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晓博
这个周末，相当一批深圳人为“资本活力跃居全国第一”而兴奋不已。 7月3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等单位，发布了2019年度的《中国城市资本活力指数报告》。在中国（内地）经济总量位居前20的城市里，深圳的资本活力综合排名位居第一，杭州和上海位居第二、第三（见下图）。
在深圳即将迎来特区40岁生日（8月26日）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祥瑞”。
而且这个“桂冠”恰恰是上海的研究机构颁发的。要知道，深圳人“瑜亮情结”的指向，已经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而金融业，恰恰是核心。 但说实话，仔细研究了上海交大的这份报告之后，我产生了两个想法： 第一，这份报告的权威性、可靠性值得推敲。
第二，深圳在40岁生日到来之际，除了要看到自己金融产业取得的成绩，更要清醒地看到国家战略的变化和深圳金融业的隐忧，并有足够的危机感。先说说这份报告的重大缺陷。 从上述表格可以看出，这份报告所说的“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由三个分项指数、五个指标组成。 其中，“规模指数”权重50%，由“上市公司数量”和“上市公司市值组成”；“效率指数”权重25%，由“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构成；“结构指数”权重25%，只有一个指标——上市公司产业新兴度。
一个城市的资本活跃度，竟然可以用上市公司的5个指标来衡量，令人吃惊。如果这是一个网友做的，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个人的力量、见识毕竟有限。而一个国家重点大学的、历史悠久的学院，用这样5个指标就可以衡量一个城市的资本活跃度，就显得太草率了。 首先，大城市的“资本活力”不仅仅是为本地经济服务，还要为都市圈、城市群乃至全国服务。比如上海、深圳等城市的资本活跃度，只靠本地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来考量，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其次，资本活力不能仅仅看股市里上市公司的表现。因为资本市场的概念非常宽泛，债券、基金、信托、保险、银行、风险投资等，都是资本活力的一部分。 第三，在5个指标里，人均指标的权重竟然占了25%，也令人大跌眼镜。
原因很简单，中国几乎每个城市公布的常住人口都不准确，尤其是超大城市，普遍存在着人口低估的现象。以深圳和广州为例，官方公布的常住人口在1300万到1500万左右，但这两个城市同时承认管理的实际人口都超过2000万。 北京和上海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北京此前公布的2018年人口是减少的，一个经济普查，仅仅在批发零售行业就给北京“找回来了”几十万人口。 但相比之下，京沪杭等城市人口低估的比例，或许会低于广深。所以，在研究中国经济的时候一般要慎用人均指标，甚至不用。因为分母都是不准确的。如果还不理解，我可以再举个例子：从1999年末到2019年末，哈尔滨官方公布的常住人口增长了11%，但这20年小学生人数减少了47%，你该信哪个？ 搞明白了这些，再看上面排行榜的表格，你会发现：深圳之所以能排第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个人均指标都位居第一。如果按照深圳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来衡量，深圳就未必能排第一了。 另外，值得深圳警惕的是：表格里的“产业新兴度”排名深圳只位居第六。 我看了这两天深圳媒体的公开报道，一般都在庆贺“深圳资本活跃度跃居第一”，而没有去追究为何深圳“产业新兴度排名第六”。要知道，在这个分项里拿第一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会有5个城市在产业新兴度上超过深圳？第一名是谁？为什么深圳在这个指标上“干不过”苏杭，甚至武汉？这些问题值得深圳人刨根问底。我这样说不是想否定深圳取得的成就。过去这些年，深圳经济发展迅猛，并在本地上市公司数量、市值等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根据证券时报的统计，截至“中天精装”今年6月10日登陆中小板，深圳A股上市公司数量达到308家，超过上海跃居全国第二。今年上半年，深圳已有11家上市公司登陆了A股，而上海只有5家。 到6月10日，北京有A股上市公司355家、深圳308家、上海307家、杭州149家、苏州127家、广州112家、南京90家（下图）。
而早在2018年3月，深圳A股公司境内市值就超过了上海。如果算上境外上市公司市值，由于深圳拥有市值接近5万亿的腾讯，对上海的优势就更加明显。
甚至有统计说，深圳境内外上市公司总市值等于“上海+广州+茅台”。 证券时报的统计还显示：在A股新兴产业（电子、计算机、通信、医药生物）总市值里，深圳企业的占比更是高居第一，占全国的18.7%；北京占全国的15%、上海占8%、杭州占6.3%、广州占2.8%。 也就是说，深圳本地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在资本市场的活跃度的确非常高，有问鼎之势。但也应该看到：中国风险投资的中心仍然在北京，全国有近半的独角兽企业也在北京，深圳在这两方面仍然有巨大差距。至于资本市场整体活跃度，深圳跟京沪差距也比较明显。北京目前汇聚的资金总量（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了18.2万亿，上海达到了14.4万亿，深圳则只有9.3万亿。 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要素市场，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比如上交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等等。
统计显示，中国直接融资的85%是在上海进行的。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深圳资本活跃度跟上海的巨大差距。
最近两年，深圳金融地位事实上出现了轻微的下跌，对此深圳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其标志有两个：第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了科创板，率先试行了注册制。按照2000年前后的分工，上海专注于主板市场，主板之外择机发展“国际板”。国际板夭折、中小板创业板推出后，深交所逐步获得了优势。期间监管部门多次重新界定沪深交易所边界，为上交所拓展空间。科创板的推出，为上交所反超深交所实质性拓宽了跑道，也打破了之前两个交易所的边界。第二，上海临港“自贸新片区”和海南自贸港，将试行一系列“最新锐”的开放政策，其中很多内容涉及金融，相比之下深圳前海的政策优势弱化了。
此外，香港国安法落地之后，国家巩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态势明显，中概股回归会强化香港的地位。而此前港交所全面改革，拓宽了上市跑道，允许不同股权架构的企业上市、允许亏损的生命科技企业上市。也就是说，国家通过做大做强上海、香港金融中心以争夺全球金融话语权的战略态势明显。这种金融新格局对深圳是机遇，但更多的是挑战。无论从汇聚资金量，还是汇聚金融机构的数量、质量看，深圳都是位居北上港之后，中国的第四大金融中心。 深圳的优势在于：汇聚了一批有活力的创新企业，而这些企业真实的金融需求支撑了深圳金融中心的地位。 深圳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小政府大社会”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全社会对规则的尊重。还有，就是37万栋、650万套“城中村+违法建筑”提供的相对低廉的营商成本。 但问题是，随着深圳房价的不断上涨和人口涌入，深圳的营商成本已经不那么低廉。对此，深圳应该要有足够的危机感，而不能对过去的成绩沾沾自喜、顾影自怜。深圳目前的三大瓶颈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住房、教育和医疗三大难题。
未来，只有大幅增加住宅用地供应量，增加人才房、安居房的供应量（让白领有机会通过购房“参股深圳”），大量兴建幼儿园、小学、中学，创办更多大学，修建更多三甲医院，才能弥补短板、留住人才，最终保住特区40年获得的优势。从去年以来，因为房价上涨、学位不足（去年是高中学位问题，最近是幼儿园学位问题）引发的民众焦虑，值得高度重视并全力解决。
我的建议是，上策是谋求深圳的扩容，而且一定要大手笔扩容；中层是扩权不扩容，建立一个深圳主导的经济合作区，类似廊坊北三县和通州副中心的模式；下策是：如果深圳短期内无法扩容，就要大胆调整生态红线，释放更多城市建设发展用地。
深圳生态红线保护了大概一半的面积，如果能释放出10%，就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 最近，由于房价的上涨，深圳民间的气氛颇有点浮躁。买不起房子的人焦虑，买得起或者“踮起脚尖买的起的人”奔忙在各楼盘之间忙着“打新”。这恐怕不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