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我跑遍了华县的村村庄庄

华县的农运风云

作者 杜松寿

1926年9月,我离开广州返回华县。在华县下庙北边的渭河下船后,我即去西赤水职业学校党组织所在地报到。路上曾碰到一惊,一个军人在路上突然从背后走上前来,两手摊开,挡住我的去路。我神色自若,没有失神,那个兵又走开了,我继续走我的路,没有出什么事。

赤水职业学校自网络

此时,进步的杨虎城军队困守西安城半年以上了,华县驻扎的是围攻西安的镇嵩军。杨虎城的队伍隶属孙中山的国民党部队,共产党人魏野畴同志等为他做政治宣传工作。刘镇华的镇嵩军是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的党羽。围城、反围城,已不是军队之间的争城夺地,而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这场争城的斗争于1926年的冬天结束。

西安城围解了,但坚守西安的杨虎城军紧接着开到河南去,给冯玉祥让出地盘。原在围城期间的党员大部留陕西工作,农民运动在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联军所到之处展开了。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冯军全部加入国民党,而政治工作则在联军政治部长中共党员刘伯坚领导之下进行。当时渭南驻一个师,师长是吉鸿昌(中共党员,英勇牺牲),吉师的一个旅驻华县,旅长是梁冠英,是支持农运的。旅的政治部主任是宣侠父同志,是中共党员。他领导的政治部不仅进行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而且作为党的一支宣传队支持地方的农民组织工作。他的政治部成员以党员为主,经常和我密切配合。宣侠父同志自1927年春天我离开华县分手以后,抗战期间(1938年)才在西安相遇,此时他是八路军少将参议,一别十年,倍感亲切。

在这个大好革命形势下,跟我一起从广州回来、一段时间白天藏起来的霍世杰同志现在可以公开工作了。他成了我得力的伙伴,走遍华县的村村庄庄,霍世杰同志在华县一直工作到渭华起义。

当然,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先找那儿的小学教员(有一些是我的同学),说通了他们(不少成为了积极分子)。把农民组织起来,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力量、物质力量;但组织起来这件事是宣传教育说服的结果,而不能用行政命令。如果用行政命令,那就势必组成一个压迫人民的机构。所以我们的工作总是从小学教员的思想动员开头,小学教员大多是贫苦农民中间挣扎出来的知识层,他们能够比较准确地联络农村一些可靠的积极分子。以这些积极分子为核心,以小学教师为联络员,就产生了村农民协会的雏形,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再去直接跟农民见面,作些扼要的宣传动员。村农民协会成立的时候,已经是水到渠成,但形式隆重。不少村农协的成立大会都是我同部队政治部的同志一起去的。他们全骑马,路远,我也只好接受他们的善意,骑他们为我拉出来的马,据说是性子不烈的马。但他们的马跑得那样快,我的马自然也跟着快。我过去没有骑过跑马,这样跑,我几乎要摔下来,不能坐,只能立着夹住两条腿。紧张地几乎要喊出来,请他们骑慢些。但那多丢人!不能喊,冒着危险跑吧。回家以后,有好几天腿都在疼。部队政治部参加村农民协会的成立,给农民壮了胆,煞了豪绅地痞的威风。

农协会会旗 杜明科供

此时,党已成立了渭南地委,不再是以赤水职业学校为中心了。华县也成立了县委,归渭南地委管辖,村农民协会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和基础。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条件成熟了。但是大量的上层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或者说国共合作的工作必须同时甚至先走一步。

华县县立高级小学校长顾熠山先生是华县两个著名老同盟会员之一,另一位是杨松轩先生。辛亥革命期间,反动派扬言,他们如果再得了势,就要“先杀杨鹤年,后杀顾熠山”。刘镇华失败逃回河南老巢,冯军进驻华县后,我就访问了这位曾经是我的小学校长、中学学监兼授课老师顾先生,他对于北伐和民主革命十分支持。党决定由他主持恢复华县国民党县党部的工作,并担任了华县国民党县党部主任委员,我和郑云章老师等帮助他做实际工作。顾先生在这一时期做了不少工作,他几乎全力投入,他也帮了我们不少的忙。我们的工作是只有活儿干没人给饭吃的。顾先生给我安排了小学的课,我有了吃饭的地方,月终还给发工资,还给我分配了房子,作为四乡来的同志接头的地方。可是人来得太多了也影响工作,总还要上课呀,先生又给我调一间僻静的后院葡萄树架边的房子。开始,来人似乎少了一点,不几天,又是门庭若市了。顾先生开玩笑地说:“你像母狗一样,走到哪里,跟到哪里。”顾先生的办公室外间实际上已成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办公室了。他还把整个学校西院拨给县农民协会,那座戏楼分隔成几个房间,成了县农民协会的办公室了。

在县高的教员中,有一位也是我过去在县高学习时的老师郭甲照(鼎三),是顾先生下面最热心民主运动和农民运动的一位。他的进步行动后来招致敌人对他的速捕。

农运的大本营扎在县高,我们不仅有了营盘,而且就地培养出大批少年先锋,他们积极地参加农运,参加了全县范围的对豪绅的斗争。1928年初大批学生遭到反动派逮捕。

华县的农民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在西安上学、受到魏野畴老师培养的韩鼎同志、高克林(文敏)同志。他们不仅参加了会务工作,而且是全县性的大会上的主要演讲者。韩鼎同志在县农协专职很长时间,以后在武汉牺牲。西安民立中学学生宋生辉同志回县参加了农协的具体工作,以后成了县农协的主要负责人,他以后参加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随许权中部撤退至洛南、河南邓县。最后他来到西安,找到省委,担任省委交通员,仅两周即被洛南豪绅吕绍雄发觉,当场扭送报案。经多方构陷,他壮烈牺牲了。解放后,我检举了吕贼,在公安人员几次去他家追问下,此贼惶惶不可终日,竟然吓死了。

郑云章老先生是在那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另一典型人物。他是我在咸林中学的老师。他作为一个“京官”,虽然曾反对过辛亥革命,但他却把新学带回华县。值此第二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不失时机地投入革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惟一的老年新党员。郑先生此时似乎已不教书,专门投身于农运工作,跟我们一起忙碌于县农协的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自己起草宣传文稿,自己油印,自己张贴(当然是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进行的)。吃饭没有定规,以工作的需要为前题。肚子饿了买个烧饼,边工作边吃。郑先生的这一刻苦献身精神使我赞佩莫名,常常想到它的将来教育后代的意义。

郑云章 自华县教育志

1927年冬,白色恐怖来临,华县县高大逮捕发生后,我临时回华县工作途中曾邀他和关中哲同志在我的亲戚家中开小会,商量善后事宜(寒假,组织负责人分散回家)。由于这次大逮捕第一个对象就是我,我幸运脱险(那晚,我既不在县高,也不在家中,而是远去高塘工作,因而敌人扑了空)以后,临回西安前不能不就近让我的表弟把他请来商议。渭华起义失败后郑先生失掉了组织关系,但他主办的郑村小学(两级)在他的直接教育下培养了一批共产党员(教师中)和共青团员(高年级学生中),为今后开展革命斗争准备了有生力量。他的功劳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敌人是凶很的,他们不会放弃对这位老共产党员的迫害。在大批青年被逮捕、一些革命志士被杀害的1946年前后,郑先生这位白发老人也被敌人押解西安,备受监牢苦。病中推出监狱,死在家里。

未完待续

原文来源:《杜松寿回忆录》

原文作者:杜松寿

整理编辑:华州文史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