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要讲述得像病毒一样,具有传染性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颇看重叙事,他借虚构的苏格拉底的对话,写下了自己的哲学。叙事发挥的作用有助于解释柏拉图的作品为何会流传至今。

在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看来,叙事经济学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叙事概念也从未被纳入经济学模型之中。他撰写的《叙事经济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他借鉴了流行病学模型,独辟蹊径地将“叙事”引入经济学领域,将过去依赖于抽象建模和数理统计的经济学还原到有温度、有感知的生活切片或历史场景中,人们的言谈、议题和故事,成为解构经济现象的全新视角和维度。

「对世界运行方式做出暗示」

何为叙事?简而言之就是“讲故事”。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曾言:人们“会使用叙事解释事物的由来,也会使用叙事讲述故事”。希勒教授认为,故事并不仅限于简单的人类事件年表。故事也可能是一首歌、一则笑话、一个理论、一条注解或一项计划,它们能够激起情感共鸣,而且可以很轻松地在日常谈话中得到传播。具体到经济学,希勒教授关注的不是提出新的叙事,而是研究其他人对重大经济事件的讲述,即像流行病般传播的流行叙事。

在《叙事经济学》中,希勒教授正是通过诸多重大事件的回顾,辅以数据分析,展示了流行叙事对历史进程及其中的个体人生的深刻影响。希勒教授的这一大胆尝试,既不牺牲学术笃定和系统分析,又能更近距离地一窥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人文因素。这显然可以提高人们对金融危机、衰退、萧条和其他经济事件的预测能力,进而将各种负面冲击的危害降到更低。

通常,经济叙事并不是特别突出的叙事,要想识别它们,我们必须考量它们改变经济行为的可能性和内在逻辑。2009年开始风行的“比特币”就是一个成功的经济叙事实例。

比特币诞生的时间,恰好是2008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爆发后,当时的市场上弥漫着一种对监管者的不信任,比特币所标榜的“去中心化”、不被干涉、保护隐私等多种特点得到众多年轻人的青睐和追捧。

希勒教授认为,一方面,“数字签名算法”是比特币的基础所在,它界定了比特币的所有者,也让盗贼难以窃取比特币。另一方面,计算机正越来越多地控制着人类生活的说法,以及“去中心化”和“无政府主义”等都是推动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高度传播的一个叙事构成。比特币的创立者中本聪,一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面目,甚至无法肯定他是否真实存在,也给比特币的创建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特别有助于传播。从某种程度上说,纸币就像小号的国旗;它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而比特币则让拥有者成为“世界公民”,从而使得拥有者在心理上摆脱了某种传统的“依附感”。

比特币的叙事力度在2013年的时候开始消退。它逐渐成为一个“古老”的故事,比特币的价格也从2013年时高于1000美元的峰值跌至200美元出头。但是,新发明或者说新变化的激增让相关理念一直保持活力。仅在2017年一年就有900多种首次代币发行,其中将近一半在一年内就以失败告终,但是新的首次代币发行还在不断涌现。截至2018年,已有近2000种加密货币与最早出现的比特币成为竞争对手。

每一种加密货币都是一个创业故事,一个开发人员灵光一现的故事。其中有一则叙事提到,英国流行歌手莉莉·艾伦(LilyAllen)在2009年拒绝了一次邀请她登台表演并给予比特币酬劳的提议。这则叙事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点睛之笔:艾伦如今后悔莫及,因为如果她接受了这个提议并长期持有那些比特币的话,她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是亿万富翁了。这类叙事能够激起人们对自己未能发现这一投资渠道的懊恼和遗憾之情,从而有助于维持“比特币叙事”和比特币价格的增长趋势。

就像“比特币叙事”展现的那样,经济叙事会让人想起可能已经被遗忘的事实影响人们对经济行为持有的看法。叙事可能会对世界的运行方式做出一些暗示,例如“比特币叙事”就暗示:计算机正在接管一切,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主义时代。叙事还有可能表明,采取某一经济行动是一种有益的学习体验,它可能会在以后带来收益。有时候,采取经济行动是让自己参与叙事的一种方式。参与叙事之后,人们就可以说自己是历史的一部分。比如,购买了比特币之后,人们就像是加入了“国际资本家精英”的行列。

希勒教授由此认定:传播性叙事通常像隐喻一样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们暗含了一些故事中根本没有提及的观点、机制或目的,实际上,它只是借故事之名而已。人类大脑喜欢围绕着隐喻运转。比如,我们会在讲话中随意地加入战争隐喻。我们会说某个论点“一败涂地”或“无力防守”。人类的大脑注意到了这些词语与战争叙事的关联,只不过这种关联并不全都是有意识的关联。这种关联暗示了其他可能性,从而丰富了讲话的内容。因此,当我们说到股市“崩盘”时,大多数人都会想起1929年的股市崩盘及其后果。

「像病毒一样的传染性」

经济现象背后的流行叙事很像流感。希勒教授对叙事研究的切入点是它的感染力,或者套用流行病学的说法,是它的“传染性”。与经济相关的叙事也会发生变异,然后重新流行。这也是为什么研究历史上流行的叙事对于理解当下复杂经济有借鉴意义的原因。比如,过去经济景气和经济崩溃背后的叙事和故事的挖掘,就有利于我们对未来经济周期的理解和预判。

希勒教授宣称,思考叙事经济学是一场知识融通的发现之旅。很显然,经济学和流行病学的结合是《叙事经济学》的一个核心知识融通示例。在传染率低于康复率和死亡率之和时,疾病并不会消失,传染率并不会降至零。要想战胜流行病,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将传染率降到康复率以下。除非传染率为零,否则新的病例仍会出现,但病人总数在下降,并逐渐减少至零,此时疫情也就将告一段落。

但流行病不同携带者的传染率和康复率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即使所占比例相对较少,“超级传播者”仍有可能传染很多人。一个多世纪前的“伤寒玛丽”——玛丽·马龙就是这样的一个 “超级传播者”,她在几年的时间内将伤寒传播给了至少122人。就叙事而言,希勒教授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如果没有“超级传播者”,我们大多数人的传染性可能不足以引发一场流行病。一小部分的“超级传播者”就有可能让平均传染率远高于标准传染率。

希勒教授深入研究后发现:可以将同样的模型应用于经济叙事的流行。无论是面对面还是通过电话或社交媒体,传播都是通过谈话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经济叙事遵循的模式与疾病传播的模式是一样的:先是越来越多的感染者向外传播叙事,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是遗忘叙事以及失去谈论的兴趣。

希勒教授由此断定:叙事能够达到病毒式传播,其背后的力量是神秘的,“某一重大事件的发生其实是由叙事中看似不相关的突变导致的,它具备较高的传染率,同时具备较低的遗忘率,或者某些先发效应使得一组相互竞争的叙事抢占了先机”。不同叙事的康复率或遗忘率各不相同。遗忘率高的叙事往往是孤立的叙事。能像病毒般传播的经济学理论,往往需要一些个性或者故事,拉弗曲线就是这样的例子。

“拉弗曲线”在1974年被提出时,并没有出现病毒式传播。直到《华尔街日报》财经记者裘德·万尼斯基写了有关拉弗曲线的故事,这个叙事才被疯传。据说经济学家阿瑟·拉弗曾在与几位华盛顿高官共进牛排晚餐时,在一张餐巾纸上画出并解释了这个曲线的意义。尽管拉弗本人否认了这个情节,然而这个故事已不胫而走,变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段传奇佳话。

大量科学证据表明,不同寻常的视觉刺激有助于记忆,并让叙事成为“经典”。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记住了故事中的餐巾,而是说,画在餐巾上的曲线这个小细节可能会使叙事最初的传播率高于遗忘率,堪称点睛之笔。

「背后复杂多元的叙事」

理解当下日益复杂的经济规律,必须理解其背后的复杂多元的叙事。希勒教授要强调的恰恰是,在复杂经济现象背后有很多流行的观点和叙事,有时是冲突的,有时甚至是虚构的不真实的想法,但是借助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这些虚虚实实的叙事却能影响经济决策,甚至广大民众的认知和行动。

要想证明叙事与经济之间的因果走向并非易事。譬如,成功的投机者和对股票的狂热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大特征,这些故事是否导致了股价上涨和公司收益的增加?还是说收入增加引发了人们狂热?

在《叙事经济学》中,从因果关系等维度出发,希勒教授打破了许多既有的传统观念,对“恐慌与信心”“节俭与炫耀性消费”“金本位制与金银复本位制”“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取代几乎所有工作”“房地产繁荣与萧条”“股市泡沫”等长期经济叙事进行深入分析,从长历史时段探索了多种不同叙事在解释、预测“故事如何迅速传播并推动重大经济事件”上所起到的作用。

自19世纪初以来,有关“信心”的一大类叙事影响了经济波动,即人们对银行、商业、彼此以及经济的信心。从经济角度看,其中重要的故事是那些涉及他人信心和提振公众信心的故事。“金融恐慌”这一词语的使用频率在1907年恐慌之后达到峰值,随后美国通过了《奥尔德里奇—弗里兰法案》,该法案创建了中央银行的前身——国家货币委员会。之后美国又通过了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美国的中央银行由此成立,其使命是提供“解决商业恐慌的方法”。当时一则很有影响力的叙事讲述的是名人J·P·摩根的故事,他被视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在美国没有设立中央银行的情况下,他在1907年大恐慌期间自掏腰包并说服其他银行家一起出手拯救了银行系统。J·P·摩根在叙事中是一位值得效仿的美国英雄的形象。

1930年以后,这一叙事出现了变化,并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传播。商业信心缺乏以及后来的消费者信心缺乏更多的是因为绝望,而不是因为突然出现的担忧。在那个时候,“depression”这个词已经有了另一层含义:一种忧郁或沮丧的心理状态。因此,“depression”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描述经济收缩,这反映出当时一种新的基于心理状态的经济叙事。

认为水力、风力、马力、蒸汽驱动的新型机器或能够更有效利用人力的新型机器有可能取代工人并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担忧由来已久。这些反复出现的长期叙事改头换面之后在20世纪重新登场,有可能像过去一样成为破坏信心的严重问题。

房地产叙事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时候到工业革命,房地产话题讨论的一直是农场价格。到了现代,人们的注意力先是转向那些讲述适合建造房屋的城市空置地段的故事,然后又转向都市地区的真实房屋。这些变化只是土地稀缺及土地价值长期叙事的变体而已。

股市泡沫叙事讲述的是刺激和冒险故事,以及比较富有的人买卖证券的故事。最常见的股市泡沫叙事莫过于1929年大衰退之前的疯狂,而这种股疯又体现在人人都在推荐股票,甚至华尔街大亨坐在街头擦皮鞋,而擦皮鞋的鞋童也在忙着向他推荐股票。思想敏锐有风险意识的大亨立马意识到,当街头的小人物也在大肆谈论股票之时,泡沫大概到了快破的时候,于是赶紧清仓,在最高点卖出了股票,在股灾之前全身而退。类似股市泡沫叙事在历史上不断被重复。

人们对“经济力量”的看法往往是由叙事驱动的。这些长期的经济叙事,让人们得以一窥那些影响经济的叙事力量。所有的叙事都有自己的内在动力,而这种“力量”很可能是短暂的。没有哪一个单项民意指数,如消费者信心指数,可以概括经济的“力量”。用生物学做一个类比的话,在各种时期登上舞台的各种叙事都有很多细胞受体和信号分子。现代通信手段意味着新的不同种类的流行成为可能,经济预测需要密切关注多种不同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