字会队员在疫情期间执行社区任务。

最后,有14名不同职业的华人加入了意大利卫生部,陈北和刘楠就在其中,他们与其他40名意大利接线员一起,在罗马一个200平米的开间办公室里,每人守着一部电话,开始了每天至少7小时的志愿工作。

14人被分成了4批轮流上岗,最早的一班从早8点一直工作到下午3点,中间有半小时吃午饭;最晚的一班则从晚上8点到次日早8点,常常需要趴在桌子上过夜,保证了24小时都有华人值班。

“电话一直会打到凌晨2点,在那之后就少了,如果有,打来的一般都是为了小孩子,突然发烧了,大哭不止,家长没办法了,多晚都会打过来试试。”陈北说,“我们按照意大利这边给的流程,首先家长要保持冷静,给孩子测体温,如果高于37.5度,我们会帮他查找附近的医务救济点,提醒他需要戴的证件,再给他一份单词表——有些华人的意语不熟练,像‘呼吸困难’ ‘胸闷’‘咳嗽’ ‘腹泻’这些医学名词,得提前让他抄下来,念好,好跟医生沟通。”

一个月以后的2月21日,意大利北部暴发疫情。当天,因为在卫生部值班,陈北比外面的民众提前3小时得到了消息。

“当天下午6点的时候,卫生部内部报告,在北部发现了‘1号病人’,但他出现症状已经15天了,现在才确诊,接下来北部肯定会控制不住的。”

陈北马上通知了罗马华人商会这个消息,当时为了支援国内疫情,华人商会在意大利采购了大批的口罩等防护用品,前3批已经捐给了家乡福建的医院,但第4批的8吨物资还没运出去。

“我们当时决定,拦下来这批物资,留在罗马,照这个情形,谁知道意大利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留下这些物资给华人做个应急吧。”

3小时后的晚上9点,意大利所有新闻媒体都开始播报卫生部的这条消息——“我们于北部伦巴第省的科多尼奥(Codogno)镇发现了第一个境内确诊的病例。”

紧接着公布的信息让观众倒吸一口气:在确诊前的两周,这位38岁的男性已经出现了发烧等症状,但由于症状不严重,家庭医生并没有联想到新冠病毒,只是让他回家休息。接下来几天,他参加了两场马拉松、孩子学校的家长会,以及若干次朋友的聚餐,直接或间接接触了5万余人。

封镇、封城、封省,直到两个星期后,封锁全国。

意大利采用了整个欧洲最严格的措施,但仍然没有止住病毒的飞速传播。在武汉发生过的一幕幕,接连又在意大利北部重演——医护人员物资不足、人手不足,再加上民众的恐慌情绪,甚至让人来不及去想,究竟是哪一步落下了,导致一错再错?

意大利人本来对本国的医疗体系一直充满自信,这份信心不是凭空产生的。

2019年,医学界权威杂志《柳叶刀(Lancet)》发布的“全球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Healthcare Access and Quality Index)榜单中,意大利排名第8,紧随瑞士、瑞典等一众北欧国家之后,远远超过排名第48的中国,也超过了邻居德国(第18名)和法国(第20名)不止一个身位。

这份报告从全世界最常见的32中疾病(肺结核、肿瘤、心血管疾病、消化道、肾脏系统等)中,计计算了各国居民每一千人可分配到的医生和床位资源,以及各类疾病治愈的百分比,加权而成。而意大利在新冠病毒所属的“呼吸道感染”这一项,是100分的满分。

但最终疫情的发展显示,抗疫的好坏和《柳叶刀》上的排名没有太大关系——上述排名体现的只是每个国家在单个疾病上的治愈水平。而一次大规模传染性疫情,考验的则是整个国家调度资源的能力。能否及时封锁,派遣外部医生入驻疫区;能否提供足够物资、床位;能否劝说民众遵守章程……

说起这些,陈北感慨万千。作为志愿者,他唯一感到庆幸的是当时及时拦下来了最后的8吨物资。很快,和武汉一样,意大利就陷入了物资紧缺的阶段。商会留下了少部分口罩给华人群体,其余则都捐赠给了罗马最需要的医院、警察局等部门。

一切都安顿好后,陈北又回到了电话机旁。

小机构的大情怀

物资短缺的严重性很快在疫情暴发一周后显露了出来。

这是意大利之前没预想到的一块短板。事实上,整个欧洲国家有大规模口罩生产线的,只有捷克、法国和德国。于是从3月初,欧洲各国都在海关内拦截医用物资订单,甚至已经准备好发车的物资,都会被装甲车扣押、明抢。

3月初刚刚从意大利“逃回”中国的罗马一大留学生Emi,看到新闻中贝尔加莫(Bergamo)城也沦陷了的消息,心中一紧,她曾在那读过一年语言学校,对那里再熟悉不过了——既是旅游城市、又是养老之城,两个最受疫情影响的选项,贝尔加莫全占了。

Emi曾经在贝尔加莫读过一年语言学校,对当地非常熟悉。

“那个城市小到只有一家麦当劳,两条公交路线,特别干净、安静,人也很好。”Emi回忆,“有一堵15世纪的防御古墙还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在山顶上还有一个奇观:一个天主教教堂和一个基督教教堂,面对面、门对门地建立,你在其它地方都看不到。”

坐落在意大利北部的山丘上,贝尔加莫离米兰只有40公里,物价低、环境优美,成为了很多北方人养老的首选,常驻12万人口中绝大多是老年人,整个城市都是熟人社会,随着疫情的恶化,这一点几乎是致命的——仅仅一个月,有近1万人确诊,尤其是70-80岁感染的老人,几乎全部在医院过世了,火葬场每天24小时工作也无法处理完尸体,只得留下成列的棺材在教堂过夜。

“整整一代人,就那么没了!”Emi马上想做点什么。

3月21日,她联系了另外3个在中国的校友,准备开始筹款,为贝尔加莫的医院、养老院捐赠口罩;22日设计好了宣传海报、微博文案,开始公开筹款。5天内,“贝尔加莫+1”慈善小组筹集到了1万元善款。

作为一个从零开始的慈善团体,Emi和她的团队经历了初创慈善团体最常见的难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难以获取的民众信任。

“当时很多组织在筹款,包括意大利的教堂、教会、华人学校等官方组织,我们一个临时团体,不太能取得的别人的信任。”Emi说。“加上那时候,中国也经历了一轮对湖北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人们对慈善组织或多或少有一些恐抵触的心理。我们在微博上找大V帮忙宣传时,都被要求出示公益组织的证明;发到微信群里,也会被质疑是骗子。所以我们很小心翼翼,一开始,每收到一笔捐赠都公示,后来才改为一天一更新。”

第二个问题是,小机构在采购物资时的议价能力。

“我们算了下,如果买N95口罩,1万块只能买几百个,作用不大。但医用口罩可以买上千个,至少可以让贝尔加莫一个医院撑一星期。”

“即便这样,和其他上万个口罩的大订单相比,我们也很难议价,最低砍到两块多。我们接洽了十多个厂家,很多听说是募捐,还愿意多送我们几千个,但寄往欧盟的口罩,又要对比厂家出口资质,又要考虑价格,满足条件的很少”。

团队里的其他3人白天都有工作,4人只能下班后再开会,“我在河南,发现洛阳刚好有一家资质很全面的厂,就直接去厂里考察,最后定了这一家。”

Emi克服重重困难采购并运送到意大利的物资。

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最难的物流问题。

“我们接触到了一个可以免费帮忙运送的公益组织,所以这1万多全部用来买了口罩,没有留给运费的余地。”没想到航空管制开始了,能飞意大利的航班越来越少,连意大利本地的快递公司也开始关门,“SDA停了,UPS也停了,只剩下DHL还能下单,谁知道哪天就停了。”

每公斤的运费却以每天20元的速度在飞涨,而公益组织迟迟无法排班次,Emi团队决定不等了,4个人垫了3000多块,赶紧去邮局填了单子。

“从河南的仓库,经上海、香港、米兰,再转运到贝尔加莫。中间因为要等待海关排仓,用了7天才到。”这期间,Emi也摸清了“出关单”“报关平台”“捐赠免税申请”等以前从来没碰过的事,等到贝尔加莫医院传来受到物资的消息,她才放心下来。

“经历这次捐赠,还是体会到像我们这样自发的组织,光靠个体的力量是很有限的。长期经营下去,必须要得到公益组织认证,扩大规模。”最后,Emi团队把给贝尔加莫的第二次募捐转移到了腾讯公益旗下。

5月中旬,贝尔加莫和大部分意大利城市一样,已经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复工,小镇恢复了往日的生气。

“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一想到发货那天,我和妈妈在河南的邮局里,两个人蹲着一片一片地数,把4600个口罩分装成两箱寄出去,到最后收到意大利那边的感谢信和照片……想想还是觉得很欣慰,很满足。”Emi说。

午餐与关怀同样免费

当恐惧已经渗入到每个社会角落时,在罗马的梵蒂冈天主教Caritas食堂,志愿者们却在试图减弱这种氛围。

来吃饭的大多是移民和难民,也有意大利本地有低收入证明的人。封城令一出,这些原本流落在街头的人不得不“消失”了,没有人来得及问他们去了哪里——穷人在这场疫情中是最不稳定,也最容易被遗忘的群体。

“看着我们志愿者分餐时候戴着口罩,原本能坐4个人的桌子现在只能坐两个,他们也能感受到气氛变了,所以我们尽量不弄得太压抑,至少他们进来,会觉得这里和往常一样。”志愿者Giulia说。

成为Caritas的志愿者后,Giulia本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长,“想探探他们的口气,但爸妈太担心了,怕我会感染上,我只好骗他们说我不当志愿者了,然后背着他们偷偷来帮忙。”Giulia笑着说,“其实我想过的,我现在年轻,身体很好,而且一个人住罗马,就算感染上了,也不会影响到家人。如果现在不帮,什么时候站出来呢?”

米兰白十字会成员正在整理急救物资。

Caritas食堂提供免费的午餐和晚餐,每天平均有400人前来,也就是800次用餐。志愿者每天需要工作至少5小时。从入口处和用餐者核对身份,到分盘、分餐,最后进行垃圾分类——除了炒菜,其余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志愿者完成的。

提供的饮食非常全面,有一道主食、一道肉菜、一道素菜、水果、甜品。“虽然不可以续盘,但如果有人想多吃,可以拿一些水果或者奶酪,我们也准备了一些他们可以带走的面包。他们很有责任心,不会拿太多。”

平时不忙时,Giulia会和来用餐的人聊天,了解他们的处境,“有些人的想法仍然很草率,觉得病毒根本不存在,是外界编纂出来的。但我不会去刻意纠正他,因为他的精神生活已经受到影响了,如果再去刺激,反而会让他感到糟糕。也许,恰恰是这种想法,让他坚持到现在,没有被打倒呢。”

“其实为了避免传染,我们提供打包外带,但还是有很多人选择来这里堂食。”Giulia说,“我想他们应该是感到了孤独,渴望和别人接触,渴望人群中的陪伴,这也是这个食堂在疫情之中没有关门的原因吧。”

急救员铸就抗疫第一道防线

和人们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是,在意大利医疗体系中,“去医院”是看病的最后一步。

意大利医院没有门诊,居民如果觉得不舒服,需要先去小区内的家庭医生办公室做初步诊断。如果认为病情严重,需要进一步拍片、化验,才会帮你安排进医院的专科门诊。

到了医院也不是马上就能看病。

医生会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发放“红、黄、绿、白”的四种小条,红色代表患者有生命危险,需要马上得到治疗;黄色代表患者情况比较严重,但暂时不会危及生命,医生在治疗完红色等级的病人后,会马上接受这类病人;绿色代表患者患有普通的疾病,需要排队等待医治;白色代表患者并无大碍,甚至没必要上医院看病,只要在家庭医生处开药,或是回家休息就能痊愈。

这样的流程保证了严重病患的手术不会积压,同时不严重的患者在家庭医生这一关就被分流,减小了医院的压力。

在疫情暴发前,这套系统已经运行了很多年,取得了国民非常高的满意度。但疫情打破了这个完美的医疗系统——新冠肺炎的重症比率为13.8%,危重症为4.7%,这也就意味着在每5个确诊病例中,就至少有1个需要住院。

而在重灾区米兰省,所有的医生、护士已几乎住在医院了,每日上千名新增的确诊病人将医院的走廊都挤得拥挤不堪,担架车都难以通过。

医院之外,困在家的群众也有着极大的医护和需求,由于无法外出看家庭医生,患者只得求助于急救电话,于是随救护车前来的急救员成为了接触病患的第一道防线。

由此,意大利的医疗体系非常依赖志愿者的力量,但不是所有志愿者都能成为急救队员——新人至少要经过120小时的初级培训,加上长达一到两年的学习、培训、实习等流程,测试通过了,才能够担任急救员。所以真正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

米兰白十字会队员在疫情期间帮助不便出行市民购买生活用品。

这就让Fabio和Silvia这样有5年经验的队员格外宝贵。

Silvia和Fabio已经在米兰“白十字会”(Croce Bianca)工作了5年,作为急救组的队员,他们曾带着担架、轮椅走进过米兰大大小小的人家,但他们都感觉到,这次的疫情明显和以往都不一样。

“我做了快30年志愿者了,以前病人打电话来求助的时候,虽然病人也会慌张,但80%情况下,都知道自己有什么病症,该怎样处理,而这次的病毒是完全未知的,连我们急救队员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如何跟人们解释——一开始都说是一种流感,后来又改说不是。”Fabio回忆。

“你会看到,每一次进一个病人家的时候,她们眼神中都充满恐惧,尤其是独自在家的老人。”Silvia说,“这让我们很难受,因为戴着口罩,甚至没办法给她们一个微笑。”

“如果说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患病,那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孤独地患病。”1978年,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这样写道。

从3月开始,急救队每半个小时就会接到电话,如果对方已经出现新冠病毒的症状,就需要马上出车。为了节省时间,志愿者的防护服、手套、眼睛和口罩都是在车上穿戴。

“以前出任务,一辆车里会有3-4个队员,一个负责问疾病史,一个测体温和血压,一个准备担架或者轮椅。现在人手紧缺,有时一辆车上除了司机,只有一个队员,她要一个人搞定全部流程。”

随着伦巴第大区疫情在3月底达到高峰,有些医生因为医院的严峻形势当场大哭,无法给予每个病人所需的照顾让他们心如刀割。

“当你看到病人那么难受的时候,你很容易受到影响,尤其是新来的志愿者,每天执行完任务,都没办法排解,自己窝在心里难受很久。我做急救队员这么多年,也面对过不少死亡,我的经验是,要在志愿工作找到一种平衡——你要假装这个病毒不严重,不能让它影响到你。这很难,但要试着去做。”

直到今天,Silvia还清晰记得她第一次前往新冠患者家的情形:“那是一个6个月大的小婴儿,发烧了,他父亲也有新冠症状,怀疑是自己传染给孩子的,很是自责,母亲也在一旁哭个不停。”

她格外小心地给孩子测体温,“她那么小,我真怕哪个步骤没做好,让她疼了。”

但婴儿并不是整个疫情中最脆弱的一环。调查显示,在意大利所有确诊患者中,13%为医护人员。截止至5月12日,共有163名医护人员因感染病毒去世。

“我们白十字会也有一个成员确诊了,严重到了需要插管治疗的地步。”Silvia说,“到现在都没办法确认他是怎么感染上的,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都戴了N95口罩、护目镜、两层手套和防护服。”

她猜测,“有可能摘口罩、手套的时候他漏掉了哪一环?还是更早感染上的?毕竟疫情在1月底就已经在伦巴第地区出现了,但坦白说,那时我们还没准备好。”

这种不确定感也影响着急救队员的心情,“我每次回家时,都在门外换了衣服再进去,然后把当天的衣服放洗衣机里,去洗澡,再和家人一起吃饭。”Silvia说。

“因为担心传染,我已经4个月没见我父母了。”Fabio说。

意大利志愿者Fabio及Silvia。

5月4日,意大利疫情管控进入第一阶段,允许市民可以出门遛弯;5月18日,进入更宽松的第二阶段,可以前往餐厅吃饭。意大利的街道上慢慢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不再是只有救护车的鸣笛。

“我们在为10月做准备,冬天是急救电话最多的季节,很多死亡是流感造成的,今年再加上新冠病毒,急救组的工作量不会小。”Fabio说“但有了这次经验,我们会准备得更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北、刘楠为化名)

【版权声明】本作品著作权归中国慈善家杂志独家所有,授权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独家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任何第三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