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史官是如何创作《春秋》的?

中国古代有着独特的史学传统,可以说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专业的史官,使得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这是很让我们感到骄傲的地方。

不过,与我们认知大相径庭的是,古代史官起初的职责并不是记录历史,而是要从事包括求签算卦、祭祀问神、天文历算甚至是看病问诊等一切与鬼神打交道的事情。

也就是说,传统的史官实际上是神职人员,记录历史只是从他们本职工作中衍生出来的副业而已。这种现象被称为“巫史同源”,由此也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巫史传统”。

“巫史”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时间所限我们没办法展开细讲,这里就简单举一个例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所在的家族,在朝中掌管史料文献和天文历法相关的工作,其地位与那些算卦求签、跳大神的人基本相当,不过就是皇家豢养逗乐的戏子罢了。

司马迁的说法固然夸张,过于贬低了史官在汉朝时的地位,但却也向我们道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至少在汉武帝时期,史官还没有从传统职责中彻底分离出来。

汉朝尚且如此,那么在比汉代更久远的春秋时期,史官与巫、医、卜、祝这些神职人员之间的关系就更密不可分了。因此,讨论春秋时期的史官为何要记录历史,他们又是以何种形式记录历史,这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董芬芬在一篇小短文中讲到,鲁国的《春秋》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告庙”文本,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是国君向祖先汇报讲话的提纲。既然是向祖先汇报近况,那么其中所记录的必然是祖先想要了解的事情,至于说后人想要了解些什么,这些都不重要,史官也不会去关心。

《春秋》中所记载的事情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国发生的事情——比如国君即位、出国访问、发动战争,以及公室主要成员的婚丧嫁娶,大夫代表国家参加会盟或者征战——这些都属于国家大事,事前需要进行占卜,事后要到宗庙里向祖宗汇报战况,这些都会记录下来藏于秘府。

《春秋》除了记录本国历史之外,也会记录一些其他国家——包括王室——发生的大事。这些事件的记载有两个根本的原则:一是必须要有当事国家的通告,二是通告必须要在宗庙中举行仪式,这二者缺一不可。比如著名的“晋赵盾弑其君夷皋(音豪)”,“齐崔杼弑其君光”都是依赖诸侯的通告才记录在案的。

假如邻国发生了重大事件,但对方没有来通告,史官即便是听说了,也不能根据传闻臆测,因为一旦你臆测的不准,那岂不是在欺骗神灵了吗?对方来通告了,但通告的内容有错误,史官就算知道是错的,也不能随意更改,因为你记录的内容与祖宗听到的不一样,同样也是一种欺骗。

就比如说公元前720年三月二十四日,东周第一任天王周平王去世,王室派往鲁国的使者把天子去世的时间通报成了十二日,《春秋》也就将错就错,按照错误的时间记载。

《春秋》记载事情都极其庄重,原则上一旦记录在案就不能更改。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假如国外的宗室要求更改通告,本国的史官似乎也没有权力拒绝。

比如春秋后期时,卫国权臣孙林父和宁殖联手将国君卫献公赶出了国门,诸侯的史册上都写上了“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后来宁殖病危,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就把儿子宁喜叫到床前,让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掩盖过去。否则的话,他在天上宁愿饿死也不来享受族人的祭祀。

宁喜后来果然如其所愿,把卫献公又迎回了国内,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就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那句话,而是变成了“卫侯出奔齐”,这就是宁喜为父亲遮掩的结果。

END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

子在川上逸思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