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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韩谦 实习记者/李晶晶
编辑/计巍
追悼会现场，杨维骏的灵柩和遗像被鲜花环绕
6月9日18时03分，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因感染肺炎抢救无效逝世，享年98岁。
2010年12月17日，杨维骏坐着他的车牌为“云AA9135”的奥迪A6公务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着他们驶进省政协大门，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此后，杨维骏又坚持实名举报当时云南省在任官员白恩培、秦光荣、仇和等人。他被中纪委评价为“年龄最大、职务最高、最为老百姓着想”的实名举报者。
其微博“为民的老杨”及博客“直言”的最后一次更新时间定格在6月5日22时58分，内容为质疑云南某看守所的律师会见规定。
杨维骏的一位老友表示，杨维骏有两个尚未完成的心愿：一是出版收录他数十年文章的文集，二是对于那些群众尚未能实现的诉求，能继续有人能帮助他们实现。
悼念仪式上，自发前来的人们手里举着杨维骏的画像
“杨老，我们怀念您”
6月12日上午8时30分许，杨维骏的追悼仪式在昆明跑马山殡仪馆的一间悼念厅内进行。此次仪式仅供杨维骏亲友吊唁，悼念厅内仅能容纳数十人。
“克己奉公两袖清风，光明磊落一身正气”挽联下，杨维骏的灵柩和遗像被鲜花环绕，两边摆满了花圈。遗像上的杨维骏穿着白色衬衣，黑色西装，系着条纹领带，精神矍铄。
悼念厅外，数百名自发前来的群众在门口等候，他们大多是杨维骏生前帮助过的人。有人带来了一大袋自己叠的纸元宝，也有人带来了鞭炮，他们都希望能送别杨维骏最后一程。
王鹏一行十余人，均是来自宣威市曾因土地问题寻求过杨维骏帮助的农民。王鹏是村里的小组长，作为代表，他负责将组里300余户农民的土地问题向上反映。2011年，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王鹏第一次与杨维骏见面。此后的九年间，王鹏同杨维骏见面30余次。
6月10日中午，在手机上看到杨维骏逝世的消息后，王鹏和老乡们便立马决定必须前来昆明悼念。他们中离得最远的，专程从江苏坐飞机赶来。有人11日当天家里有事，便坐夜班的火车赶来昆明，凌晨四点便在殡仪馆等候。
来昆明前，王鹏一行早就想好挽联的内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更不眠、四季为民”。他们也商量好在悼念时向杨老献上家乡殡葬风俗中向父母行的跪拜之礼，但均因追悼仪式未能公开没有实现。来殡仪馆前，他们达成共识：即便是自家的土地问题尚未解决，也不能在杨维骏的葬礼上提及这些，“得让老人家开开心心地走”。
也有慕名而来的市民。云南一所高校的老师告诉深一度记者，自己此前曾连续三年带领学生拜访杨维骏先生，交流通常会在小区内一个会议室进行，“当时跟杨老约时间，他没有犹豫便答应了，一聊就是三个小时，他特别喜欢和年轻人交流”。也有不少此前只在新闻上听说过杨维骏的人前来悼念，“我们来也是希望表达我们的态度，只有为人民服务的官员才能得到群众的尊敬。”
追悼仪式结束后，家属在火化间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悼念区，一次仅能容纳10余人站立，供群众送别老人。
等候排队入内时，他们将杨维骏的画像高高举过头顶，嘴里一遍遍地念着，“杨老，走好”。“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礼毕，悼念区内，有人控制不住情绪，跪在地上啜泣起来；也有人高声喊着，“杨老，我们怀念您”，眼里噙满泪水。
排队等候悼念的人把杨维骏的画像举过头顶
“为民的老杨”
2010年12月17日，88岁的杨维骏坐着他的车牌为“云AA9135”的奥迪A6公务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他们至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此后，杨维骏因这一“公车上访”事件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为参与其中的农民代表，张慧回忆，当天杨维骏带着他们先到省政协信访处，信访处没人，又去中央驻云南巡视组，还是没人，杨维骏让农民先回家，他一个人带着材料去国土厅反映情况。“当时根本没想到，这么大一个官，能帮我们做这么多。”
从这时起，杨维骏平静的退休生活被打破了。那时候，每天家里都有十多名记者前来采访，其间还有数十个电话打到家中，大多是陌生维权农民的求助，对方不挂，他从不会主动挂断。
前媒体人黄玉浩回忆，一名来访记者“看不下去”，认为杨老不欠他们，完全可以拒绝这些求助者。杨维骏涨红脸生气地回应，“咋不欠，干部啥时候都欠着群众的，你是国家和群众培养的，就该为民做点事。”
此后，“公车上访”的方式也曾被杨维骏多次用于帮助求助者。王鹏表示，2012年自己去拜访杨维骏时，杨维骏反问他，为何不跟省长、省委书记反映情况，“我说我门都进不去，杨老就直接打电话给司机，当天下午他就就直接带着我们，开车送我们进了政府大楼。”此后不久，省纪委便成立了工作组到宣威调查王鹏等人反映的情况。
约见杨维骏，成为向上反映问题过程中“最不麻烦的事”——提前给他打电话，询问什么时候方便，确定时间后便可以过去了。去年8月，是王鹏最后一次同杨维骏见面，他回忆，杨维骏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独自从家里出来，二人在小区岗亭口站着聊了半个小时，“和他反映最新的情况，说话间，老爷子说话仍然很清晰”。最后，怕杨维骏回去时上台阶摔着，王鹏还搀扶着他回了家。
杨维骏位于金牛小区二区的住宅属于厅级以上干部住宿区，进入这里时，需要通过物业登记、武警放行后才能进入。为了方便进出，杨维骏常在戒备宽松些的厅级以下干部居住的金牛小区一区接待前来反映情况的群众。王鹏回忆，同杨维骏30余次见面，大多数时候都在一区的老年活动中心，有时也在小区岗亭的值班室，有时就在室外随便找个阴凉的空地，“有时候就坐在长椅上，甚至也在草坪上坐着聊过”。
在听取大家反映情况时，听到痛心之处，杨维骏有时会气愤地敲桌子、拿拐杖“嗒嗒嗒”地锤地。“有时候，我们都不敢和他说得太过，怕他情绪起伏太大”，一位受过杨维骏帮助的村民说。
一位前媒体人曾在2016年采访过杨维骏。杨维骏告诉她，自己有天早晨因为低血糖晕倒了，但又立即提醒她，不要把这事写在报道里，他担心那些希望寻求帮助的老百姓在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后，不敢再麻烦他。这位前媒体人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说：“关于这个事儿，他嘱咐了我好几遍。”
2010年底，杨维骏还让女儿开通名为“直言”的博客，将白恩培等省级官员的违法违纪材料公布于网上，十年间，该博客已发布344则博文。如今，他的微博“为民的老杨”及博客的最后一次更新时间被定格于6月5日，内容为质疑云南某看守所的律师会见规定。
2001年，白恩培主政云南后，曾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彼时，杨维骏已离休8年。2012年12月，杨维骏向中纪委写了封对白恩培的举报信；2013年，他又曝光了包括晋宁、福海等地基本农田问题等6个案件的材料，随后更借去北京看病的机会，将举报信寄到了中纪委。
2015年1月，白恩培被双开，2016年10月9日，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白恩培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齐鲁晚报》报道，杨维骏曾在政协共事的一位同事表示，在白恩培落马后，自己曾向杨维骏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但杨维骏则称，这不是自己的胜利，而是人民的胜利，“我当时听完肃然起敬，他身上有老革命家的那种纯粹和热血。”
自发前来告别杨维骏的群众
“一瓶水都没喝过我们的”
在一次拜访杨维骏时，王鹏提了一袋子土鸡蛋和十来块黄豆腐，知道杨维骏不喜欢收人东西，王鹏便偷偷地放在了大门后。从杨维骏家出来，刚抵达回车站，王鹏便接到了杨维骏的电话，“他就发火了，觉得自己要是收了那些东西，就跟腐败分子没有区别了。要求我必须来拿回去，不然就不帮我们处理任何事情。”
王鹏无奈地笑道，“只能又折回去，把这加起来都没有50元的东西又提回了家。”
张慧告诉深一度记者，和杨维骏认识十来年，他甚至没有喝过她一杯水，“夏天的时候，他去我们村里考察，我们给杨老买了矿泉水，他连这水都不喝，说是自己马上就可以回家了，不喝我们买的水。”
杨维骏家的酒架让做过杨维骏10年司机的蔡鸿志至今印象深刻，“有的领导家的酒柜上放的不是茅台就是洋酒，他家酒柜上摆的全是10几块一瓶的本地清酒”。
黄玉浩告诉深一度记者，杨维骏的女儿杨多奇一人带着女儿在北京生活，至今仍是租房住，比杨多奇小四岁的弟弟在美国靠在饭店打工读完博士。2000年，云南省政府出台针对副省级干部的福利性购房政策，杨维骏需一次性缴纳6万元金牛小区两层花园洋房的购房款，杨维骏靠在美国工作的儿子给了7千美金才得以支付。
“不收我们一针一线，但是给我们帮忙确是尽心尽力”，在张慧看来，杨维骏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
张慧文化水平不高，当自家土地问题出现新情况时，杨维骏常帮助他们书写反映问题的材料。材料通常先由杨维骏在方格纸上书写，然后由张慧拿去门口打印店请店员将手写的文字打成电子版，打印出一份后，再回杨维骏家中逐字逐句地念给他听，“连标点符号都要念”，重复念完两遍后，若有修改之处，再拿到打印店由店员修改，然后再继续反复，直到没有问题为止。通常，一份材料需要返工两三遍，“有时候把冒号打成逗号了，也得修改，杨老告诉我们，有时候标点符号不一样，句子的含义便也不一样了”。为了让杨维骏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张慧只在早上9点到12点和下午3点半到6点才会进入杨维骏家，通常，写一份稿子，需要花上两三天时间。
自2019年起，由于视力越来越差，杨维骏已无法书写，便只能由他向需要求助的村民口述书写的思路，由他们回去自己写材料，再念给他听。
6月8日，张慧给杨维骏拨去电话，本想问问他是否在家，想请他为她要更新的材料想个思路。电话那头，杨维骏妻子王婉琦告诉他，杨维骏因着凉引发肺炎，正在医院ICU治疗。
张慧当即去了医院。他说，以前去医院看望杨维骏，他基本都会坐在病房里的沙发上，很少会躺在床上。“这次去看他，都已经用上了呼吸面罩。就感觉要跨过这次的坎有点难。”
张慧回忆当时见面时的场景，“我当时在他耳边说，‘你身体一定要好好的，你身体不好就帮不了我们了，我们都等着你好起来呢。一定要活到100岁！’他说‘好’，眼泪就从两边流下来了。”
悼念仪式上，人们手里举着杨维骏的画像
“我只能有限度地向杨老学习”
相识71年的老友刘城天最后一次同杨维骏见面是在去年12月，“当时他身体已经很差了，我作为一名医生，他病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去看看他”。那时候，杨维骏已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眼睛视力变得模糊，肾功能也不好，肌酐值达到130多，大大超出正常值。
刘城天回忆，在那次探望中，杨维骏甚至连保持坐着的姿势都困难，“说了没几句就在沙发上半躺着聊天了”。在当天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杨维骏主要谈到了两个尚未完成的心愿：一是出版收录有他数十年文章的争鸣文集，二是对于那些群众尚未能实现的诉求，能继续有人能帮助他们实现。在刘城天看来，那时的杨维骏有些托付遗愿的意味。
“我也想向他学习，但只能有限度地向他学习”。刘城天坦言，自己虽希望能够帮他完成心愿，但自己无法同杨维骏那样全身心投入到其中。在他看来，一方面，自己是一名离休医生，没有杨维骏那样的能力和渠道反映民情，另一方面，自己也有很多顾虑，“我还要照顾我的家庭，还得担忧我的前途”。
在刘城天看来，目前最要紧的事，是找到一位杨维骏的“接班人”。“我还是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人选，但要再找到这样的人，很难。”
刘城天觉得，亦师亦友的杨维骏一直以来都是个坚韧的人，“他要想做什么事情，就绝对没有做不成的时候”。说着，他用手指用力点了点《杨维骏争鸣文集》复印稿封面上的那行话“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这句话完全反映了杨维骏的性格，他就是认准一个理后就从不妥协。”
杨维骏之所以能在退休后成为一名“反腐斗士”，刘城天觉得，这与他的身世关系密切。
杨维骏的父亲是滇中名将杨蓁，同盟会成员，曾任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等职位，是朱德的结拜兄弟。杨维骏三岁时，父亲被人杀害。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总会向大家提起他的父亲，他自言在家仇国恨中长大，从小性格比较直，敢于批评。
刘城天回忆，李公朴遇害后，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演讲当天，杨维骏担任现场保卫队队长。“当时现场来了几十、上百的国民党特务，杨维骏腰部还受了伤，还因此住了院”。刘城天苦笑道，“他在当时是有明显的生命危险，现在他干的事情，也收到过恐吓信的，但没有直接的生命危险，对他来说现在比当时那会儿危险性小多了。”
1945年从云南大学毕业后，杨维骏加入民主同盟，其后积极协助中共 ，成功策动了军阀卢汉起义，1949年后他仕途平坦，直至1959年，因拒绝揭发曾经与他共事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被打成右派，“让他揭发费孝通，这按他的性格，绝对不是他会干的事儿”。
作为一名医生，近两年，考虑到杨维骏的身体状况，刘城天也多次劝说他量力而行，适当学会拒绝一些求助，而杨维骏则答复他，“我活着就要为人民做事情，要不给他们做事，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鹏、张慧、刘城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