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邯郸商业之首——实业家王铭鼎

古城的东门,开在城东街上,而进了东门,西行不远,就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向北,即是通往县衙的大路东大街;向西则可走到行宫街,去往城内中街;向南,走到顶头西拐即为原来的城隍庙。道路两侧,就是近代名声赫赫的王铭鼎旧居。简单地说,就是进了东门,不远就是王铭鼎故居。换个说法,从原邯郸县衙前,向南直行,就到了王家大院。

王铭鼎故居想象复原图

近代的邯郸,提起王铭鼎,虽然也有点名气,但知道的人也不太多。但若论起近代实业发展,却不能不提到王铭鼎。王铭鼎宅,属第一批历史建筑,为邯郸市人民政府2011年3月30日公布。

在宅院的门前,镶嵌着一块石牌,写有“邯郸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字样,上面的介绍文字为:“王铭鼎(1862年——1928年),字文山,曾任劝业所所长,是邯郸近代热爱公益事业的一位实业家。该建筑修筑于1918年,分东西两院,东院解放后为邯郸行署招待所。”。

邯郸市第一批历史建筑

东院的建筑,院内的主房为东屋,二层,雕梁画栋。左右为南北房,均为一层,青砖一筑到底,门口为五间带廊建筑。门楣上写着“邯郸专署招待所”至今保存完好,是五六十年代历史的见证。也有资料考证东院为1922年建。

王铭鼎西院,与东院隔着大街相对。西院为王家大院的一部分,建造时间早于东院,为1905年建。“历史建筑”牌铭之所以判定建筑为1918年,是因为这一年(民国六年)是邯郸历史上重要的大水灾年。

王铭鼎故居东院

邯郸城因此大面积被淹,大量的民居因此而坍塌,整个城市几乎重建。其实这只是一般性的推断,民六大水,确实影响深远,但也并非所有的建筑都会因此而倒闭。

自清末邯郸县知县钟灵发现王铭鼎的经商之才,进而把多个事务委托给这个自年轻时即不断开拓经商事业的成功商人,为王铭鼎的不断尝试近代工商业的种种新生事物提供了机遇。王家曾因代销“杨成源”食盐和管理修补城墙及城河树木而发财,在东门里开了“崇德堂”堂号,号称东门店。

民国时期邯郸县城门

进入民国,王铭鼎更是众望所归,担任了劝业所所长。王家当时财源茂盛,在邯郸经营的有贞元增酒厂(俗称烧锅)、义元亨煤油庄、贞元亨行庄:在武安城里经营有余远亨绸缎庄(兼营煤油、面粉等)。1922年王铭鼎又投资3万元给面粉机器加工业,委派大儿子王绍轩担任邯郸怡丰面粉公司的股东兼董事。

王铭鼎故居西院正房屋檐

除了建工厂,王铭鼎还大量买了土地,这些地有一大部分在插箭岭塔湾一带。民间传说:住行宫的房子,种塔湾的地。塔湾,在今砖窑路(树脂厂路)一带,东面为灵山,南面是插箭岭,西为鸡毛山,号称聚宝盆地,土地肥沃,适合种植小麦,也是蔚庄、北关、城内勇锋等村的主要耕地(三家的地)。现在有勇锋村塔湾街。勇锋是后来因城里拆迁扩张而迁出到此的。

王铭鼎小时候,家里很困难,加上门祚益薄,但他对大母、母亲和嫂子都很孝顺,也能克承君志,恢廓前绪。他后来身为乡里众望所归的人物,儿子们又都有出息,王家逐渐强大起来为邯郸商业之首。

王铭鼎故居东院正方二层楼

王铭鼎从事近代工业,其中重要的,是创办了织布厂。邯郸地处产棉区,土布生产有较长的历史,到了1922年,春场村就有不少的织布作坊,生产的白布主要是供给新成立的怡丰面粉公司做面粉袋。

这时王铭鼎父子就利用天时地利,聘用王用民在春场村发动本村有布机的村民,联合了20多户的织布机点,把皮棉分给各个织布点,然后收布。按棉纱耗量、布织的好坏、出布率多少来付给工资。

1925年,王家父子将春场村的木机改造成拉梭机,并正式成立广济织染厂,地点设在仓道(现南门里街),有资金1000元,雇用工人用洋线织布。过去邯郸多是民家妇女使用老式旧机织布,系用旧法自制之线织成,俗名土布,亦曰家机布,土布做普通穿用,并无销路。

民国时期的纺织厂

王铭鼎推行新法织布,产品一度很畅销。但由于当时工人技术不熟练,染料又不好,成本高,尤其是当时洋货、洋布充斥市场,高阳一带的纺织品又大量出现在邯郸市场。

广济织染厂生产的布,质量既不如洋布、高阳布,价格又高于高阳布,因此在竞争中失败,很快停了产。这之后,王铭鼎已年老,没有精力再管理企业,所有的都交给大儿子王绍轩管理。

1926年,王铭鼎的儿子王绍轩派王用民到高阳学习织布技术,返回后又开业。机器是新式人力木机及铁机,129余张里铁机占三分之一,皆王铭鼎创办工厂时所遗留下来的机式,由本地的木工仿造。由于此项布匹仅供面袋或丧葬孝布之用,销路甚狭,与市面上的高阳、潍县等布还是无法抗衡。

织布厂的命运以后还充满跌宕起伏。20世纪30年代前期,企业走出困境,发展很快,并扩大到生产花布。王绍轩除了织布生产,还继续进行商业活动。王绍轩特别善于抓住机会,他倒买倒卖小麦、棉花等物资,例如仅1937年民生厂就获利近10万元。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厂子先是因人员逃散而停产,继而被日军压制,最后被迫关闭。

王铭鼎,字文山。铭鼎自幼失去父亲,眼看家里因困难不能安葬父亲,只得卖了地来操办后事。这对王铭鼎的刺激很大,暗暗下决心从事商业。之后,他在家里开了个店,人称东门店,躬苦作劳,经常冒着风寒到附近各县里去,寻找货源或推销货物,为此常常忍饥禁冻,有时候饿着肚子来回也是有的。但王铭鼎为人仗义,别人有了难处,他总是倾身相助。

县里但凡有大型工程的时候,十次有九次他都参与,有时候由于身兼管事,反而把自己的钱都贴补进去不少。因此左右地方都知道邯郸城里东门里有个热心豪爽的王铭鼎。一切事情,大家都看着他,即使有困难,也都说:“有王先生在,咱们有啥困难可担心的啊?”而王铭鼎也自然慷慨出任不辞,果然事情也常常很快就有了好的结果。

王铭鼎故居内部

王铭鼎眼光长远,常常喜欢做远期规划,比如在兴水利这件事上,他就曾经打算引沁河水傍城溉田千顷。后来因为水源不足而停止,他又提出开凿滏阳河东岸,也就是人们所称的沙东一带,引水下注,浇灌农田300余顷。

滏阳河上,罗城头闸自明代建起后,对邯郸县东南一带的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直到清末,邯郸的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即是使用河流水利灌溉。其基本方式是,通过在河道上修建闸口,然后使用宽厚的木板在闸口上下板,拦住河水,堵塞水流从闸口上游灌进开挖的干沟里,让河水沿着干沟顺序流进田里。

以罗城头北干沟为例,此沟离闸口最近,向北流出,主要浇灌邯郸城外东南数村,多余的水则沿着东城外的排水沟,经今向阳路附近,东流到柳林桥附近的滏阳河。除了这个沟能形成回流外,其他大部分干沟则没有回流,浇灌的地方也主要是东部低洼处的土地为主。

罗城头闸

民国十年新开的沙东水利河道,被称为新干沟,总长约22公里,宽六米。位于罗城头闸的上游、中干沟与南干沟之间,基本上沿着罗城头村南、向东流出,经从小北堡村南、中堡村北穿过,到李家口附近分为南北二支。

南干长二千二百五十丈(6.7公里),宽一丈(三米多)。支沟九道,为李家口、院上宋、赵上宋、陈上宋、东张策前、东张策后、堤南堡、南上宋、西留庄、西城子、东城子等十一村公用;北干长二千七百丈(近9公里),宽二丈(6米多),支沟十七道,为汉霸庄、高上宋、李上宋、西上宋、常张策、赵张策、宋张策、刘家庄、王安堡、东军师堡、西军师堡、东辛庄等12村公用。

沙东水利的作用,是为了利用阳河水将更远处的东部田地浇溉。李家庄、上宋及以东的村庄,大部分处在古河道经过的地方,田地大都沙化严重,所以也被称作沙东。能够利用滏阳河水浇灌,是这一带村庄人数代的梦想。

民国九年(1920年),全省旱灾奇重。第二年春,省府下令各具“扩充水利,以恤民生”。于是邯郸县由县长陆荫楣统一指挥,决定重点开发沙东水利。县里委派绅耆李献之先生牵头,联合乡绅李金兰、院好谦、院国华、常金华等,与劝业所长王铭鼎一起商量实施。

新沟由罗城头闸迤东开挖。该闸旧有南、中、北三沟,沙东新沟命名东沟。

东沟上下分为三段,自滏阳河东岸至李家口村西小桥,计长13华里为公沟;自李家口村西至堤南堡村北,计长12.5华里,为南沟。自李家口村西至刘家庄村东北系原有渠,计长15华里,为旧干沟。

按照规定,公干沟占地157亩多,一律优价购买。南干沟占地140亩多,丰价购买。其粮银在未经豁免以前仍由各地户照旧完纳。旧干沟粮银系地户负担。东沟两岸,除另买顺畛(边小路)地由沙东自行栽树外,其他地户也必须栽树,有保护堤埝的义务。当年新沟建成投入使用,并自1921年至1928年不断加大投入修渠改水,总计新开发水田30000余亩,涉及30个村。

当时的邯郸县地形图

这次兴修水利是邯郸县进入民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前后经历七年。从土地勘查,征用土地,到筹集资金,劳力调配,无不付出艰辛。民国十七年(1928年),沙东各村立了“德政碑”,表饮水思源之情,作永久纪念。

县里也特地在罗城头闸上立《沙东新开水利官绅功德碑记》,对开发沙东水利官绅的艰辛付出记录在碑。同时,把需要大家遵守的《沙东水利条规》刊石立于西张策村国民小学前。

而作为劝业所长的王铭鼎,同样也为此殚精竭虑,成为其晚年生涯的重要一笔。虽然在县志和墓志铭上,并没有更多的文字来叙述这位几乎从事了一生工商业的实业家对沙东水利的具体贡献,但从他善于规划、热心公益的秉性来看,他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王铭鼎故居东院大门

此外,对于距离河流较远的地方,他教给人们开凿水井的方法,因此而开辟了水井田亩数十百块,把昔日的盐碱地改为丰腴的良田,农民大大获利。各级政府提倡振兴实业的时候,王铭鼎被推举为劝业所长,于是他购机辟地,开织工厂、面粉公司,兴建了一系列的企业,贫苦百姓的子弟因此能够有所收入养活自己。他又提出设立农场、苗圃,用于种菜、造林,先后拓植桑田40余亩,种植杂树400株。这一切使本地人开始认识到工商业的好处,引导了就业方向。

民国六年大水突发,把城垣泡塌了二百余丈;民国九年这里又发生旱灾,饿莩载道。王铭鼎每次都是力谋振救,计口授食,实行以工代赈,通过修筑马路,让灾民得以生存。

地方官对此非常赞扬,给他送匾,号召大家学习他。邯郸城里的风景名胜地段,如武灵王丛台、蔺相如回车巷等,他都进行维护装修;此外,建立图书馆、开议会,建设明湖和宛在亭诸胜景,以及种植花草树木,他没有不积极参加的。

王铭鼎故居东院大门两侧圆窗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月十一日,王铭鼎因病去世,时年66岁。他的妻子郗氏,先后为他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三个儿子,长子王丕绪,字绍轩,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在家管理家务,是王铭鼎事业上的主要帮手;次子丕谟,字于九,毕业于法政大学,在三河县任知事;三子王丕基,又作王庵,毕业于交通大学,在津浦路天津段任段长。

王铭鼎去世后,他儿子通过姐夫李景濂的关系,请京城名人吴闿生撰墓表。王铭鼎曾请李景濂为爷爷王廷辅写过《县学生王廷辅墓碣铭》。现在王铭鼎的儿子又通过李景濂的介绍,聘请吴闿生撰写了父亲王铭鼎的墓表铭文。

王铭鼎故居

吴闿生是清末著名的桐城派人物吴汝纶的儿子,他与邯郸的李景濂俩人是同学关系,都在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的门下学习。

他为王铭鼎撰写的墓表,文辞洗练,立意深远,结合王铭鼎的从事工商业的经历,把邯郸古代赵国时期的繁华都市之象,与近代铁路通行城市地位再度崛起的地理因素联系起来,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邯郸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内在动力。

而李景濂对王铭鼎的评价,使用了三个词:里中杰士,赤手起家,造福闾井。洗练,精准,高度概括。

如今的邯郸老城东街,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那座城隍庙,早已不存片瓦,而五十年代曾入驻于此的邯郸专署,也早已因分合并转,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

何况这民国的依稀岁月,不也正伴着时代而黯然褪色吗?有多少人,能站在这里,隔着高大的现代大楼,隔着宽阔的人民路,想象北面那曾经热闹非凡的邯郸县衙,曾是邯郸官民的中心之地?而在文化回流的今天,王铭鼎的故居,还能迎来观望历史的崭新面貌吗?

编辑丨莫不觉

出品丨董晓声

文章来源丨丛台文旅

参考文献

《往事聚沧桑——串城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