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托夫·迈瑟巴赫:疫情危机之下,欧洲重新认识中国

溪托夫·迈瑟巴赫

王宏禹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仍然还在扩展与加深。美国、巴西、印度成为疫情“重灾区”。美国累计确诊人数已达289万,已有超过13万美国人因此丧命。中国和欧洲,则相对较早走出疫情的阴影,正在逐渐恢复社会常态。疫情给欧洲带来了哪些变化?未来中欧关系还有哪些挑战?欧洲又会如何应对中美之间的冲突?

带着这些问题,新京报特约访谈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王宏禹,与德国政治学者、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政治学系溪托夫·迈瑟巴赫博士近日进行网络连线对话,共同探讨“中欧关系未来”。

两位学者认为,疫情之后,中欧还需要更多建设性的对话,健康发展的中欧关系,对于维持世界稳定、重建全球经济秩序将变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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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托夫·迈瑟巴赫

德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比较政治学学者,并在多个国际机构担任客座教授。近年来,他多次受邀到中国进行研究和教学访问,如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山东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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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博士后;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包括欧洲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外交、中欧经贸关系等。

欧洲人发现中国作为重要力量正在崛起

王宏禹:在这轮全球疫情中,中国最早受到突如其来的冲击,也正因为中国较早直面病毒,同时也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的大范围传播,当人们看到疫情在美国、欧洲等地恶化时,中国人能够充分体会其他国家所承受的苦难。中国政府和人民也愿意尽己所能地向海外伸出援手,以回报中国疫情最严重时期各国给予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你能否谈谈疫情之后,德国和欧盟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迈瑟巴赫:疫情危机对欧盟和德国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和欧洲有着复杂的关系,既是经济上的合作者,也是竞争者。

这次疫情,即使中欧关系沿着原有路径继续发展,同时也对中欧关系长期战略带来影响。不过,在疫情中中欧关系在多个层面上都在加强:中欧双方共同开展了医疗物资输送和贸易,增强了疫情相关信息的互通。并且,这场危机提升了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整体对中欧关系的认识。

实际上,在近期历史上,中国也许从未像现在一样,在欧洲具备如此高的曝光度。与中国的关系,也成了最近围绕疫情的公共辩论里的重要议题。

疫情让欧洲终于意识到其在全球供应链上的脆弱性。你可以说,天真的时代结束了。欧洲人终于发现,中国作为世界一支重要力量正在崛起,而由“西方”主宰世界秩序的时代可能将迎来变数。为此,欧洲国家和欧盟的政治精英们必须努力,就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中美两个大国的冲突等问题,给出一致的答案。最终,这一过程会强化欧洲作为政治力量和全球参与者的整体性。

中国的力量和自信将激发更多中欧合作

王宏禹:我能理解你谈到的欧洲各国在面对疫情初期所经历的彷徨失措,很多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受到了严重挑战。尤其是像欧盟这样的超国家机构,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统一的立场和方案,甚至造成了特定国家短期内的“治理真空”。你认为,欧盟未来会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呢?

迈瑟巴赫:欧洲国家和欧盟如今意识到了它们在国际秩序变动中的脆弱性,这种新的意识将使得欧洲思考与中国的关系。并且,中国的力量和自信也将激发出中欧之间更多的合作。

疫情危机或许已经让很多欧洲领导者接受了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从而意识到欧盟国家统一的行动对于应对新的格局至关重要。欧洲可能会因此加速建立一种对国外投资的统一审查机制,同时在关于5G、数据安全、产业政策和知识产权等议题上与中国谈判时,可能会采取更一致的立场。

王宏禹:在中欧投资协定尚未达成的情况下,欧盟对中国投资采取的做法背后,到底是经济逻辑主导还是政治逻辑主导?疫情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的背景下,这种政策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迈瑟巴赫:在更大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欧盟即将学到重要一课:欧盟与中美两个大国的相互依赖,不只是一项弱点,更是一种资产。

通过平衡与中美的关系,欧洲可以在世界舞台上获得更多战略自治。这种自治的真实形态现在也许仍不清晰,但越来越多的欧洲政治领袖确信他们应该更积极地保护自己的经济、技术、基础设施和地缘政治资产,毕竟国际秩序如今正越来越少地依赖规则,而更多依赖于实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会走向停滞。欧洲需要作为伙伴和市场的中国。中国也需要亚洲之外强劲的盟友和经济伙伴,而欧洲无疑是最重要的候选人之一。因此,对未来的谈判既要有美好愿景,也要有充分信心。

全球化不会终结,但需更精细地调整

王宏禹:这次疫情对全球化也带来了重大挑战,从你的视角看,疫情之后全球化将走向何方?

迈瑟巴赫:全球化也许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互相依赖为所有参与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潜力。然而疫情危机却表明,这些潜力同样伴随着致命弱点,病毒的传播只是其中一种。当西方世界撤退之时,我们看到这几年民族国家概念卷土重来。这可能导致,未来在国际谈判中会融入更多地缘战略和国家主义行为。

与此同时,多边和国际合作仍然十分重要。国际合作不仅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进步、富足的关键,而且在处理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议题上至关重要。更进一步地,全球政治、信息、经济的互相依赖也不仅仅是一种期待,更是一种现实。因此,全球化短期内不会转向,下一个10年的挑战在于——更精细地调整国家利益,进而重建可靠的国际关系。

王宏禹:我同意你的观点。当前全球化正面临一个关键转型期,恰好全球疫情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虽然一些国家不断出现反全球化、孤立主义的倾向,但并不会造成全球化的终结。因为人类社会已经绝无仅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社会对有效的全球治理的需求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不会再继续上一轮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而是建立在更具竞争性的全球分工重组基础上,也将受到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巨大影响。

迈瑟巴赫:为了找到共同的基础,双方都必须尊重对方的特定立场。中国和欧盟都必须愿意作为平等伙伴就合作开展公平的谈判。对于欧洲来说,中国是处理诸如伊核协议、世贸组织改革和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的重要伙伴。中国有其自身目标,欧洲有战略自主和经济独立的需求,可以在这两方之间寻找平衡从而增进互信。

王宏禹:中国对欧洲的了解多于欧洲对中国的了解。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能够通过和其他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来提升彼此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其目的是合作共赢。可惜的是,很多欧洲国家在观察的时候,常常想得最多的是中国到底要得到什么,而不是我们可以一起发展些什么。

迈瑟巴赫:在中国和欧洲成功沟通合作的道路上,有一种视角也许会有特别的帮助:这两地都有自称为“世界中心”的历史,然而一个真正全球化的互联世界,并不存在所谓的单个中心。因此,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不应该期待任何单一文化心态或价值体系的霸权。

这对于已经成为此类“霸权”数个世纪,只通过自己价值体系的“滤镜”去观察和评价世界的某些国家来说,意识到这一点很困难,却也很重要。

欧洲国家避免在美中之间选择立场

王宏禹:你怎么评价当前美国的国内处境和国际行为?

迈瑟巴赫:如今美国的国内情况和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对中国和欧洲都是困难的挑战。特朗普似乎决心将其在国际关系上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进到底,为了连任不惜挑起国内和国际冲突。在他的操纵下,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已经超越经济层面,而深入到疫情应对之上。

欧洲则认识到自身处在一个很难平衡的冲突之中:它既需要美国,也需要中国,同时也与两方都存在磨合空间。

美国是欧洲长期的战略和经济盟友,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极大削弱了美国与欧盟的同盟地位,但欧洲国家依然把美国看作重要的盟友,仰仗其军事保护。然而,他们也希望和中国做生意。中国是欧盟第二大出口市场,并可以预测是下一个超级经济力量。因此,欧洲很期待与中国达成健康关系和相互理解。所以,很显然大多数欧洲国家到目前为止避免在中美之间选择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来来去去,特朗普时代总会过去。那时候,美国大概还会是欧洲最重要的军事盟友和最大出口市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欧盟无法发展出成果颇丰的长期政治经济关系。恰恰相反,就像我已经指出的,欧洲必将争取到更多的经济主权和战略独立。那时,欧洲未来对外政策将会有很重要一部分,是关于如何与中国在平等基础上达成共赢。最近德国成为欧洲议会主席国,将中欧关系列为优先事项,由此也能看出整个欧洲的立场。

□新京报特约时事访谈员 王宏禹

在近期历史上,中国也许从未像现在一样,在欧洲具备如此高的曝光度。与中国的关系,也成了最近围绕疫情的公共辩论里的重要议题。

疫情危机或许已经让很多欧洲领导者接受了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从而意识到欧盟国家统一的行动对于应对新的格局至关重要。

在更大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欧盟即将学到重要一课:欧盟与中美两个大国的相互依赖,不只是一项弱点,更是一种资产。

虽然一些国家不断出现反全球化、孤立主义的倾向,但并不会造成全球化的终结。因为人类社会已经绝无仅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社会对有效的全球治理的需求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