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4日，北京市一天内两次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议通报当日0时至7时，北京新增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前一天新增的36例本土确诊病例一样，他们都与同一个地方有联系——“新发地”。
北京四环往南5公里、京开高速西侧的新发地市场是北京最大的果蔬集散地，位于新发地村，占地1680亩，一百五十多个足球场之大，摊位两千多个，这里的价格被视为京城果蔬价格的晴雨表，是首都的“菜篮子”，被BBC纪录片称为“北京饮食文化的灵魂”。
新发地市场发展的三十多年里，全国各地的果蔬农在这里聚集，构成了一条交易链。尽管从上个十年开始，北京市屡次提起疏解新发地市场功能，但它仍然承担着北京约80%的农产品供应。
“新发地虽名为市场，但实际上是一个市场集群，是上百个菜市场组成的一个区域。”长期关注农产品市场发展的北京物资学院副教授温卫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里供应的农产品中，占比最大的是蔬菜，约70%。
疫情突降新发地。据6月15日发布的官方消息，北京市已排查5月30日以来曾去过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人员就近20万。
这个亚洲最大菜市场关停，对北京意味着什么？
关注大型超市供应，还要关注小型菜站
一切来得突然。
6月13日下午，距离新发地市场大约810米的“阿胖家常菜”饭馆已被勒令停业。这家饭店常常从新发地市场批发拿货，供应日常所需。
数据或可从侧面回答这个问题。公开数据显示，新发地市场2019年交易量1749万吨，交易额1319亿元。假如全供给北京2300万常住人口，新发地市场每年平均供应每个北京人1520斤果蔬和肉类，平均每人花费5735元。
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会长马增俊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新发地市场体量足够大，既能保证菜篮子的供应，也会因规模聚集效应带来价格优势。“可以明确地说，它的休市对北京的影响不言而喻。”
价格优势也吸引着副食品价格敏感度高的零售客户，例如老年人。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名北京市民不约而同提到一个现象，每天早晨八九点，当处理完大宗果蔬批发的商人离去，这里会聚集一批从市中心赶来的老年人。他们带着老年公交卡辗转换乘到这里“捡漏”，希望以低于市内超市的价格买菜。
新发地市场关停，在当天一度引发农副食品抢购。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消息传出的6月13日，北京一些菜市场短暂出现了抢购现象。但情况很快好转，当日夜间开始，许多公司加大了在外地基地的采购，大批蔬菜连夜进京。同时，北京农产品流通协会也组织会员单位，调集全国的蔬菜基地资源，供应北京市场。
6月14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型超市，均人流量不多，蔬菜区货物较充足。某大型连锁超市北京片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超市进货渠道以产地直采为主，6月13日21时左右，100吨直采蔬菜已经抵达北京，“目前还未受到过多影响”。
这一说法得到了北京新发地市场统计部负责人刘通的证实。他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就他了解的情况，影响不大。但如果新发地市场封市时间延长，情况会否有变化？刘通未作回应。
在马增俊看来，假若新发地市场关停时间延长，其交易功能需要进一步疏散到其他地方，规模经济优势会消失，对于采购商来说，去进货会增加不小的时间和运输成本。
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有些大型超市有直采的渠道，有关部门仍需注意时间拉长后渠道的稳定情况。“此外，在北京还有许多小型菜站，它们体量小，货物供应需要得到确保。”
从目前的出台举措来看，北京市已指定交易场地，把原新发地市场的果蔬交易分散到了5个区域进行。
关注菜篮子的声音中，还有一种声音担心，新发地市场断供会影响华北地区的供应量。根据马增俊的说法，新发地市场除了北京，在高碑店、保定、盐山等地有十多个分市场，影响可控，唯一要担心的是这些分市场是否因为和北京新发地联系密切，存在疫情风险。
从村庄菜市场到亚洲最大
北京正经受着新的疫情考验，也将此次疫情漩涡中心的新发地市场推向公众。鲜为人知的是，这个亚洲最大菜市场，最初只是一个村庄菜市场，其发展史令人好奇。
一个广为传播的事实是，2003年SARS期间，北京农产品价格一度飞涨，0.5元一斤的萝卜暴涨到了8元一斤。刚刚上任的北京市领导第一时间前往新发地，叮嘱再三，外地商贩运菜进京是对北京市场的支持，一定要善待他们。
根据北京商报社记者刊登在期刊《时代经贸》上的报道显示，后来，新发地市场董事长张玉玺和有关部门协调，用30个小时就平息了一场爆发性的市场价格波动。
新发地市场在SARS期间稳定市场的做法得到北京市领导高度认可，被评为“首都防治非典型肺炎先进单位”。
在多家媒体的报道中，其掌门人、新发地村党总支书记张玉玺是一个中国经济转轨时的传奇人物。
那是1980年代，告别了计划经济的中国农民手上开始囤积大量无处安放的粮食、果蔬。1985年，北京市政府出台了放开肉、蛋、水产、蔬菜等五种农副产品价格和打开城门欢迎各地蔬菜进京两项举措。
看到商机的新发地村周边农民，自发在交通便利的十字路口摆摊售菜，各地的菜贩子开始云集此地。这个自发市场越来越大，以至堵塞交通，丰台区政府不得不出面整顿。
任务落到了退伍军人、有着一定生产管理经验的村民张玉玺身上。
1988年，在多地考察后，张玉玺带领15名村民，启动村里15万元资金，用铁丝网圈了15亩地，这就是新发地市场的雏形。他也成为这个小市场的总经理。
成立之初，市场并未向商户收取摊位管理费，直到1991年，才开始向来市场交易的商户收取管理费，而第一年收取的费用就超过了200万元。在1990年代初，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此时的张玉玺有了企业家的市场意识，认真思考如何管理这家企业。1990年代的新发地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起步晚，和当时北京的大钟寺、岳各庄相比还是差了一截。张玉玺想了一个法子，把大户抢过来。
据报道，张玉玺打听到佳木斯有舒家七兄弟是垄断东运西瓜的大户，他托人介绍认识了舒家老七，三番五次请对方吃饭，答应对方提出的所有条件，舒家兄弟被其诚意打动，决定进驻新发地。
新发地市场的迅速扩容，除了张玉玺的筹划，还和2003年“大菜篮子”大钟寺市场拆迁有关。
拆迁后，大批商户搬到新发地，成就了它的繁荣。国内三十多个省市来此交易，交易覆盖辐射内蒙古、东北、河北等地，成为华北地区农贸产品最主要的集散地，巅峰时，商户超过8000。
温卫娟举了个例子，山东的商户要把蔬菜卖到东北，也会先到新发地逛上一圈收购蔬菜，待品种更加齐全后再北上。“新发地休市后，对北方的老百姓来说，直观的感受可能是蔬菜的品种会少些。”
SARS之后，新发地又经受住了2008年奥运会的考验，成功保障了北京地区的果蔬供应。
与此同时，围绕着新发地，还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商业帝国：房地产、物流、咨询、酒店等。在这些产业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张玉玺及其子的身影。
变化发生在2010年，要疏解新发地功能的言论开始流传，争议不断并持续至今。
疏解还是保留论战多年
2010年1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视察新发地市场时抛出一个命题，如果连下七天大雪或者遇上大雪封高速公路的大灾之年，能否保障首都农产品的供应？并进一步提出，新发地市场要按照保障北京市持续发展的需要，满足首都农产品供应需求，作好结构调整和升级改造。
除了应急需要，新发地市场的存在，造成周边交通拥堵、环境和压力资源过大，也成为其发展掣肘。
按照北京市政府2010年提出的“北京市农业企业要走高端、高效、高辐射之路”的具体要求，新发地提出“内升外扩”，即对内部实施升级改造，对外在全国各地建立农产品供应基地和产地市场。
2013年底到2014年初，北京市作出了将低端批发市场向郊区县及境外地区外迁的决定。2014年3月，一篇《新发地批发市场将外迁至河北高碑店》的报道广为流传。
这对张玉玺并非好消息，而市民也不免担心，一旦承担北京80%农产品供应的新发地外迁，菜价要涨。
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公布，根据文件要求，稳妥有序推进区域性批发市场等非首都功能向外疏解转移成为主要目标，河北定兴、高碑店等地被视为承接地。
以高碑店为例，它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以“大仓储、大中转、大物流”为核心定位。2015年10月29日启动运营以来，五千多商户进驻，其中80%是从北京疏解而来的。
但据温卫娟观察，高碑店虽然承载了新发地的部分功能，但就果蔬产品交易而言，它的作用并不明显。在她看来，成本和便利程度是最大的制约因素。
以新发地市场为例，位置紧临京开公路，位于北京和华北平原诸城镇之间南来北往的要道上，到这里交易节约成本，交通也便利。
另一少为人知的原因是，最近两年，在缓解首都压力的外迁潮中，关于农副产品供应是否该被疏解，又有了和原来不同的观点。前述不愿具名的学者表示，考虑到战略储备和应急的需要，保障北京农产品市场供应的功能被认为需继续保留。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落户朝阳区黑庄户乡。据2017年时的报道显示，该中心将于2019年建成投入使用。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受制于土地性质和资金投入等原因，这个新的农产品市场施工进度受到影响。2020年5月，该项目才复工建设，预计今年底会完成。
马增俊认为，和几年前试图把农产品交易功能疏解到北京市外相比，如今的思路更好。他特意提到，此次新发地市场休市后，蔬菜水果的指定交易地都安排在北京，而非河北等地，“这对稳定物品供应和物价有着很好的作用”。
在温卫娟看来，过往学术界的研究多从经济和环境角度思考农产品市场的升级改造，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为学者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当出现重大突发事件，农产品市场如何能通过有效的方式来应对，以保障农产品的稳定供应和流通？
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沙莎 彭思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