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妮
国家一级导演、浙江卫视制片、主持人
贫瘠的太行山里常年游走着十一个盲人，他们边走边唱，自在地活，坦荡地死。亚妮记录“没眼人”的十年，找回她和我们久已淡忘的生命本真。
这个人叫王安江，是苗族的后代，他要完成苗族的英雄史诗。
苗族的历史完全来自于苗族老艺人代代相传的说唱。他学会说唱，再变作文字，一走三十七年，捧出了八本苗族英雄史诗，上面有文字、有图画、有拼音，我根本看不懂，就是天书。
他说我给你唱。他唱了两天两夜，我根本没有听懂。我就给中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田青打电话。田青老师说这就是一个密码，因为像这样的史诗一定是跟说唱的艺人绑在一起。如果没有传唱者，没有传承者，这个东西等于就是废纸。
王安江去世时，他的儿子就在他的葬礼上把这八本苗族史诗付之一炬，这件事情留在我心里的阴影非常大。
2002年，我发现了这群人，山里人叫他们“没眼人”
“没眼人”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山里人对盲人的俗称；还有一种，他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曾经是八路军的一支谍战部队，因为当时日本人包围得非常厉害，我们的情报、物资、军火没办法流通，因为他们是流浪卖唱为生的，就以他们这种说唱作掩护来做谍战工作，它的部队的番号就叫“没眼人”。
我发现他们之后就做了第一个片子叫《向天而歌》，就是因为他们坐在那个村里的古戏台上，对着天空阳光灿烂地歌唱。
然而，这一批人永远生活在黑暗当中，他们的身体和他们所具有的那种黑暗当中生活的这种特质，跟他们的歌唱和他们的生活形态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吸引了我。
《向天而歌》在浙江卫视播出之后，我得了我们中国广电部的星光奖。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几个老艺人说唱的那种精彩，那种让我心动的东西，以及他们生活当中，将近七十多年生生死死恩恩怨怨的生死爱恨故事吸引了我，以及他们传承的中国最原始的西部民歌—辽州小调的这样一个状态吸引了我。
当时我在中国很红，我做着《亚妮专访》，中国第一个用个人名字命名的一个专栏，做得天翻地覆。但是因为“没眼人”的传承完全个体，没有文字，没有乐谱，完全由一个盲人传给另一个盲人。这一个盲人可能会三首歌，那个盲人可能会四首歌，那个人会《西厢记》，那个人可能会《红楼梦》，死一个盲人，就要埋一批歌唱，也就是说你的非遗的活史料随着一个盲人的去世就被埋入土地。
这个东西我是做还是不做？王安江，这种心境又回来。我觉得如果不做，这个就是第二个王安江；如果做，我怎么做？我手头上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做，我那么红火，我那么有名，我要放掉所有的东西，因为这是一群流浪卖唱的人，我得跟着他们流浪，我得跟着他们卖唱。
这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个主唱，叫七天。他的哥哥叫亮天。我首先走进这个队伍的时候，是这个人给我讲了一个他们家的故事，也就是这个故事可能坚定了我的那种纠结和挣扎。
其实人要放弃名利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因为人是有惯性的，人是有土壤的，人是有奢求的，人是有欲望的，人是有期许的。作为我，当时一个主持人来讲，这些围绕我的东西太光亮了。当你在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记录的东西，你调查的东西将会给予一个什么样的报答或者回报，你是首先要做出牺牲和奉献你才能去完成这个所谓的担当和责任。
兄弟俩有两个爸爸。一个是亮天的爸爸，亮天的爸爸是烧窑的一个窑工，常年在外，不太回家。他的妈妈是个盲人，我刚才说的一批流浪的盲艺人，每年大雪封山的时候，他们要到一个家里去避冬，于是每年就在亮天他们家里避冬。
盲艺人的队长跟他妈妈之间就有了情爱，就发生了感情，于是就有了生下来这个弟弟，叫七天。因为七天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有一点点光感的，他能看见模模糊糊的东西，于是他爸在烧窑的时候，有一个来拉瓮的，瓮就是他爸爸烧的腌咸菜的那种缸，来拉瓮的那个司机就告诉他爸爸，说你给我2600元钱，我把你的儿子带到太原城里，我一准能把他的眼睛治好。
这个爸爸明明知道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依然烧了五口窑要赚2600元钱。但是在出窑的时候窑塌了，直接把他爸爸埋在了窑里，爸爸就去世了，没有挣到2600元钱，只有800元钱。
当天夜里，七天的哥哥亮天把钱偷了。亮天曾经跟我说：“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要逃开这个家，我要逃离太行山，永远不再回来。我要到一个有眼人的世界，我不愿意在没眼人的世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亮天偷了800元钱，他要逃出山去。这件事情被七天的爸爸知道了。盲人呐，你根本骗不了他，他看不见但他什么都知道。
七天的爸爸就是那个盲人的队长，他知道亮天偷了800元钱，没有说。当天晚上，把所有的盲艺人叫到他们家里，坐在一张炕上，每个人把多少年流浪卖唱的钱全部拿出来。盲艺人在山里面流浪卖唱是没有钱的，管饭不管钱。我印象当中，我2001—2002年见到这个队伍的时候，他们一个人最高的一年收入是76元钱。所有人把钱拿出来，晚上给那个哥哥缝在内衣口袋里，然后告诉这个哥哥：你出山去，你去读书！
所有的盲人一句话都没有提他偷走的800元钱，而是凑了2000元钱，把他送到了山外，满足了他的心愿。
亮天后来才知道，他偷走的不仅仅是800元钱，他偷走了他弟弟一生的光明。兄弟呀之间的那种梁子就纠结在一起。
我听完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两个男人的善良还不仅仅在此。七天在八岁的时候，盲人给他算了个命，说这个孩子的眼睛如果要保住的话，就一定要冲个喜，定个亲。于是他妈妈就抱了一个女孩子给他定亲。
这个女孩子八岁的时候和他定的亲，但当他哥哥出山以后，那个女孩子爱上了他的哥哥，后来也跟他的哥哥走了，再后来这个姑娘在城里赚了一点钱，又回到了村里嫁给了他。后面又发生了很多这一家生死恩爱的事情，但是全部在那种非常淳朴的善良当中，那种我们现代文明人无法想象的那种亲情的本分当中互相给予，根本没有数字的计算，根本没有索求。
他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拍纪录片，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故事片，因为纪录片完成不了以往这么多的还原。所以我才决定我放弃我所有的东西，我要浸入大山跟他们流浪卖唱，写出这个剧本，来完成这个没眼人的故事。
其实我刚进入当中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走十年或者是十三年，没有这个概念。如果当时有这个概念，我估计走不下去。
我记得在《没眼人》出版的时候，崔永元来给我做首发式。他在舞台上就说过这样的话：十年，对一个女人来讲，对一个女主持人来讲，太长了！太长了！
所以要牺牲十年不可能，但是你在进入的过程当中，你在人文记录和田野调查的过程当中，你碰到那么多的事和人，它影响到你，甚至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
第二个人叫光明，他是进一步改变我的一个人。他是整个盲艺人流浪队伍当中最后一个加入进来的。在他33岁之前，他是有眼睛的，是正常的，但是有一次喝假酒把眼睛给喝瞎了。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就嫁了人。他生活完全无望，他对生命完全失去信心，他回了自己的老家山西的太行山。就在他回家的没有几天，一批盲艺人到他们的村庄去为他们的村会计刚满月的儿子唱曲儿。他在边上哭，盲艺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眼睛瞎了，盲艺人就把他带上，从此以后他跟上了没眼人。
十年之后，我们在记录这个故事十年之后，被妈妈带走的女儿16岁了，她知道有一个爸爸，她就回山来找她的爸爸。
当她在山里第一次听到她爸爸在那里歌唱的时候，她潸然泪下，毅然回到学校。她那个时候已经在城市里了，但是她辍学回来跟她爸爸说：我是你女儿，我要养活你。你不要再去要饭，你也不要再去走山，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养活你。然后她爸爸说：你知不知道我跟着没眼人风里雨里，我在那里一步一脚的卖唱，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你读上大学，不要成为我这样的人。你要是不读大学我就打死你！女儿说你要是再去要饭我就不认你！父女就这么对峙着。
今年过年我回去采访他的女儿，女儿跟我讲，她到现在都没有找过对象，我说为什么？她说是因为所有的人都看不起她的爸爸。她说今生今世我爸爸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爸爸虽然因为我没有读上大学要打死我，但是我能让我爸爸活好，我心甘情愿。
那天大雪纷飞，她卷了一张铺盖，雇了一辆毛驴车往山里面走，站在山顶上喊，因为盲人一进山你就找不见了，她不知道他们在哪个村庄流浪。她就在山顶上喊：“爸！你在哪？爸！你在哪儿啊？”她就想把这一卷被子送到她的爸爸手里。
就是这样的一对父女，那种亲情，那种本分交织在一起的那种情感，它让我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文明社会里，我们有太多的人在挣扎，我们有太多的人在搏斗，我们太多的人为了钱要争取每一分钟。为了钱，我们可以不认父亲、不认母亲、不认兄弟、不认姐妹。但是七天的两个爸爸和光明这对父女，他们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想把这样的故事带出山来，让我们现在走得太快把灵魂丢在后面的人，把你的灵魂找回来，把你的本真找回来，把你的朴素找回来，把你的本分找回来！我觉得我是不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呢？
我当时就这么想，所以无论是我跟他们流浪卖唱时候睡在一张炕上，还是我跟他们在山里流浪，还是我跟他们一起去要饭，我都心甘情愿。
我今年年初去了埃及，那儿在举行一个首届女性国际电影节。我是被评选为中国唯一的一个评委，担任长篇故事片竞赛单元的评委。
全世界的新闻记者云集在那里，他们问我一个共同的问题：你做这些有什么意义？你为什么要做它？价值在哪里？我说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田野调查者或者纪录片工作者，我再热爱我们祖国的文化，再热爱我们的非遗文化，我一己之力，杯水车薪，沧海一粟，我根本救不了我们的文化！那我能做什么？我能做的就是我自己的本原的本质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