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大战之间的二、三十年，全球局势急剧变化，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面对危机，西方各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德国人选举出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美国人则选择了罗斯福的新经济政策。
对于苏联来说，这场经济危机是个极好的机会，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从西方引进大批机器设备和先进技术，大大加快了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如果没有如此大规模、又快速的工业化，恐怕苏联在不久以后，根本无法阻挡法西斯的坦克军团，整个二战的历史进程将会被改写。
要想实现工业化，首先要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因此从1930年开始，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将个别经营的小农场合并起来，建设成为集体化农庄，此举被认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粮食产量。
农业集体化生产模式即使放到今天，仍然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就在于，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地区或时间段内推进，很有可能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集体农庄政策在乌克兰，非但没有取得良好效果，反而引发了一场灾难。
乌克兰是个非常适合农业发展的地区，水源丰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一直被视为“东欧粮仓”。但当时乌克兰的很多农户，更希望延续过去的私人经营模式，普遍不支持集体化政策。
于是，苏联高层开始强制推行这一政策，凡是不愿意支持集体农庄政策的农民会被视为企图扼杀苏联政权。
从1932年开始，乌克兰地区大批的农户被划分成“富农”，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农业积蓄都被收归国有。
征粮队踏进农户的家中，把存储的粮食、蔬菜、农用工具全部收走，更有一些农户被划分为“富农”，流放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被迫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剩下的农民也因为害怕被划分为富农，而不愿意积极地从事生产。
劳动力的流失，生产积极性的缺乏，农产品和生产工具被没收，种种情况叠加，使1932年的乌克兰粮食产量下滑非常严重，农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因为征收的粮食远少于预期，1932年8月，苏联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任何粮食和生产资料都不会直接归属于个人。
这或许不算最糟糕，毕竟农民还可以依靠集体农庄去种粮食完成自给自足。但是，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从1933年起，为了强迫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多上交些粮食，苏联更改了粮食统计的单位，故意夸大农田的产量，这样按照比例征粮的话，就能够要求农庄交得更多些。
凡是用来描述中国古代饥荒的语言，用到乌克兰的身上，是完全合适的。饿殍千里，易子而食，绝不是夸张，而是真实存在的。许多从那段时期挺过来的乌克兰人，都对那种深深的饥饿感，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一开始，因为饥荒而饿死的人还能被收葬。到了后期，活着的人已经无力去掩埋尸体。为了不让街头堆满尸体，政府组建了收尸队，每掩埋一具尸体，可以获得200克面包的报酬。为了活下去，有些人甚至将饿得动不了的人，当作尸体活埋，以换取一点可怜的面包充饥。
饥荒如此普遍、如此严重，苏联却不允许乌克兰人向外界透露半点消息。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乌克兰的饥荒都是敏感话题。一直到苏联解体后，随着大量档案的重见天日，对于那场让乌克兰人刻骨铭心的灾难，外界才有了更深的了解。
饥荒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到现在依然没有定论，据各方的统计显示，大约在250万到480万人之间，这是一场毫无疑问的人祸。立意再好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以人民为本，时刻调整执行过程中的错误，都有可能使政策走向初衷的对立面。
2002年初，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签字将每年的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乌克兰人都会怀着沉痛的心情，去悼念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承受过苦难的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