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仍在发展，按理说各国应该通力合作，互相帮助，共同走出疫情。但是，欧洲与美国呼吁与中国“脱钩”的声音却此起彼伏，美国当然首当其冲。这些与中国脱钩的呼吁，其实就是逆全球化的一种反应，他们都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逆全球化似乎就可以阻碍中国的发展，或让中国发展得慢一些。
逆全球化趋势在美欧等国家将造成以下几种后果：
1.从经济理论界到法学界，到社会学界，国家干预主义回潮的迹象明显。在批判“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弊端中，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开始影响政策。美国与欧洲一些国家议会纷纷采取行动，立法与中国切割:不许中国资本染指陷入困难的美欧企业；限制美国技术产品出口中国；限制包含有美国技术的外国产品出口中国（长臂管辖）；下一步有可能立法强制跨国公司企业回迁母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也有可能在技术上与中国脱钩。
2.在中国的美欧跨国公司陷入两难选择。随着中国土地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与中国同行竞争加剧，产业链比较短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向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国家转移生产：成衣制造、制鞋，等等。甚至苹果公司也曾想向印度转移生产。但复杂工艺的工业制造向中国转移的趋势非但没有中止，而且在上升。特斯拉是一例，波音也是一例。将来这些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关注。世界500强中的多数企业在中国的赢利都好于它们在欧美的赢利。但在“政治正确性”的逼迫下，它们可能会被迫采取两套办法，一套为中国市场，一套为它们本国的市场。
特斯拉上海工厂
3.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未来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一方面，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退群”上瘾。美国退出了各种国际组织，仅联合国附属机构就退出了三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已经把世界贸易组织的仲裁机制搞瘫痪了，而且未来如果世贸组织若能恢复仲裁功能，美国也有可能干脆退出世贸组织。美国虽然是现有多边国际组织的始作俑者，但它退出多边国际组织却并不意味着将来它就一定要“单干”了。特朗普政府要退出的是他认为美国控制不了的多边国际组织。在“退群”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搞他的那套多边协调机制。比如，特朗普就提议，要在美国召开7国集团加4个其他国家的首脑会议。这4国中3个都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如印度、俄罗斯和韩国。印度与俄罗斯都是金砖国家成员。韩国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既有自由贸易协定，又是东亚地区各种贸易及金融合作安排的重要伙伴。特朗普想把这些国家拉过去，拆中国台的意图太过直白。
在这股逆全球化的潮流中，中国必须逆势而上，直面这些挑战。
1.中国必须加强国内建设，完善自己的产业链。比如，我们不能满足于只掌握国际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还要让整个产业链不受制于人。若我们的半导体技术也能逐渐自主，而不再看美国的眼色行事，我们应对逆全球化危机就能轻松许多。而且，中国若能建立起完善的产业链，那些离开了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也会眼馋中国的产业链，会后悔离开了中国的市场。
2.中国对外要更加开放，适当让美欧的跨国公司也参与我们“中国制造2025”的研发，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将来成为中国的“游说集团”。在逆全球化的潮流中，我们容易也跟美欧国家一样想“针尖对麦芒”地报复美欧的公司。但这些企业恰恰是它们的政客与政府的受害者，它们也不满意这种“逆全球化”的趋势，因为对它们的赢利有害。因此，我们需要跟它们形成某种“统一战线”，让它们成为我们发展的同路人，而不是对手。
3.在全球治理方面，我们需要建立广泛的同盟，需要拉住欧盟与日本这些坚持多边国际体系的发达国家，需要吸引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国家，共同维持现有的多边框架。即使美国退出这些多边机构，我们也要尽量维持这些机制的有效运行。我们要坚持做好“一带一路”倡议上的项目，不仅要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成为榜样，还要使之制度化，形成新的多边国际机构。
4.新冠病毒危机造成许多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美元流动性短缺，我们可以用帮助它们抗疫的名义，给它们提供流动性，帮助它们度过债务危机。我们握有大量美元资产，但美联储的零利率与无限宽松政策使10年期的美国债也只有不到1%的利息，握在手里就是静等亏损。而且，美国的货币政策如此之不负责，美国政府的债务水平上升如此之快，让人们不得不担心未来美元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帮助那些真有困难的发展中国家解决美元流动性短缺问题，不是简单地给它们减债免债，而是用债务置换的办法，我们替它们还美元债，再把这些债务置换成人民币债。这样，人民币是我们的货币，它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上也不会成为什么问题。这种债务置换的办法既可以解决它们的燃眉之急，又可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典型的双赢。
总之，我们需要开动脑筋，想出应对逆全球化趋势的办法，保持中国发展的势头，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成为引领新型全球化的带头人。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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