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人75天,他们记录下为武汉拼过命的普通人和复杂人性

像张宏这样的下沉干部还有很多,他们首先是“武汉人”,其次才是社会赋予他们的其他角色。疫情扑面而来时,每个武汉人都在纠结、痛苦、不安中度过,但最终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和这座城市一起扛。

张悦和他的“90后”拍摄团队。

对于去武汉,张悦从一开始就是有执念的。

17年的新闻从业经历,供职于国内多家传统媒体,新闻人的敏锐和激情已内化为张悦的一部分。几年前,他组建纪录片拍摄团队,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从文字媒体人转型为纪录片导演。武汉疫情暴发,张悦觉得自己很难袖手旁观。

2月3日,张悦和团队第一批小分队7人踏上了从北京前往武汉的高铁,在这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多名同事到达武汉,团队最后扩充为16人,包含导演、制片、摄像、后期,几乎可称得上“全建制”。经过近两个月的拍摄和制作,采用制播同步的方式,纪录片《在武汉》一共在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线7集正片和19个未播故事。

如今,已经回到上海暂作休整的张悦,说起武汉之行时恍如一切都依然历历在目。

纪录片《在武汉》总导演张悦。

去武汉

1月20日,看到钟南山院士说“新冠肺炎肯定人传人”的新闻后,出于职业敏感,张悦给老家在武汉的几个同事打了电话,要求他们如果还没回家就留在北京过年。然而,已有两位同事已经回到武汉,他们也成为后来16人团队中的成员。

此时,张悦已经有了一个坚定的想法:去武汉拍纪录片。这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看着武汉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张悦就坐不住了。在以往的记者生涯中,张悦总是第一个到达灾害现场的。但这次有些不一样,纪录片的拍摄制作是一个集体的事情,他没办法像文字记者那样“单打独斗”。他需要带领一个团队,考虑的事情也就更多了。

1月23日武汉“封城”,隔天的除夕夜里,张悦看着电视里春晚的热闹劲儿心里很难受。手机里关于疫情的信息越来越多,他觉得去武汉这件事刻不容缓。

当晚,张悦开始伏案撰写纪录片《在武汉》的策划方案。与此同时,他在公司微信群里表明了自己要带团队去武汉的想法,想去的同事可以报名。“这事儿没办法强迫,不能因为我是老板,就要求所有员工都跟我去,毕竟是很危险的地方。”张悦说,他知道一定会有人报名,想着到时候组成一个“五人敢死队”,没想到陆续报名的员工有十多个人,基本都是九零后和九五后。“像我这样的八零后,已经算年纪大的了。”张悦笑称。

当然,还是有员工私下议论:“悦总是不是疯了?”还有人质疑他是为了“卖情怀”。

他理解这些想法。毕竟,团队里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突发事件,更何况疫情风暴中心危险无处不在,人们的担心和恐惧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张悦给每一个报名去武汉的员工打电话,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和身体情况,坦诚地沟通已知和未知的情况,每次通话的时长都在一小时以上。

之后,张悦又请原来《南方周末》的老同事林楚方给团队进行了培训,告诉他们身处疫区需要如何科学防护,如何纾解压力。在2003年非典时期,林楚方作为《南方周末》记者曾在北京地坛医院进行了长达72小时的采访工作。

而张悦想得最多的,还是如何在保证团队安全的情况下顺利进入武汉。已经“封城”的武汉如同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但依然有很多人坚定地想进去。张悦想过开车到湖北边界,再找朋友把团队送进武汉;也想过跟着志愿者运送物资的大货车“混”进去。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最安全的高铁。

2月3日晚,张悦和他的“先遣”小分队到达武汉。在之后的一个星期,16人团队组建完毕。下车那一刻,是一种很诡异的感觉,原本每日几十万人次来往的汉口火车站当时静悄悄的,工作人员也没见着几个。因为担心被车站工作人员询问到武汉的目的,张悦事先给团队员工都做了话术培训。毕竟,他们既没有官方许可,也没有记者工作证,所以他把自己的团队定义为“志愿者”。好在,没有人询问这些,工作人员只是给每个人的身份证拍了照,而且还送上几句关心和叮嘱的话语。

张悦说,概是团队成员们坚定的眼神打动了车站的工作人员,“他们知道,没有天大的事情不会往武汉跑。”

张悦带领团队进入医院ICU病房拍摄。

志愿者

在去往武汉的高铁上,张悦接到了预订酒店的电话,说酒店被临时征用,房间数量不够了。张悦只能求助武汉当地的朋友,重新找了另一家酒店。这样临时换酒店的情况,在之后的两个多月工作中,还碰到过两次。

刚到武汉时,团队成员常常要兵分几路进行拍摄采访,张悦给大家租了三辆车,找相熟的医院和地方部门开了通行证。然而,在疫情中最严重时,武汉市政府的防控政策每天都在变化。一觉醒来,团队发现他们的通行证一夜之间都失效了。没有通行证就不能上路,张悦有点慌了。一边托关系从武汉市防疫交通指挥部申请新的通行证,一边买来了一辆送外卖专用的电动车。这是一件有些滑稽又无奈的事情。在没有通行证的那两天,团队的摄影就把摄像机放在外卖箱里,“冒充”外卖员才能顺利出去拍摄。

在团队到达武汉的前半个月,张悦几乎扮演了半个志愿者的角色。疫情暴发早期,大量新冠肺炎病人得不到住院的机会,更别说有效的救治。张悦每天都能收到几百条求助信息,他只能通过求助信息上患者或家属对于病情的描述和语言的表述,来判断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和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然后将这些信息汇总传递给有关部门,使得筛选出的病人尽早住进医院。“说起来是有些残忍,我必须要做出选择。”张悦叹着气说。

《在武汉》第一集讲述的是疫情中的志愿者们,这是张悦在写策划方案时就想好一定要拍摄的对象。李少云是武汉市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是因为她是单身妈妈,独自带着未成年的女儿,社区并没有派她去当运送物资的“摆渡人”。李少云便一边留在家中照顾女儿,一边以调度志愿者的身份安排司机接单。这是张悦团队到武汉之后的第一个采访对象。

对于采访张悦很感概——当时,人与人需要保持距离,大家都很紧张,但大部分的受访者都很友好,让张悦的团队进入家中拍摄。“这是莫大的信任。”他安排团队每隔20天左右去做一次核酸检测,在采访前主动向受访者出示检测报告,“这是对采访对象的一种尊重”。

2月7日凌晨,张悦团队正在开每日例会,手机显示了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让张悦的情绪一度失控。他暂停了会议,“不想让团队的年轻人看到我痛哭的样子”。

隔天,张悦带着团队跑遍武汉全城买了一束花放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台阶前。后来张悦献花的场景被媒体拍下发到了网络上,配文写道“武汉市民自发送别李文亮医生”。他表示,尽管自己不是武汉市民,但在那个时刻,能够代表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去献花,是一种荣幸。

在两个多月的拍摄中,张悦团队的镜头更愿意对准普通人。给老人买药的外卖员、帮援鄂医疗队员剪发的理发师、撬锁进门给猫狗喂粮的开锁匠。他们是疫情中的普通人,亦是“逆行者”。对于这些普通人来说,他们与武汉一起承担这场疫情,尽己所能完成工作,但正如《在武汉》第二集的标题一样,“不只是工作”。说起这些普通人,张悦反复强调,我们不是要把他们塑造成“英雄”,只是希望能拍出他们身上人性的光。

在武汉大学第一医院,张悦正与医生沟通拍摄事宜。

在社区

《在武汉》纪录片的第四集《最后一公里》,讲述的是社区工作者与居民之间共生共存的关系。

2月10日,由于疫情防控需要,武汉市开始实行全市范围内住宅小区封闭式管理。居民不能出门,所有采购食品、药品等生活物资的重担全都压在了社区工作人员身上。

张悦团队进入拍摄的社区是一个老旧小区集中的地方。社区内以老年人居多,很多人不会使用手机下单团购,只能一遍遍跑社区询问。在纪录片中,一位居民因为风湿症发作急切地跑到社区要求工作人员帮他买药。可是,每个社区工作人员手中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完成,而当时还没有到每天统一采购药品的时间。这位居民不能理解社区工作的繁重,在办公室门口大声嚷嚷,语气也从求助变成了“命令”。最终,工作人员做出妥协出门买药,并且得到了这位居民的大加赞扬。在纪录片里,这个故事有了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但张悦透露,最终这位居民还是打了市长热线投诉社区工作人员,理由是“不是每个工作人员都努力工作”。

复杂,是疫情中武汉众多社区的真实写照。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的关系并不想外界想象的那样,从非常对立到“相互拥抱”的180度大转弯,其实,矛盾与和解一直是并存的。

冲突还可能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张悦想起了一位武汉基层公务员。从2月11日起,武汉先后组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下派四万多名基层干部,以缓解社区工作的压力。这位名叫张宏的干瘦男人本是政府部门办公室的公务员,在社区工作最繁重的时期被派往武汉某社区成为一个下沉干部。但那个时候,他的母亲需要定期到医院做透析。一边是繁重的社区工作,一边是病情严重的母亲,张宏内心非常挣扎,但他仍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武汉市民,既然来了就全力配合社区。”

像张宏这样的下沉干部还有很多,他们首先是“武汉人”,其次才是社会赋予他们的其他角色。疫情扑面而来时,每个武汉人都在纠结、痛苦、不安中度过,但最终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和这座城市一起扛。

这大概就是人性的复杂,没有百分之百的和解,冲突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因为诉求不同,视角不同,矛盾必然会发生。

在采访中张悦反复说起他对团队所立下的规矩:不制造和消费恐慌,不制造和煽动谎言。纪录片中画面必须是最真实的呈现,拍不到的采访对象,哪怕故事听起来再好,张悦也会选择放弃。

武汉“临时妈妈”是疫情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的角色是照顾那些因为双亲感染新冠肺炎而暂时无家可归的孩子。张悦团队的导演在经过多次沟通后,一位“临时妈妈”受访者依然拒绝团队进行拍摄。无奈之下,张悦只好放弃这个选题。直到他离开武汉之前才听说,这位所谓的“临时妈妈”因为涉嫌非法筹款而被有关部门拘捕了。

这样反转的戏码在疫情中的武汉时有发生。张悦说,这也是纪录片非常动人的地方——真实。

张悦“全副武装”进入医院红区。

普通人

民胞物与,念兹在兹——这八个字是《在武汉》纪录片最终想表达的内核。尽管片中还有太多的遗憾和缺失,但真实记录下的武汉显得格外动人。暂时被封闭的小区,依旧定点报时的江汉关钟楼,远远耸立的黄鹤楼,跨江而立的武汉长江大桥,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张悦和他的团队想要留下的珍贵素材。

4月4日清明节上午10时,张悦的团队兵分多路记录下了这不可复刻的三分钟。《在武汉》清明特辑中,路上的行人止不住内心的悲伤掩面而泣,病房里的病人因为亲人的去世痛哭不止,长江大桥上的车缓行直到停了下来。似乎,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慢慢地打开自己内心的“阀门”,克制地表达着悲伤。那天,张悦站在江汉关钟楼上,和武汉人一起度过了那汽笛声长鸣的三分钟。张悦说,武汉人需要告别和释放,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的生活。

3月底,在完成《在武汉》全部的集数后,张悦和他的团队又进入了武汉肺科医院。为了弥补武汉“封城”后一星期没拍到医院场景的遗憾,张悦和团队进入了肺科医院的ICU病房进行拍摄。那时候的武汉医疗系统已基本恢复正常,多数医院回到日常的接诊状态。肺科医院作为定点收治医院,医护人员仍然在与死神争分夺秒。实际上,这并不是团队第一次进入医院“红区”拍摄,但心情却大不相同。

“在(武汉)肺科医院的ICU,依然每天都有人因为新冠肺炎而去世,疫情并没有真正远离我们。”张悦说。

在他看来,真正了不起的是那些选择和武汉一起度过危机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自私的想法,为了这座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拼命付出,最终摆脱这场危机。张悦说,这是一场美好的仗,有很多人并肩同行,为了能使这个世界变好而竭尽所能。

事后,他总在思考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疫情。在武汉时,张悦和他的团队说得最多的就是增强自身免疫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大程度上抵御病毒。那么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呢?也许同样需要强大的免疫力,要有坚定的科学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抵御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意外。

如今的武汉已经逐渐恢复了往日的车水马龙,城市复苏需要时间,人们的伤痛需要疏解。只是,疏解不代表忘记,至少不该忘记每个为武汉拼过命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