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近古社会走出了洪水劫难

编者按

本文是孙皓晖先生理论著作《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的一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大禹的身世以及他如何治水,带领天下民众成功走出洪水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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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近古社会走出了洪水劫难

孙皓晖

一场历史伟业,在禹的有效领导下开始了。

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夏本纪》说:禹是黄帝的第五代玄孙,本名叫作文命。另有后世《谥法》云:受禅成功,曰禹。综合史料,禹的大体情况是:或姓公孙,或姓姬,或姓姒,名叫文命。禹,有可能是他的名字,也可能是他受禅后的帝号。这一历史记忆的精准程度,大可不必追究,我们还是以今人熟悉的名号——大禹,来称呼他。

透过种种不甚清晰的历史记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的基本事实是:崇地的大禹族群,已经是当时社会的最大族群之一了,它直接分支于黄帝族群,在当时的“天下”是很有影响力的。唯其如此,在人口数量起决定作用的近古时代,鲧、禹两代先后受命治水,才有坚实的根基。

大禹的出生,《山海经》记载了一则神话:“帝令祝融杀鲧于羽山。鲧,复生禹。”

这个“复”是“腹”的同声假借字。也就是说,禹是从父亲鲧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这则神话更具体的说法是:鲧死后三年,尸体不腐烂,一日腹破,禹破腹而出,乘龙飞去。虽然,这只是一则神话传说,但可以确定地说,大禹的出生一定是很不寻常的。大禹很可能是鲧的遗腹子。也就是说,鲧死之时,禹尚未出生。

如此一个禹,为什么舜帝与大族首领们那么信任他?仅仅基于是黄帝之后裔吗?

文献《夏本纪》这样描述历史对大禹的记忆:“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显然,大禹作为族领,是一个极富魅力、极富创造性,又极富威严感与秩序感的人物。他智慧勤事,亲近大众,出言有信,德行不违规矩。如此族领,一定是深受民众喜爱了。但是,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大禹是一个极具创造天赋的人。他说话的声音,天然地符合音律;他的身形,就是天然的尺度;他的出行举动,都是经过称量权衡的。以身作则的原初意思是什么,不正是禹的“身为度”吗?从总的方面说,大禹是一个勤勉肃穆、堪为天下纲纪的首领。

如此近乎神圣的人格,仅仅是一种传说中的溢美之词吗?

应当是可信的。因为,大禹有形成如此人格的精神根基。文献《夏本纪》云:“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这是说,大禹是在痛苦的磨炼中成长起来的。治水失败,是崇地族群的巨大劫难。族领父亲因治水而身死,族群先人们则不知付出了多么惨重的生命代价,这些,无疑会在年幼的禹的心灵上,刻下难以愈合的深深的伤口。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在这种族群大劫难的重压之下,都可能或自甘毁灭,或奋发再造。无疑,大禹属于后者。

应该说,无数血的代价,才终于锻铸出了一个超越经验的天才的治水领袖。

大禹治水的故事太多太多了,且让我们对其最重要的创造先作一个总体概览。

治水新思维:大禹最为重要的革新与创造

今人都知道,大禹治水是将壅川筑堤之法,改成了疏导入海之法。在后世理念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当时,这种改变无异于石破天惊!因为,这是对前人经验的彻底否定,一举颠覆,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极其看重祖先成例的远古时代,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首先,提出这种新思维的基础条件,是需要对天下水流规则有大量的观察、有深刻的理解的。此前的共工氏与鲧,为什么要堵水?一定有着认识上的根源。他们一定认为:遍地流淌的大洪水是无序漫延的,人们无法引导它们的流向,只有水来土屯,才能防止灾难的发生。在这种思维惯性下,要得出水流是有规则可循的、是可以疏导入海的结论,该是一种多么艰难的跨越。大禹,一定是一个极具发现天赋的超一流的近古科学观察家。

其次,这一理念的付诸实施,工程量之大是修筑堤防不可比拟的。导水工程的可行性、可靠性,更是一片朦胧模糊,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参照。也就是说,在当时,疏导治水的前途究竟如何,是完全无法预知的。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能够将这一方法坚定地在最高联盟的决策会议上提出,禹的勇气与明晰,不得不令我们感佩万分!

最后,即或经过了大量的观察与探寻,大禹已经认定了水可入海这个结论,但是,要拿出来说服联盟领袖,说服各大族群首领,说服也曾经信奉堵水之道的本族群元老们,也是极为艰难的。如此情势下,禹要面对的,实际上是要说服整个社会。后来的事实是,疏导治水的总方略,终于被联盟最高权力认可了、被各族群认可了。那时领袖群的深刻理解力,不得不令我们再次感喟万分!

大禹一定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领袖,也一定是一个意志力极其顽强的领袖。应该说,以舜帝为首的联盟最高权力,拥有大禹、殷契、后稷、皋陶、伯益这样一班深具英雄气质的大才,实在是一个具有非凡决策能力的伟大群体。在我们的近古族群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们具有深远的智慧,具有强毅的精神,具有创新的思维,作出了最为伟大而正确的选择。

近古水患遍及古代中国之南北,绝非局部灾难

关于大禹治水涉及的地域,以及近古水患大势,历史的记忆多有不同。

综合对种种史料的交错考据,我们首先将远古水患的形势大体勾勒一番。那时的中国,水源大量过剩,气候普遍炎热。即或今日之黄河中下游两岸,也是接近于亚热带气候的丛林茂密的深绿色山川。其时的淮水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更是水乡泽国,万里荒莽,湿热难耐。这一切,远非今日之人所能想象。由于水流众多,处处冲突交错,且没有稳定水道,于是,在交错冲撞的大小水流之外,更形成了无数的汪洋湖泊。仅仅一个远古云梦泽,便占去了后世长江流域的三分之一强。加之当时气候炎热,雨量丰沛,人群防御水患的能力非常原始,因此时常导致种种泛滥。洪水弥漫之势,几乎是绵延不绝。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说当时的中国处在长久的水患之中,绝不为过。

战国时期的孟子,对上古历史有着精深的研究。他的说法是:“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显然,孟子认定:大禹治水不仅仅是主治黄河流域,不仅仅是将黄河流域的众多水流引导入海,而且也疏导了江淮流域,将淮水、泗水等河流系统疏导进入长江水系。从此,中国才有了稳定的农业耕地,才有了大体稳定的农耕时代,人民才得以普遍存活。

当代的许多上古史专家也认定:大禹疏导治理江淮流域,是可信的历史记忆。疏导黄河水系,是治洪;疏导江淮水系,解决长期的积水泛滥之患,本质上也是治洪。

大禹治水的最艰难处,是创建治水工程所需要的社会组织形式

以大禹的疏导之法治水,是伟大的先祖们绝地求生的胆魄,是真正的背水一战。

依据《夏本纪》,大禹的治水路线是从冀州开始的,也就是从今日的华北平原地带开始的。《尚书·禹贡》记载其过程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至于大伾……至于大陆……入于海。”关于大禹治水的出发地与进行路线,是两个多有说法的历史难题。当代史学家中,对此两大问题最有研究的,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徐旭生先生和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的姚政先生。但凡有兴趣者,可以去看这两位先生的诸般考据。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看,大禹治水的最艰难处,是对治水社会组织形式的创建。

天下治水,是一项规模庞大、历时长久的工程,其中所需要的社会动员深度、各方协调方式、种种社会组织法度、实际施行能力等,即或在今天看来,依然不是轻而易举所能够实现的。那么,大禹治水,究竟是以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完成这一庞大工程的呢?

依据星散的史料,我们可以将大禹治水的组织情形,大体归纳呈现如下:

其一,大禹成功发动了“天下”各大族群参与治水。

其间最重要的是,大禹将殷契、后稷、伯益三个特大族群作为共同治水的主干力量,实际上形成了治水的轴心。这一点,对动员“天下”其余族群参与治水,起到了最为重要的带动作用。必然的连带结果是:这个具有战略架构意义的四方轴心,一定形成了以大禹为最高领袖,以殷契、后稷、伯益为辅助的领导集团;在治水力量架构上,则形成了以禹族为核心力量,以其余三大族群为主干力量的某种社会组织形式,从而使治水以有序的方式进行。

其二,成功地解决了以粮食问题为核心的后勤输送问题。大规模治水,必然需要大量脱离农耕而专事工程的民众队伍。此中关键,是这些众多的工程人员的食物能否长期保障?诸多工具的打造与输送能否保障?

依据史料归纳,大禹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五条:一则,各族群力所能及地自带衣食,这是最基础的办法;二则,互相调配物资,富族支援穷族;三则,派遣伯益族组织不直接参与治水的人,开发临时耕地,就近种稻取食;四则,派遣精于农耕的后稷族开发治水民众所需的特殊食物,主要是当时难得的蔬菜;五则,寻觅未被洪水淹没的少数可耕地区,动员该地氏族向治水民众提供粮食物资支援。这五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当时的社会自救力量与社会后援力量。

其三,号令严明,以接近于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树立起了非常有效的权威组织。

天下治水,参与民众必然是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其时人口再少,参与者也至少数以百万计。这里的关键,是严明的组织,是可行的法度。这种组织与法度,完全可能已经接近于军事化管理。甚至可以说,治水管理直接推动了最早的紧急状态法律、最早的常备军的产生。

可是,大禹治水的法度究竟有哪些,历史已经模糊了。在《夏本纪》中,只有一句弹性极大的记载:“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古典注释家认为,这是说禹能够听从左右辅佐人员的建言。但是,我们有理由认定:这则史料的基本面说的是大禹治水时时事事有法度,且能够不违反天时地利而施行的状况。

其四,大禹以身作则,垂范民众。

大禹的个人辛劳,公而忘私,在历史的记忆中已经以动人的传说,留下了普遍而深刻的痕迹。三过家门而不入,妻生子而不知,13年跋山涉水,两大腿磨出了厚厚的老茧,等等。这些极其劳苦的行为,一定对当时的治水民众起到了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再加上大禹的才干、创造性思维、令行禁止的严明法度等,在当时极有可能使禹已经具有了超凡入圣的人格感召力。

没有如上四方面的社会组织创建,大规模治水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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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牛栋

责编 | 秦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