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吕惠卿:为何从“好基友”变成“好笔友”?

元丰五年(1082年),吕惠卿路过江宁,给王安石写了封信,欲释前嫌,信上说:“一朝之过,不足害平生之欢。”据说他在江宁等了五天,希望和老王见上一面。

王安石没有见他,而是回了一封《答吕吉甫书》:“趋舍异路,则相煦以湿,不如相忘之愈也。”老王的意思是大家不再是同路人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两年后,“人在贬途”的苏轼途经江宁,王安石“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两人一同游山玩水,流连燕语,相得甚欢,成就了一段佳话。

其实说起来,苏轼才是王安石所说的“异路”之人,曾因反对新法,身陷“文字狱”,差点因此丢掉性命。而吕惠卿曾是王安石的最佳拍档,为新法做出了诸多贡献,人称“护法善神”。

为何王安石对苏轼骑驴相迎,而对吕惠卿拒之门外?

从他们的信中,我们不难看出,两人之间应该存在着比较深的嫌隙,才导致曾经的“亲密战友”甚至都比不上“敌人”受欢迎。

王安石变法之时,吕惠卿是他最忠实的伙伴和最坚定的支持者。王安石曾说:“法之初行,议论纷纷,独惠卿与布(曾布)终始不易,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尔!” 在信中也说:“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对此,王安石是心怀感激的。

吕惠卿是嘉佑二年进士,这一榜号称“千古科举第一榜”,榜上有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王韶、章惇、曾布等人,可谓是群星璀璨,光耀整个大宋。

吕惠卿能够名列此榜,自然不是俗物。主考官欧阳修就对其非常赏识,曾写信向王安石推荐:“吕惠卿,学者罕能及。更与切磨之,无所不至也。”王、吕两人结识正是缘于欧阳修的介绍。

两人初见交心,引为知己。《宋史》说两人“论经义,意多合,遂定交。”吕惠卿自己也说:“合乃相从,疑有殊于天属?”意思是说他们俩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好基友。

在王安石眼中,吕惠卿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最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学以致用,所以他向宋神宗推荐了这个人才:“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

吕惠卿对王安石更是佩服地五体投地,四处对人说:“惠卿读儒书,只知仲尼之可尊。读外典,只知佛之可贵。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师。”

两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王安石和吕惠卿交恶的原因,历来也是众说纷纭。因为立场问题,一些史料更乐意把他们的矛盾归结为私人恩怨,看成是一出大佬和细佬之间互相争权,相互倾轨的戏码。如苏辙在《乞诛窜吕惠卿状》中说:

“始,安石罢相,以执政荐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复用,遂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以尼其归。安石觉之,被召即起,迭相攻击,期致死地。”

以苏辙的人品,当然不是造谣之人。不过小苏当时是谏官,有“风闻奏事”之权。(宋仁宗“发明”了这个“风闻奏事”的制度,也就是说谏官可以根据道听途说来参奏大臣。)二苏可谓是新法的“受害者”,自然不会浪费时间帮他们去求证。不过此事后来被有心人利用,比如北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说:

“惠卿既得位,遂叛荆公,出平日荆公移书,有曰:“无使齐年知。”谓冯公京,盖荆公与冯公皆辛酉人。又曰:“无使上知。”神宗始不悦荆公矣。惠卿又起李逢狱,事连李士宁;士宁者,蓬州人,有道术,荆公居丧金陵,与之同处数年,意欲并中荆公也,又起郑侠狱,事连荆公之弟安国,罪至追勒。惠卿求害荆公者无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荆公。公不辞,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阙,复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出知陈州。李逢之狱遂解,其党数人皆诛死,李士宁止于编配。呜呼!荆公非神宗保全则危矣。”

邵氏的记载很详细,不过可信度不高。不过此事后来被《宋史》采信,列入王安石本传:“而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吕惠卿因此被称为忘恩负义的反骨仔。

《宋史》中关于王安石的资料主要来自《邵氏闻见录》,而邵伯温其人是最坚定的保守派,对于新法和变法人士几乎没有好话,甚至制造了大量谎言来攻击和诽谤新法。如“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阙”就如小说家之言。

熙宁七年(1074年),郑侠上《流民图》,此事引发了一连串的化学反应。一是宋神宗对新法的态度产生了动摇,反对派因此抬头,新法的形势一片紧张。二是王安石被迫罢相,吕惠卿虽然积极发动台谏为王安石造势,但在压力面前,宋神宗还是选择对旧党进行妥协,老王只能做个背锅侠。

吕惠卿上台后,借郑侠案打击反对派,重新稳定变法形势,坚定了宋神宗的态度。可以说,吕惠卿为老王的复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王安石还朝后,宋神宗对他说:“小人渐定,卿且可以有为。”又说:“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把这一切归功于吕惠卿。

王安国虽是老王的亲弟弟,但是他并不支持新法,反而和一些旧党走的比较近。郑侠上《流民图》时,他不仅不阻止,反而大声叫好。所以王安国之事只能说是殃及池鱼,不能全然说是吕惠卿挟公器而报私仇,至少他确实和郑侠有所牵连。至于王安国之死,更和吕惠卿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王安石复相之后,也没对此事有什么说法。

李士宁案起于有人告发余姚县主薄李逢谋反一案,虽然此事和王安石无关,但李士宁曾为其座上客,而且事关谋反,王安石也不得不上书请罪。《邵氏闻见录》所说的吕惠卿“意欲并中荆公”之言,则是个人的揣测之语,并无实际根据。

有点脑子都知道,扳倒王安石对吕惠卿没有半点好处。王安石是变法的精神支柱,如果他陷进谋反案了,反对派自可拿来大做文章,新法根本就不可能再推行下去,除非吕惠卿“弃暗投明”投靠旧党。而且王安石复相之后,两人关系依然密切,也说明了此事不大可能。

对此,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就认为邵伯温的说法不可靠:“皆云吕惠卿起李逢狱,捕李士宁以撼安石,考日期,似不然,今不取。司马光《纪闻》亦载李士宁事,独不云惠卿欲以撼安石也。”

可见,王安石和吕惠卿的矛盾并不是源于上述之事。他们两人的矛盾是发生在王安石复相之后,两人因在政见和学术等方面产生分歧,从而渐行渐远。但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吕惠卿,都认为他们的矛盾都是因为国事,并非出于私情。如王安石在信中所言:“与公同心,以致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

一是王安石首度罢相之后,吕惠卿曾推行手实法和给田募差役法,但王安石不支持这两项新法,复相之后,都予以废除。而吕惠卿对于王安石“欲添盐钞而废交子,罢河北运米而行市易俵放之法”表示不赞同。

二是在用人方面,两人都觉得对方用人有问题,一方觉得对方用人唯亲,另一方觉得对方所用非人。例如吕惠卿欲重用曾旼,而王安石厌恶曾旼,不予重用。又如练亨甫,吕惠卿认为是“小人”,曾对他们兄弟进行陷害,但王安石却有不同意见。

三是王安石对吕惠卿编撰的《三经新义》的一些内容不满意,因此爆发了正面冲突,两人的矛盾也因此表面化。《三经新义》是新法的重要理论工具,此事也可以说是两人政见不同的表现。

这些分歧也导致两人无法再好好共事,吕惠卿因此多次向皇帝打报告,请求辞职,不过宋神宗多次婉拒,后来因为华亭“借钱买田”一事被罢参知政事“守本官,知陈州”。此事有说乃王雱所为。

不过大佬不合,下面人就开始站队,这是经常之事。吕惠卿被贬之后,有的人以为他失势,便落井下石,欲置之于死地。比如练亨甫、邓纶等人,其中练亨甫被认为是王雱的人,所以吕惠卿以为此事乃王安石所为,便上书跟皇帝投诉,指责老王和台谏勾结,并说老王“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诉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犯命矫令,罔上要君。”

这话说的比较狠,宋神宗心里也犯嘀咕,因此向王安石求证。老王心中委屈,我可没干过这事啊。回家后,问了儿子王雱才知道真相。“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此事虽没给王安石带来实际伤害,但也让宋神宗起了猜忌之心。

此事也标志着两人正式决裂。而不久后,王雱病死,王安石心灰意冷,力请去职。熙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王安石罢相,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后来吕惠卿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所以专门写信道歉求和,王安石回信谢之,所以才有开头的元丰五年之事。

在信中,吕惠卿道歉之情溢于言表,他回顾了两人往日的友情,信中还引用了一个禅门的典故“关弓之泣非疏,碾足之辞亦已”,借此说明当年并非有意,而是误伤。王安石表示理解“考实论情,则公宜昭其如此。”

虽然当时,两人并没有马上握手言好,而且一直到王安石去世,两人也没有见面,但是两人曾多次书信往来。元丰六年,王安石有一封《再答吕吉甫书》,从信中可以看到两人聊得还是蛮开心的,还互赠礼物。

晚年王安石还有一封《与吕参政书》,内有“承累幅勤勤,为礼过当,非敢望于故人也”之语,可见二人来信颇勤,已经捐弃前嫌,重归于好了。

这一对曾经的大宋“好基友”,也发展成了“好笔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