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最著名的五尊大佛,和这位高僧关系密切

作者 : 许 玮

一、

所有到过云冈石窟的游客,会在步入灵岩寺"山堂水殿"前,看到一尊高大的青铜人物铸像。尽管铸像的基座上刻有魏碑体"昙曜"二字,但不熟悉云冈历史的人,一定不会知道这个写起来笔划繁多的"昙曜",为何许人也。

在时间的尘埃中追根溯源,为何要在云冈这座辉煌的佛教艺术殿堂为昙曜铸像?

历史如此漫长,一眨眼,无数的过往都成了故事。

公元五世纪初,大同(时称"平城")城西约十六公里的武周山寂寂无名,只是一座低而平缓的山冈,一切繁华,皆从五世纪中后期北魏王朝在此雕凿石窟开始。文明的衍生向前,无不伴随着坎坷,先行者便在这"轮回"中应运而生。

云冈石窟的开凿,就是和这个叫"昙曜"的人紧紧相连。

二、

公元439年(北魏太延五年),对于建国已经54载的北魏王朝而言,是值得铭记的。

这一年,太武帝拓跋焘承续先祖渴望一统北方的梦想,大举出兵北凉(今甘肃武威一带),之前,北魏的铁骑已经将其他北方政权逐一荡平。在拓跋焘看来,灭掉北凉这个西域小国后,就能真正实现北方一统了。

拓跋焘是北魏开国以来的第三位皇帝,先祖打下江山,励精图治,到他登基时,国家已渐趋强盛。可是,对鲜卑这个剽悍勇猛的民族来说,能够一统天下,才是最大的梦想。于是,拓跋焘这位血液里涌动着浓浓鲜卑"荷尔蒙"的帝王,率领着他的铁骑,向北凉开拔了,尽管征途漫漫,但他有足够的自信。

那确实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役,战争的结果不言而喻——北凉这个小国,从此在西域的戈壁上消失了。战争的目的是征服战败国的臣民,并扩大原有版图,随之相伴的掳掠自然不可避免。在劫掠了北凉的财富后,一大批僧侣也一道被"劫掠",作为"战利品",随着北魏班师的大军东征。

那是一场征服和被征服的战役,又何尝不是一次靠武力完成的僧侣大转移呢!据说,那场战役"掳掠"的僧众多达3000余人。

昙曜,就行进在被掳掠而来的队伍里。

今天的人也许很难想象,北魏为何要掳掠这3000名西域僧众?

北魏自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以来,就渴望找到一个立足中原的思想和精神上的支柱。当北方的佛教领袖法果公然宣称"皇帝即当今如来"之后,拓跋珪精神的狂热被崇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他崇佛信教,立佛教为北魏的国教,并大规模修寺建庙,而通过战争实现对僧众的掳掠,在他的继任者看来,不啻于对物质财富的占有。

就这样,一场战役改变了北凉僧众的命运。

从北凉到北魏都城平城,数千里的跋涉,对这些被掳掠的僧人来说,实在是一场让人畏惧的大迁徙。他们不知道前方是荆棘还是坦途。远别故土,一定让包括昙曜在内的所有僧众,生出无限的忧伤,甚至绝望。

关于那段近一千六百年前的征伐史,《魏书 释老志》是这样记载的:

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

京邑便是北魏国都平城,今日之大同。历史浩瀚,区区一行字,就将那场规模浩大的战争掩于史书的无声了。

昙曜是西域凉州人,北魏第二位皇帝明元帝拓跋嗣时代,出生在北凉,但史书对这样一位高僧的记载却寥寥几笔,甚至连他确切的生卒年月都无从查找。

大同地方志专家姚斌先生生前考证,昙曜约生于公元410年左右,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圆寂。此观点见于姚先生所著《名人与大同》一书。我不知道对这个生卒年月的考证从何而来,一时无法确信,只能说北魏灭掉北凉,是昙曜人生中经历的一场大劫难。国已亡,他只能随着僧众们长长的迁徙队伍,神色黯然地行走在漫漫黄沙道上,内心准备好了面对一切的不测。

然而,抵达平城后,浓烈的佛国气息让僧侣们顿感意外,内心得到了些许安抚。作为战胜国的北魏,并没有诛戮这批僧侣,反而妥善安置,尤其是昙曜,竟然得到了拓跋焘的长子拓跋晃的礼遇,这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纵然平城不是故土,但作为出家人,只要心中的明灯不灭,对佛法的弘扬便是来日方长。

三、

在平城度过了几年佛事兴盛的时光,昙曜渐渐感到了这片塞北土地的雄浑与厚重。

不过,生命如果就这么平淡下去,历史上可能不会有昙曜这个人了。

公元446年,骁勇的拓跋焘举兵镇压盖吴起义时,竟然在长安的寺院里发现了不少兵器,寺内还藏匿有大量脏贿之物,这让拓跋焘大为震怒。在谋臣的建议下,很快,他下达了灭佛令,宣布诛灭天下佛事。风云席卷,一时间,"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毁,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突如其来的血雨腥风,致使北魏全国的佛事遭到了大清洗,这是昙曜没有想到的,恐怕也是所有在安定环境里传法布道的僧人们没有想到的。历史上把太武帝对佛教所采取的剿灭行动称为"太武灭佛"。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遭逢的第一次"灭顶之灾"。

我们无法简单地用"对或错"来评价历史上任何一次灭佛运动,就如同它们的起因错综复杂一样。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受政治左右,佛事的兴盛与衰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君主的喜好和执政谋略。拓跋焘乃一国之君,置佛寺和僧人于万劫不复,只需他一句话,而寺院中发现兵器和脏贿之物,不过是灭佛的一个由头。太武灭佛前,北魏元老级大臣崔浩,建议拓跋焘信奉天师道(道教),并向他举荐了道士寇谦之,拓跋焘不但愉快地接受,还在平城兴建了静轮天宫,诚心向道,连年号都改成了道教意味浓郁的"太平真君"。这恐怕才是他下令灭佛最主要的原因吧。

生存境况的骤然改变,让昙曜这样一位笃信佛法的人,如临深渊、身处绝境。与当年北凉故国灭亡的悲怆相比,灭佛运动的惨烈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困厄已无法避免,拜天拜地无果,险境中的昙曜为佛前的烛台淌下滴滴泪水。眼见着经书被焚,寺院尽毁,他却无能为力,但又不愿逃亡。太子拓跋晃几番劝说,昙曜才决定把佛祖暂且先供奉在心上,选择逃离平城——走!就像当年从北凉到平城的那次大迁徙一样,他和幸存下来的僧侣再次经历了人生中漫长的跋涉,逃到中山(今河北定州)栖身,而劝说并保护他们逃离的太子拓跋晃,却死于宫廷争斗。

昙曜虽为避灭佛的祸乱而远走他乡,但信念不变,心中的大愿一日未忘。隐身他乡,他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望着青灯一盏,昙曜不止一次在想,这难道是佛祖的考验吗?如果真的是考验,缘何要如此惨烈?回想起在平城弘法布道的那些安定时光,昙曜内心无比焦灼,但希望没有灭。他期待着血雨腥风早日过去,重还天下僧侣一片安定,或许,还能重回平城。

四、

如同一个人的命运会出现转机一样,历史常常也不乏转机。

公元452年,北魏第四位皇帝拓跋濬即位,是为文成帝。这一年,距太武帝拓跋焘下令灭佛的太平真君七年,已是六载一晃而过。拓跋濬这位少年天子甫一登基,便继承父亲拓跋晃崇佛的遗愿,思忖着如何收拾因祖父拓跋焘灭佛而遭重创的北魏山河。历史的前进,不知伴有多少这样的起伏。登基第二年,拓跋濬下诏,流亡在外的僧侣们可以返回平城,他要陆续光复佛法,以期重新实现国家精神和信仰的一统。

身在他乡的昙曜,得知文成帝光复佛法,一定彻夜难眠吧——内心有欢喜,有犹豫,更有劫后余生的恐惧,毕竟,他亲眼目睹了诛灭佛法的惨烈。数年的逃难和客居他乡,昙曜不止一次想起死去的太子拓跋晃,每次想起来,都有一种椎心泣血的伤痛,若不是这位仁慈太子的庇护,他恐怕早就殒命于灭佛的狂飙了。同那些葬身于灭佛火海的僧人相比,活着并重见太平,这是前世积下的功德。昙曜已经很知足了。经过一番抉择,他决定返回平城,那是他日思夜想的圣地啊,而且,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大业在等待着他。

噩梦般的日子过去了,一切都像是佛祖的安排,躲过大难的昙曜,迎来了新生。

昙曜动身回平城的情景,史书没有提及,我想,于一个胸怀大志的人而言,天空的风起云涌、大地的湍急水流,已不算什么了。内心一旦有了精神的支撑,任何道路都是坦途。长路漫漫,故地恍如从前。

就在昙曜踏上平城土地的这天,文成帝乘车出巡(据说,行进在北魏官道"灵丘道"上)。昙曜步履匆匆,与迎面而来的皇帝的车驾相遇,不知何故,御马一下子咬住了他的袈裟。马儿这反常却通了神性的一个"轻咬",让高高在上的文成帝大惊亦大喜,认为面前的僧人非同一般,是可以在复兴大业中委以重任的。与文成帝的大惊大喜相比,昙曜同样感到惊讶,随即叩拜了皇帝,之后被召回宫中。

从那一刻开始,历史改写了。

这是个传说,载于《魏书 释老志》,被后人冠以"马识善人"四个字(这个传说版本众多,真假无从查考)。传说固然是传说,但这四个寓意美好的字眼,却预示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不久,谋划兴佛大业的文成帝,任命昙曜为"沙门统(北魏管理全国佛事的最高僧官)",并拜他为师——成了帝师,也就成了北魏的国师。

面色慈蔼、目光淡定而坚毅的昙曜,看到了希望,觉得皇帝冥冥之中受了佛祖之意,选他来完成兴佛重任。于是,在他的建议下,文成帝决定开窟造佛,以期佛法的光复。经过多番考量,平城以西的武周山,成了开窟造佛的不二之地。

还有什么比这更让昙曜热血沸腾的呢!皇恩浩荡,未来的日子里,即将迎来的那些筋骨之痛、体肤之饿、心力之瘁,对他而言,已不算什么了。这是他期待已久的,也将是他终其一生对佛祖完成的宏愿。

法号,是一个出家人修行的明证。

曜,是日光、照耀之意,通光明,接天意,若从字面理解,"昙曜"二字,是指密布的云层间投下的一缕清光。看来,万事万物之间均有注定,一切的关联都不是无缘由的。

从北凉被掳掠到平城前,昙曜已经追随高僧昙无谶(藏)修道佛法多年,并接受北凉国君沮渠蒙逊的委任,在天梯山主持开窟造佛的工程。所以,对他而言,在武周山开凿石窟寺,已有经验可循了。武周山的山体属于水沉砂岩,从质地来讲,利于开窟造佛。公元460年,塞北的烈风呼呼作响,昙曜和庞大的工匠群在武周山南麓集结。从那一年起,他和工匠们让这座只有三十余米高的山体,成了平城之外最繁忙、也最浩大的一处工地。

当年,僧人乐尊路经敦煌,忽见鸣沙山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便在岩壁上凿下了第一个洞窟。那是公元366年(前秦建元二年)前后,有了乐尊法师,鸣沙山响起了开凿洞窟的铿锵之声。武周山等来昙曜,比乐尊开窟造像晚了将近一百年,但云冈石窟艺术要横空出世,不能再等了。昙曜之于云冈,就像乐尊之于敦煌,有了他,公元五世纪人类伟大的雕刻艺术,在大同武周山留下了巅峰之作。

最先开凿的,是五个空间硕大的洞窟。拓跋濬希望洞窟内的主佛能体现北魏皇帝的容貌,即"令如帝身"。昙曜心领神会,在谨守佛法东传以来固有的雕刻法度的同时,大胆创新,果然让五个洞窟内的五尊主佛,呈现了北魏建国以来五位皇帝的容貌: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景穆帝(追认)拓跋晃、文成帝拓跋濬。大佛的身高从13米到15米不等,气势磅礴、法相庄严,手臂或抚于胸前,或自然下垂;双腿或跏趺而坐,或交叉置于莲座,既雕凿出了佛国的神圣与静穆,又体现了拓跋血液里的剽悍与刚毅。

后来,武周山下最先开凿的这五个石窟,被编为第16窟至第20窟,以昙曜之名命名,取名"昙曜五窟",是云冈石窟最早的工程。这五个洞窟的开凿,在中国的石窟雕刻艺术史上,乃至世界的雕刻艺术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云冈59000余尊大小造像里,昙曜五窟的五尊伟岸身躯,足以成为整个石窟造像的代表。自此,塞北这座逶迤如"青云一抹"的山冈上,一个曾经靠渔猎而生的民族,让自己的祖先以石雕的形式与山川大地同在——这是国祚永存的梦想。

昙曜五窟落成之际,未来的洛阳龙门石窟,却还是伊水河畔一座静谧的山冈。云冈,承接了过去,开启了未来,皆因这个叫"昙曜"的高僧。佛法成全了他,他成全了自己,而这一切,竟以艺术的形式名垂千古。在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的同时,作为北魏"沙门统"的昙曜,还创立了平城的"寺院经济"制度,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其趋于完善。

黑格尔说,"历史是在一个精神节点上出现的。"昙曜的出现,正是这精神节点的应运而生。一个发乎于磨难、一个暗接了天机的艺术先行者,就这样被历史定格,亦被后世遐想。自有人类以来,莫不是这些先行者在舞动历史的转轮。

五、

这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历史了。

如今,绵延一公里的云冈石窟,接纳着四海宾客参观游览、顶礼膜拜。史籍中记载的"马识善人"的传说未必可信,昙曜也在传说中走远,但云冈石窟成了人类共有的遗产。

昙曜生活的年代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他究竟何等容貌,已成了隐在史书中永远的谜,今天的我们不可能知晓。一千五百多年后,一位叫"吴为山"的雕塑家,从浩瀚的史籍中寻找昙曜的精魂,借助青铜的温度、青铜的力度,沐手敬塑了一尊昙曜像,让这位伟大的佛教艺术家从史籍中的想象,变成了人间真实的存在。

3.8米高的昙曜,高鼻深目,清瘦矍铄,右手半举持佛珠,左臂下垂,目光深远地望着熙熙攘攘来往的游人,像是聆听后世对他的评说,又像是回味菩提树下佛陀隐隐的诵经声。昙曜活了,形神俱在,活在一千五百多年后的当下。想象着一千五百多年前武周山下的忙碌人潮,想象着昙曜奔走在工匠们中间,主持石窟雕凿,我心怀一份激动,更有一份敬畏,却无法倾吐内心的感慨。

吴为山先生是雕塑大家,他用极简的手法铸成昙曜像,有中国艺术"求神似"的深邃内涵在里面,更赋予了昙曜一份云冈主人般的庄严。面对这件作品,我想,昙曜也许就是这样吧。公元五世纪中后期开凿云冈石窟的浩浩场景已不可再现,但吴为山先生的这尊铸像,把我们带回了浩渺的时间之海。借助这尊青铜铸像,我们把昙曜又"请回"了云冈,安放于灵岩寺"山堂水殿"前,让他在跨越了一千五百多年的风尘后,再次守望着云冈,与石窟艺术同在,与袅袅佛音相伴。

我常常无端假想,倘若"太武灭佛"的腥风血雨中,昙曜去往他乡后归隐或更名,不再想着重返平城,不再想着光大佛法,那么,云冈石窟的开凿,也许就成了别人的荣耀,而"昙曜"这个法号,连同他这个人,也将永远沉寂于历史的长河。万事皆守着一个"缘"字,昙曜注定会在大同这片土地成就伟业。

冬日的云冈石窟,雪花飘洒,游人寥寥。阳光从古树的枝干间洒下,似落在大地上的颗颗佛珠。瑞雪落在青铜铸造的昙曜的身上,他就像刚从正在开凿的洞窟中走来,还未抖落一身的尘埃,但目光悠远,是在凝眸着北凉故地?还是在遥望他曾短暂栖身的中山小国?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昙曜是这个样子,一千五百年后的他亦如此,不变的是光阴的不可逆转,是佛祖脚下来了又走了的一拨拨众生。

佛教东传以来,从鸠摩罗什、法显、佛图澄,到道安、慧远、玄藏,一批批佛法高深的圣人,无不为这恢弘的教义倾注过毕生心血,而主持开凿云冈石窟的昙曜同样功不可没。回到文章的开头,按照大同地方志专家姚斌先生考证,昙曜约生于公元410年左右,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圆寂。我无法确信这个考证的真实度,但若真如此,那昙曜是幸运的,因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前,云冈大规模皇家造像基本完成,昙曜见证了云冈的辉煌出世,并永远长眠在了大同这片塞北厚土。

一千五百多年的沧海桑田、朝代更替,云冈依旧,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昙曜,是云冈精神和云冈艺术的另一种表达。

昙曜在,云冈在,历史便在,无论后世给他多么高的评价,他都配得上!

编辑 : 付 洁

责编 : 张 华

编审 : 王雁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