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孩子的作文也被要求重写了，但他比缪可馨幸运

半个月前，我儿子作文被打回重写，他很沮丧。

昨天深夜，闺蜜发来她儿子被打回重写的作文，请我裁决老师的评语是否合理。

我不禁苦笑，缪可馨事件之后，“打回重写”让家长更为紧张。但我以为，恰恰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是所有的老师都那么狰狞，不是所有的家长都那么无辜。

■缪可馨作文

缪可馨作文其实并不出格，倘若老师批评引用原著文字太多，建议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观点，或者指出她首段将吴承恩写为罗贯中的错误，这都是中肯的批评。但是老师的意见却是希望她“传递正能量”，这句荒谬的批语，我不能同意。

尤让我寒心的是缪可馨班家长群的截图——某家长号召人们声援老师，许多家长纷纷点赞。

如果把这些家长的举动仅仅调侃为“求生欲强”，则太轻了。缪可馨血迹未干，这些家长毫不体谅缪可馨家人之痛楚，急于向老师献媚。其号召者可耻，其应声者懦弱。

这样的家长群并不是孤例。

2019年7月，陕西商州某中学教师号召全班同学辱骂某女生“贱”的视频流传到网上，激起众怒。

恰巧我朋友的孩子就在那所学校。她发来家长群的截图，让我震惊。和网友态度截然相反，家长几乎全部支持这位老师：

“如果老师被解聘，影响我孩子学习怎么办？”

“那女生可能是钓鱼执法，女生心眼太坏。”

“老师也家务缠身，心情不好是正常的。”

我朋友有些动摇，她问我，这些家长说得是否也有些道理？我急得嚷了起来：“每个职业都有底线。不管女生是不是钓鱼执法，不管老师是不是家务缠身，任何一个煽动全班辱骂学生下贱的老师，都不配教书育人！这样黑白分明的事，你怎么也动摇了呢？”

把缪可馨事件与商州某中学事件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一个相似的现象。教师行为失范之时，遥远的网友大多义愤填膺痛斥教师，而近处的家长则大多维护老师的利益。也就是说，事不关己时，都能振臂高呼，一旦利益波及自身，就变了立场。可以说，自私自利、站队表忠已成为当今中国家长群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中弥漫着对“应试体制”的卑躬屈膝。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反思。

老师批评孩子时，家长究竟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我想，应该客观，不卑不亢。老师批评得对，家长督促改正。老师批评得不对，家长和老师进行商榷。老师侮辱打骂孩子，家长应坚决与老师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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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的那篇作文题目是“我学会了________”，教材中给出的范例是“学会了弹钢琴”“学会了炒菜”等等。我家习惯提笔之前先讨论，我说：“选材要避免雷同，同学们可能都在写弹琴炒菜，咱们写个社交技能吧。”儿子以前在美国读过书，那里很重视“社交技能”，小学生素质报告册单列一栏评价社交能力，而且分值占比很高。儿子说：“好哇好哇，我最近学会了照顾表弟。我以前嫉妒他，老想和他找茬吵架。我现在不嫉妒啦，我教他吃饭、读书、做游戏呢。”我说这真是一个特别的题材，快去写吧。

其实当时我预感到这个选材有点悬，但我想让儿子试试。过去我多次辅导他作文都选择了小众题材，锻炼他的创意，让他摆脱陈词滥调，同时也想触碰评分标准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孩子的语文老师一向开明，鼓励头脑风暴，这也让我们敢于放开手脚，幸而每次都过关了。

第二天他从学校回来，哭丧着脸：“是你让我选材别雷同，可是老师说有点跑题，让我重写。”

我不太清楚老师的具体建议，于是发短信询问老师。

老师的回复非常诚恳。她说孩子的水平比较高，只是稍微有点偏，所以建议重写。

我后来了解到，当天老师在全班宣读了我儿子的作文，表扬这篇作文的写法很有创意。老师认为没有跑题，但是她很担心这类作文在考试时会不符合某些阅卷老师的要求，会吃亏，毕竟不是每次都轮到她阅卷。因此她请同学们说说自己的意见，最后全班同学都觉得我儿子的作文“跑题了”。

儿子感到委屈，但我觉得他的老师已经做得很好。首先她表明了自己对这个题材的赞赏态度，然后她出于对应试教育评价系统的了解，建议儿子修改，并征求了同学们的意见。

儿子还是想不通。我告诉他：“不是你的作文本身不好，而是作文需要适应不同的评价体制。也许这个作文在美国不跑题，但在中国就有些出格。老师比我更了解评分标准，你听老师的建议，重写吧。但我很喜欢你的作文，我要奖励你一个礼物。”儿子释然了。后来，弟弟和弟媳听说儿子的作文写到了他们的孩子，很是高兴。他们把作文拿回家读给他们的孩子听，并留下来作为纪念，儿子更加开心了。

其实，“打回重写”这样的事，就算作家的孩子也难以避免。我听贾平凹女儿说她小时候父亲一般不管她作文，偶尔一次辅导还被打回重写，后来她再也不敢让父亲辅导。我的朋友盛平是著名编剧，给女儿西西辅导作文也被打回重写，成为我们的笑谈。

我相信，不是贾平凹和盛平辅导得不好，只是他们的思路不符合应试标准。作家莫言还说过，如今的高考语文试卷他都考不及格呢。那那那，那怎么办？我的观点：让应试的归应试，通识的归通识。既要训练孩子适应考试，也要在家里开辟一个空间，去安置孩子的奇思妙想，鼓励孩子天马行空。

儿子读汪曾祺时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们写作文都要求总分总，汪曾祺写文章为什么不总分总啊？他不总分总，还比我们课本上的文章写得精彩！”

我说，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正是因为汪曾祺不总分总，他才写得更好看。“总分总”不是“好文章”的标准，它只是“好作文”的标准，它只是为了方便评委阅卷。

应试阅卷标准和应试体制本身有很多缺陷，家长至少可以做三种选择：第一，适应体制，但保留对体制的意见。第二，改变这个体制。第三，不适应体制，弃权退出这个体制。

我这样的普通家长，选择了第一种。

如果能够在教育局教育部工作，大概可以选择第二种。

郑渊洁郭德纲选择了第三种。郑渊洁的儿子没上过中学，但郑渊洁将全部的中学教材编成童话，讲给孩子听。郭德纲的儿子初二辍学，随后在父亲帮助下接受了一流的曲艺教育。更多的比如作家韩寒高中辍学，比如童书专家三川玲让孩子停学一年。他们都有强大的价值观和充沛的资源来替代应试教育，这也是一种可行的道路。

然而很多家长选择了第四种：无限拥护应试，将应试奉为真理，打压孩子的独立见解。孩子的答案只要与标准答案相左，就被家长否定。家长坚信：只要试卷显示孩子是错的，孩子就一定是错的。

青少年非常敏感脆弱，如果他们新鲜可爱的想法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中都被否定，他们就会感到自己被整个环境孤立。他们无处诉说，没有排解渠道，就会焦虑、抑郁、恐慌甚至厌世。在我儿子的作文重写事件中，老师已经处理得很好，儿子依然迷惑和难过，这时就需要家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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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中小学生写作至少应该有两套标准，两手抓，两手硬。应试作文最好遵从老师的建议：总分总、排比句、首尾呼应、承上启下等等。但孩子在家写日记写散文时，完全可以抛掉这些技巧，甩开了写。去学习汪曾祺、萧红、蒲松龄……去寻找他们最喜欢的作家。在中国，高考基本算是应试作文的终点。高考之后，人生还有许多需要写作的时刻，后一种写作方式才是真正通畅的道路。遗憾的是，很多家长只允许孩子用应试方法写作，稍微偏离就责备，那么孩子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甚至终生都只会教条式的语言。

当然，除了写作课，数学、英文以及其他科目的学习都应该有多重标准，但这些不是我的专业领域，我不愿妄言。我只是模糊觉得，应试的模式化教育和家庭的自由教育应当互为补充。家，就是孩子的弹性空间，应该让孩子舒展一点。

在孩子和应试产生摩擦之时，我们多数人不具备郑渊洁让孩子辍学的胆量，因为我们没有他那样大的本领，编不了童话教材。但我们可以掉回头来听听孩子怎么说，帮他减轻烦恼。

比如，和他一起对古怪题目发发牢骚：

“嘿，这题出得有点不合理，就算是我，也做不出来啊！”

也可以和孩子一起想办法：

“你的答案很特别，只是它不符合评卷人的想法。来，我帮你研究一下标准答案的思路，下次就会做了。”

还可以鼓励他向远方看：

“这只是应试的标准，你暂时委屈一下。长大以后你就可以有你自己的标准啦。”

家长如果说不了文绉绉的话，那总可以说：

“就算你考得不好，你也是我心爱的娃。”

总之，我们得让孩子觉得：“我爸妈跟我是一伙儿哒。”这样，孩子就会觉得我们体谅他，支持他。家长哪怕只是尊重了孩子一个小小的不成熟想法的萌芽，在整个应试体制的疯狂压力之下，孩子也会感到稍稍地疏通解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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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缪可馨事件，有人站在受害者立场，把责任全部归为校方（老师）；有人站在校方立场，指责家长没有做好生命教育。两方吵得不可开交。

我觉得不必站队，双方都有合理之处，但任何一方都不能概括事实的全部。在那两种立场之外，我们是否还应该想一想：当你孩子作文被打回重写，你平常的做法伤害到孩子了吗？如果你孩子的同班同学发生相似悲剧，你能否收回点赞的手，保持最起码的沉默？

在这篇文章收尾之时，我看到了另一张缪可馨家长群截图，这位家长在群内收到的赞没有前一位家长那样多，这张截图也没有前一张截图传播那样广泛，但这的确是可贵的声音。这张截图提醒我们，在悲剧和私利面前，一个普通的家长只要稍微勇敢一点，就可以守住良知的底线。

作者 | 火种 | 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