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京城“寻呼岁月” “有事儿呼我”曾是那个时代流行语

20世纪90年代，尽管京城住宅电话炙手可热，但最火爆的通信工具却非BP机莫属。曾几何时，腰别BP机是何等时髦，“嘀嘀嘀”的响声是何等荣耀。如今，这声音早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寻呼岁月也将永远地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

1985年11月1日，北京开办了第一家寻呼台——126台，采用人工转发、数字显示方式。数字显示的寻呼内容除了显示回拨电话号码外，每个购买寻呼机的用户都会得到一本代码小册子，把一些常用的词语编成数字代码，除了姓氏、性别的代码外，还有例如“04请接我”、“49老地方等”、“56今天加班”等等，收到这些信息的人要查代码本才能明白数字的具体含义，确实很麻烦。另外当时的人们并不了解这能发出声响的小黑盒子有什么用处，而且1000多元的售价几乎是当时普通人大半年的工资。几年中，国内的无线寻呼发展得不温不火。

20世纪90年代初，无线寻呼业出现转折。尤其是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让组委会的官员和更多的普通用户认识了无线寻呼。那时，126台为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专项服务”，几乎成为组委会的“秘书台”。这之后，BP机时来运转，变得炙手可热。

那时候，腰间别着一部BP机会引来众人羡慕的目光。由于住宅电话尚未普及，打电话极其不便，街头公用电话也不多，于是，手持BP机排队打公用电话成为街头一景。

1992年12月28日，北京电信部门开通了127自动寻呼台。自动寻呼虽然显示的仍然是一串电话号码，但寻呼者不用再与话务员语言沟通，而是用电话连续拨出被呼叫的10位号码，电话发出“嘀嘀”两声叫表示寻呼成功，就可以挂机等候了。被呼者的BP机上则会显示刚才呼人的电话号码，于是就满大街寻找公用电话。自动寻呼大大方便了呼叫者，也刺激了寻呼用户数的膨胀，最终127台的规模超过了126台。当时，北京无线通信局只有位于西直门的营业厅受理127自动寻呼业务，开始放号时，用户为申请127夜间就开始排队，曾创下夜间排队长达300米的纪录。这一年，北京无线通信局的BP机用户数量突飞猛进，仅126、127台就达到15万用户，创下了历史纪录，使无线通信局所属寻呼台成为京城“老大”。

1994年2月，在127台基础上，北京无线通信局又组建了128汉字寻呼台。呼人者把要通知对方的话告诉寻呼台话务小姐，被呼的汉字BP机上就会出现汉字信息，与我们今天的手机短信极其类似，只是不能直接回复而已，这是寻呼机单向通信的特点。那时，腰里别着一部香烟盒大小的摩托罗拉“大汉显”，是商界精英、成功人士的标志之一。

寻呼机开启了个人即时通信的时代。虽然在寻呼机出现之前，固定电话已经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但固定电话无法自由移动，这一局限性无法完全满足人们对即时通信的要求。寻呼机的出现大大改变了这一现象，再也不必分身乏术，你完全可以在另一件事情中等待电话的到来。当然，如果想实现与双方的对话，你的身上除了要有寻呼机，身边还是要有一部固定电话。

寻呼机的声音不像今天的手机，可以随心所欲地定制各种铃声，体现个性化。各种寻呼机的声音基本上都差不多，有人呼入时，都是“嘀嘀嘀”的铃音，所以在公交车上或者办公室、会议室里，“嘀嘀嘀”一响起来，很多人都会不约而同地看看自己腰里的寻呼机。也正是这个声音，寻呼机被人们赋予一个亲切的称呼——“电蛐蛐”。

在无线通信局之后，北京郊区建成了188（汉字）和189（自动）寻呼台，后改为288和289，在10个远郊区县都设有基站，成为北京当时信号覆盖范围最广的寻呼台。很快，后来者居上，288汉显寻呼机比128更抢手。

1993年8月，国家决定将无线寻呼业务等9种电信业务向社会开放经营。社会经营单位从此获准进入电信业务市场。开放就意味着竞争。1994年首批批准了长城、华讯、凯奇、中直等67家企业，共77个寻呼台的申请，到年底获准经营无线电寻呼业务的单位已达到120个、寻呼台140个。此时，社会办寻呼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无线寻呼的发展如火如荼，仅北京一地平均每周就有两家寻呼台开业，而且当年投资、当年收回。那时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要想富，上寻呼。”随着寻呼市场的放开，社会上展开了一场“寻呼机大战”，各家寻呼台相继降低入网费。寻呼机的制造厂商和品种也多起来，大街上到处可见“寻呼机展销”一类的条幅海报，人们再也不用到西直门排队买寻呼机了。1993年至2000年，是无线寻呼业务的鼎盛时期。那时大街小巷随时都能听到“电蛐蛐”的声音。1995年至1998年间，全国每年新增的寻呼用户数量均在1000万以上。1998年，中国以6546万部寻呼机的保有量跃居世界第一。到1999年底，全国经营寻呼业务的单位已有1400多家，寻呼用户总数达到了7360万户；2000年底，达到8400万户，中国的寻呼用户总数持续数年居全球第一。

人们在拿到盼望已久的BP机时，大都会立即兴奋地告知亲朋好友自己的呼号，最后还不忘叮嘱一句：“有事儿呼我！”“有事儿呼我”成为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流行语。有时寻呼机很长时间不响，反而感到寂寞，于是有人就拿起电话“自呼”一下解闷儿。

寻呼台还经常做一些超出寻呼业务范围的事情，例如当年的126台曾利用寻呼为留守家里的孩子找到了父母。班长台还经常接到用户提出代发情书、诀别信等请求电话。有些夫妻吵架，女方在气头上拨通班长台后，边哭边说着指责对方的气话，并告诉班长台：“给我呼100遍！”班长台俨然成了宣泄不良情绪的场所。此时，班长要边劝慰用户边发出呼叫信息，承担着“心理咨询师”的角色。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到北京后，经常询问到哪里购物、看病，游览哪些景点，如何乘车等。还有的用户第二天要出差，希望126寻呼台“叫早”……这些分内分外的要求，寻呼台也尽力满足，为用户提供“综合信息服务”。

就在寻呼市场异彩纷呈地上演着竞争与融合的时候，一场无法避免的技术替代也悄悄开始了。尽管寻呼机 “随时随地传信息”，但单向通信方式注定要被新技术所淘汰。20世纪80年代后期，移动电话手机陆续在大城市出现，开始时由于过高的价格门槛，挡住了大批普通用户。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移动电话市场一路高歌猛进，出现了又一个“雪崩效应”，用户数量逐年呈几何级数递增。从1998年到2000年，我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分别增长600万、1300万和4000万户。到2000年时达到8526万户，总数超过了寻呼用户。那时有一句著名的广告语：“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正是见证了寻呼机与手机并存过渡的时代。进入21世纪，手机逐渐具备了主叫号码显示、短消息等功能，这使得手机实际上也具备了寻呼机的功能。移动电话，作为新的个人通信工具，这些业务的替代作用击中了无线寻呼的“命门”，使得寻呼无力还手，在竞争中节节败退，并渐渐被用户遗弃。2007年，中国联通关闭无线寻呼服务的申请获得国家信息产业部批准，至此，京城乃至全国无线寻呼台大部分关闭。

世事更迭，当寻呼成为往事，沉淀下来的却是温馨和美好。回想寻呼机，十几年前的事却犹如隔世。有怀旧情结的人会时常想起自己的寻呼机和它曾经带来的喜怒哀乐，有些人甚至至今依旧珍藏着它们，重温着已经远去的“寻呼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