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妮:没有文字,没有乐谱,非遗的向天而歌

亚妮

国家一级导演、浙江卫视制片、主持人

贫瘠的太行山里常年游走着十一个盲人,他们边走边唱,自在地活,坦荡地死。亚妮记录“没眼人”的十年,找回她和我们久已淡忘的生命本真。

这个人叫王安江,是苗族的后代,他要完成苗族的英雄史诗。

苗族的历史完全来自于苗族老艺人代代相传的说唱。他学会说唱,再变作文字,一走三十七年,捧出了八本苗族英雄史诗,上面有文字、有图画、有拼音,我根本看不懂,就是天书。

他说我给你唱。他唱了两天两夜,我根本没有听懂。我就给中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田青打电话。田青老师说这就是一个密码,因为像这样的史诗一定是跟说唱的艺人绑在一起。如果没有传唱者,没有传承者,这个东西等于就是废纸。

王安江去世时,他的儿子就在他的葬礼上把这八本苗族史诗付之一炬,这件事情留在我心里的阴影非常大。

2002年,我发现了这群人,山里人叫他们“没眼人”

“没眼人”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山里人对盲人的俗称;还有一种,他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曾经是八路军的一支谍战部队,因为当时日本人包围得非常厉害,我们的情报、物资、军火没办法流通,因为他们是流浪卖唱为生的,就以他们这种说唱作掩护来做谍战工作,它的部队的番号就叫“没眼人”。

我发现他们之后就做了第一个片子叫《向天而歌》,就是因为他们坐在那个村里的古戏台上,对着天空阳光灿烂地歌唱。

然而,这一批人永远生活在黑暗当中,他们的身体和他们所具有的那种黑暗当中生活的这种特质,跟他们的歌唱和他们的生活形态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吸引了我。

《向天而歌》在浙江卫视播出之后,我得了我们中国广电部的星光奖。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几个老艺人说唱的那种精彩,那种让我心动的东西,以及他们生活当中,将近七十多年生生死死恩恩怨怨的生死爱恨故事吸引了我,以及他们传承的中国最原始的西部民歌—辽州小调的这样一个状态吸引了我。

当时我在中国很红,我做着《亚妮专访》,中国第一个用个人名字命名的一个专栏,做得天翻地覆。但是因为“没眼人”的传承完全个体,没有文字,没有乐谱,完全由一个盲人传给另一个盲人。这一个盲人可能会三首歌,那个盲人可能会四首歌,那个人会《西厢记》,那个人可能会《红楼梦》,死一个盲人,就要埋一批歌唱,也就是说你的非遗的活史料随着一个盲人的去世就被埋入土地。

这个东西我是做还是不做?王安江,这种心境又回来。我觉得如果不做,这个就是第二个王安江;如果做,我怎么做?我手头上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做,我那么红火,我那么有名,我要放掉所有的东西,因为这是一群流浪卖唱的人,我得跟着他们流浪,我得跟着他们卖唱。

这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个主唱,叫七天。他的哥哥叫亮天。我首先走进这个队伍的时候,是这个人给我讲了一个他们家的故事,也就是这个故事可能坚定了我的那种纠结和挣扎。

其实人要放弃名利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因为人是有惯性的,人是有土壤的,人是有奢求的,人是有欲望的,人是有期许的。作为我,当时一个主持人来讲,这些围绕我的东西太光亮了。当你在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记录的东西,你调查的东西将会给予一个什么样的报答或者回报,你是首先要做出牺牲和奉献你才能去完成这个所谓的担当和责任。

兄弟俩有两个爸爸。一个是亮天的爸爸,亮天的爸爸是烧窑的一个窑工,常年在外,不太回家。他的妈妈是个盲人,我刚才说的一批流浪的盲艺人,每年大雪封山的时候,他们要到一个家里去避冬,于是每年就在亮天他们家里避冬。

盲艺人的队长跟他妈妈之间就有了情爱,就发生了感情,于是就有了生下来这个弟弟,叫七天。因为七天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有一点点光感的,他能看见模模糊糊的东西,于是他爸在烧窑的时候,有一个来拉瓮的,瓮就是他爸爸烧的腌咸菜的那种缸,来拉瓮的那个司机就告诉他爸爸,说你给我2600元钱,我把你的儿子带到太原城里,我一准能把他的眼睛治好。

这个爸爸明明知道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依然烧了五口窑要赚2600元钱。但是在出窑的时候窑塌了,直接把他爸爸埋在了窑里,爸爸就去世了,没有挣到2600元钱,只有800元钱。

当天夜里,七天的哥哥亮天把钱偷了。亮天曾经跟我说:“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要逃开这个家,我要逃离太行山,永远不再回来。我要到一个有眼人的世界,我不愿意在没眼人的世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亮天偷了800元钱,他要逃出山去。这件事情被七天的爸爸知道了。盲人呐,你根本骗不了他,他看不见但他什么都知道。

七天的爸爸就是那个盲人的队长,他知道亮天偷了800元钱,没有说。当天晚上,把所有的盲艺人叫到他们家里,坐在一张炕上,每个人把多少年流浪卖唱的钱全部拿出来。盲艺人在山里面流浪卖唱是没有钱的,管饭不管钱。我印象当中,我2001—2002年见到这个队伍的时候,他们一个人最高的一年收入是76元钱。所有人把钱拿出来,晚上给那个哥哥缝在内衣口袋里,然后告诉这个哥哥:你出山去,你去读书!

所有的盲人一句话都没有提他偷走的800元钱,而是凑了2000元钱,把他送到了山外,满足了他的心愿。

亮天后来才知道,他偷走的不仅仅是800元钱,他偷走了他弟弟一生的光明。兄弟呀之间的那种梁子就纠结在一起。

我听完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两个男人的善良还不仅仅在此。七天在八岁的时候,盲人给他算了个命,说这个孩子的眼睛如果要保住的话,就一定要冲个喜,定个亲。于是他妈妈就抱了一个女孩子给他定亲。

这个女孩子八岁的时候和他定的亲,但当他哥哥出山以后,那个女孩子爱上了他的哥哥,后来也跟他的哥哥走了,再后来这个姑娘在城里赚了一点钱,又回到了村里嫁给了他。后面又发生了很多这一家生死恩爱的事情,但是全部在那种非常淳朴的善良当中,那种我们现代文明人无法想象的那种亲情的本分当中互相给予,根本没有数字的计算,根本没有索求。

他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拍纪录片,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故事片,因为纪录片完成不了以往这么多的还原。所以我才决定我放弃我所有的东西,我要浸入大山跟他们流浪卖唱,写出这个剧本,来完成这个没眼人的故事。

其实我刚进入当中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走十年或者是十三年,没有这个概念。如果当时有这个概念,我估计走不下去。

我记得在《没眼人》出版的时候,崔永元来给我做首发式。他在舞台上就说过这样的话:十年,对一个女人来讲,对一个女主持人来讲,太长了!太长了!

所以要牺牲十年不可能,但是你在进入的过程当中,你在人文记录和田野调查的过程当中,你碰到那么多的事和人,它影响到你,甚至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

第二个人叫光明,他是进一步改变我的一个人。他是整个盲艺人流浪队伍当中最后一个加入进来的。在他33岁之前,他是有眼睛的,是正常的,但是有一次喝假酒把眼睛给喝瞎了。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就嫁了人。他生活完全无望,他对生命完全失去信心,他回了自己的老家山西的太行山。就在他回家的没有几天,一批盲艺人到他们的村庄去为他们的村会计刚满月的儿子唱曲儿。他在边上哭,盲艺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眼睛瞎了,盲艺人就把他带上,从此以后他跟上了没眼人。

十年之后,我们在记录这个故事十年之后,被妈妈带走的女儿16岁了,她知道有一个爸爸,她就回山来找她的爸爸。

当她在山里第一次听到她爸爸在那里歌唱的时候,她潸然泪下,毅然回到学校。她那个时候已经在城市里了,但是她辍学回来跟她爸爸说:我是你女儿,我要养活你。你不要再去要饭,你也不要再去走山,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养活你。然后她爸爸说:你知不知道我跟着没眼人风里雨里,我在那里一步一脚的卖唱,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你读上大学,不要成为我这样的人。你要是不读大学我就打死你!女儿说你要是再去要饭我就不认你!父女就这么对峙着。

今年过年我回去采访他的女儿,女儿跟我讲,她到现在都没有找过对象,我说为什么?她说是因为所有的人都看不起她的爸爸。她说今生今世我爸爸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爸爸虽然因为我没有读上大学要打死我,但是我能让我爸爸活好,我心甘情愿。

那天大雪纷飞,她卷了一张铺盖,雇了一辆毛驴车往山里面走,站在山顶上喊,因为盲人一进山你就找不见了,她不知道他们在哪个村庄流浪。她就在山顶上喊:“爸!你在哪?爸!你在哪儿啊?”她就想把这一卷被子送到她的爸爸手里。

就是这样的一对父女,那种亲情,那种本分交织在一起的那种情感,它让我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文明社会里,我们有太多的人在挣扎,我们有太多的人在搏斗,我们太多的人为了钱要争取每一分钟。为了钱,我们可以不认父亲、不认母亲、不认兄弟、不认姐妹。但是七天的两个爸爸和光明这对父女,他们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想把这样的故事带出山来,让我们现在走得太快把灵魂丢在后面的人,把你的灵魂找回来,把你的本真找回来,把你的朴素找回来,把你的本分找回来!我觉得我是不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呢?

我当时就这么想,所以无论是我跟他们流浪卖唱时候睡在一张炕上,还是我跟他们在山里流浪,还是我跟他们一起去要饭,我都心甘情愿。

我今年年初去了埃及,那儿在举行一个首届女性国际电影节。我是被评选为中国唯一的一个评委,担任长篇故事片竞赛单元的评委。

全世界的新闻记者云集在那里,他们问我一个共同的问题:你做这些有什么意义?你为什么要做它?价值在哪里?我说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田野调查者或者纪录片工作者,我再热爱我们祖国的文化,再热爱我们的非遗文化,我一己之力,杯水车薪,沧海一粟,我根本救不了我们的文化!那我能做什么?我能做的就是我自己的本原的本质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