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100年前的基层银行行长,文化与职业操守值得借鉴

27岁的陈伯琴戴着眼镜,脸长而瘦,眉目清秀。这一年,他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铁路管理科毕业,放弃了自己所学的专业,在父亲朋友的担保下,进入浙江兴业银行。此后的21年,也就是1921~1942年,他从“跑街”做起,一步步晋升,最后成为一名分行副行长。一部《微观金融史》把这个尘封于历史深处的平凡人物打捞出来,他的通信,他的业务,他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以及他对风土人情的观察,被细腻地铺展在读者面前。在他身后,是一幅民国商业银行基层运作的详实图景。

仅看“微观金融史”这个书名,会觉得刘平这部新作是需要憋一口气才能读下来的学术专著,但其实,这是一部很有趣味的历史书。与历史系教授吴景平研究的宋子文不同,刘平选择的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银行基层职员。在波云诡谲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恰好赶上了武汉封锁现金、废两改元、法币改革和抗战的全面爆发,还亲身经历了郑州豫丰纱厂罢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和天津金融统制。在这些大大小小的风波中,“小人物”陈伯琴虽不像金融史上的名人那样能够左右时局,但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上也算是历经艰险,有时甚至惊心动魄。这些经历,并没有专门的材料记述。刘平走访多地,积攒多年,才从堆得比他人还高的档案里一点点摘选、串联起这位银行“小干部”的人生线索。

刘平先后在央行、银行监管机构工作,后来又在广发银行上海分行、杭州分行任职。作为历史研究者,刘平希望“尽量冷静地记录陈伯琴的经历”;但作为一个从业34年的银行业“老兵”,刘平对这个民国同行的书写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历史中寻找对今天问题的回应, “在搜集材料上带着现在的眼光”。他说自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想对今天的同行说的话。他想说的,都在书里。

从官商世家子弟到恪尽职守的银行职员

刘平用档案史料勾勒出的陈伯琴,是一名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谨慎到近乎刻板的银行职员。这个工科生,能够从基层做起,不断晋升,不是没有道理的。

“陈伯琴身上集中了两方面的特点,一是较好地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二是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素养”,“敬业、较真、谦和大致可以概括他的个性”,在刘平看来,前一种特质与他的家庭出身密不可分。

陈家自明代迁入浙江镇海,可说是书香世家。陈伯琴的祖父是进士,曾获殿试三甲的成绩,在山西做过知县。他的父亲则做过浙江盐政局局长,也是浙江兴业银行的监察人。陈伯琴得以进入兴业银行,与家世不无关联。他进银行的介绍人和担保人都是父亲的朋友。当年,银行的薪酬待遇是“百业之首”,兴业银行又是著名的“南三行”之一,准入门槛之高可想而知。上海银行公会主办的《银行周报》里有文章写道,早期进入银行的职员,大多为股东以及与银行有关系者的子弟,反而“经考试入行者,乃为例外”。

尽管是世家子弟,陈伯琴入行以后依然从实习生做起,在基层锤炼多年。在上海工作三年以后,他被派到郑州豫丰纱厂负责管理贷款押品。豫丰在当地地位颇高,又是兴业的大客户,厂里的办事人员心气也高,对厂里向银行押款,心中都不痛快。用他一位在豫丰工作的同学的话来说,“他们的心理,看见你们来厂管理押品,简直抱了一种亡国之痛,好像日本人吞朝鲜一样”。

陈伯琴对这种情势早有准备。临行前,他就打算好,要注意自己的人格,一言一行不能让别人有不好的评价。“人家看得起我,我能得到人家的十分信任,以后我说的话,我要求的事,才可以有比较容易解决的可能。”

在郑州的这段时间,陈伯琴几乎是事事要向总行汇报,极为详细,同时也颇有自己的主张,所以我们现在才得以了解到他对一些工作细节的处理。比如,他知道,北方人最讲究面子,很多工人性情爽直,所以他从来不在工人面前表露出不信任。栈房大门向来是由厂里的工头代锁的,每到锁门的时候,陈伯琴就特别注意,“很留心的不肯露出一点不信任他们的神气”。门锁好后,陈伯琴会和他们一起走回来。等他们全都散去,他再走回去,一个一个细细看过。

1925年,世界各国工潮汹涌,豫丰纱厂的工人也成立工会,开始罢工。陈伯琴日夜担忧押品的安全,密切关注工潮的进展,频繁写信给总行,分析形势。还好工会最终没有冲击到栈房,陈伯琴的职责才得到了保全。

中原大战时,陈伯琴和其他好几位银行代表被军队叫去赴宴,逼着他们资助军饷。在当地官员和军人的威吓下,陈伯琴临危不惧,十分镇定地当众表述自己的处境和兴业银行的规定,坚持要与总行汇报以后才能答应。之后,陈伯琴一边和总行沟通,一边私下辗转托人帮忙,最后将军队索要军饷的数额从20000圆砍到15000圆。尽管这样,军队还坚持不给收条,陈伯琴又反复催促,终于拿到了收条。

从一些侧面记述来看,陈伯琴也未必一直是一板一眼。1937年,兴业银行青岛支行曾接总行电话,秘密告知某家商业银行即将倒闭。为了避免损失,支行立刻把行内这家银行的钞票全部剔出来,存到中国银行。不料下午,这家银行倒闭的事情还是传遍了青岛,一时之间发生挤兑。支行不能无故拒绝储户存入这家传言将倒闭的银行的钞票,但也不想承担损失,只能前脚储户存入,后脚再转存到中国银行。后来实在来不及操作,支行员工就想出了一招,把行钟调快3分钟,提前打烊。最终,当天青岛支行里没有一张该行的钞票。刘平认为,此事虽是由一位员工具体操作,但一定也是得到了当时的支行经理陈伯琴的支持。

在文化和职业操守上,当年的很多做法值得今天借鉴

一直以来,刘平都抱有这样的看法,研究近代本土商业银行,要研究总行,但各地分支机构的情况也疏忽不得。这些分支是金融机构的血肉和神经,而且还与当地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状况大有关联。他一直希望找到一条线索,能领着他观察分支机构运作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终于,他找到了陈伯琴。

在《微观金融史》完成之前的五六年,刘平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整理和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丛编》上。后来又写了《民国银行练习生记事》,编了《民国银行家管理思想论丛》。在一路研究中,刘平好几次“偶遇”陈伯琴,这位民国同行的故事,在他心里若隐若现。

一开始准备着手写陈伯琴的时候,资料很有限,刘平说自己“不知道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心里发虚”。但不少身处银行管理层的朋友都很鼓励他。这或许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些困惑,想看看近100年前银行前辈的解决之道。“在金融技术方面,我们与过去的变化很大了,但在文化和职业操守上,当时的银行管理真的有许多今人可以借鉴的地方。”

比如,刘平十分留意当时银行内部的培训和阅读情况。以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为例,1920年代初,行里就规定员工必须懂英语,而且在内部开设课程,包括阅读、文法和翻译。这些培训班不是糊弄了事,而是非常正规,一旦报名就不得无故退学,而且考核严格,奖惩分明。到了抗战时期,因为业务稀少,员工相对空闲,大家更是抓紧时间读书。兴业银行办了学术训练班和技术训练班,除金融之外,还设置了国文、英文、商法、统计学等课程。

职员中的学习气氛也很浓郁。据兴业银行总行的一位实习生描述,抗战刚爆发时,大家读书的劲头尤其大,很多人午饭后不顾困倦,咬牙读书。他们手中的书,有《论语》《孟子》,有《塞上行》《芸生文存》和《蒋委员长言行集》。有人统计过当时兴业银行职员借阅的书,以文学类最受欢迎,借阅量数十倍于其他门类,史地、经济、科学居其后。

刘平觉得,陈伯琴虽是工科出身,但国文功底很扎实。他的书信,句子条理分明,用词准确,毛笔小楷端端正正,少有涂改。在书信里,陈伯琴很少谈及他的个人生活,但字里行间,刘平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在青岛担任支行行长时,陈伯琴向总行汇报当地的经济情况,其中有许多描述春节街市情景的语句,绘声绘色,对一地风土人情的观察十分细致。

令刘平印象颇深的,还有员工之间谦恭有礼的态度。陈伯琴与总行上级的通信中,用词均十分客气。总行上级对陈伯琴也一律尊称为“兄”和“尊处”。这种传统礼仪,在今天是有断层的,“要是今天上级突然称呼你为‘兄’,你可能会很紧张,觉得哪儿弄错了”。

从郑州时期开始,陈伯琴就十分关心身边的同事,相互为对方考虑很多,之后,随着职位升迁,这一点也一直没变。“今天的同事关系,不能说不好,但相比当时还是有些疏离的,应该说是比较‘理性’吧。”刘平觉得,这同样与陈伯琴出自传统家庭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当时银行的制度有一定关联。当时的银行练习生都住在集体宿舍,比如中国银行的集体宿舍就在上海的万航渡路。这种集中居住的方式,有助于他们培养集体意识。学者叶文心曾指出,在中国,“单位”的观念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产生的。

今昔对比之间,最令刘平感慨的,还是陈伯琴的职业操守。“陈伯琴从校园走向社会后,20余年的从业经历,都是在浙江兴业银行一家银行度过的,这确实不太容易。但我认为,能够像他那样,自始至终秉持一个优秀职业经理人的操守,认认真真干活,规规矩矩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更不容易。”他说,从自己那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对银行职员来说,技能是可以培训出来的,但职业操守是重中之重。如果没有后者,后果非常严重。

(图片来源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铁路管理科头班纪念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