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范下一个公交司机“带病上路”?

如果把整个社会比喻为一辆“公交”,那么社会中的人都担当着不同的角色,因而有理由及时化解车内车外的风险,让车子承载着幸福感,而不是戾气驶向前方。
离贵州安顺公交车坠湖事件调查结果公布已过去一天,舆论的喧嚣还未结束。
犯罪嫌疑人张某钢带着种种不满,裹挟一群无辜的人决然离世,这样的罪恶无以复加。虽是极端个案,却在人们心里种下重重问号:如何预防下一个公交司机“带病上路”?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这个概念,并认为人类在上个世纪已进入。身处风险社会,从政府部门到个人都需要共同努力来维护社会安宁。如果把整个社会比喻为一辆“公交”,那么社会中的人都担当着不同的角色,因而有理由及时化解车内车外的风险,让车子承载着幸福感,而不是戾气驶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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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底部”单元的心声
警方的通报,让案件的细节和脉络得以呈现:2016年,张某钢与妻子离婚后,租住其姐姐女儿的房子,户口也寄搭于其姐姐处。张某钢常感叹家庭不幸福,生活不如意。
根据通报,7月7日上午8时30分许,张某钢来到他所承租的公房处,看到该公房将被拆除。8时38分,张某钢拨打政务服务热线,对申请公租房未获得且所承租公房被拆除表示不满。拨打政务服务热线的行为表明,他希望通过申诉渠道表达他的不满意,希望被重视。
从通报看,张某钢对那座房子并不拥有产权,补偿款是多是少暂且不说,但值得深思的是,张某钢诉求的“重心”是申请公租房,到底“卡”在何处,这中间有无不合理之处,仍需解答。
在价值愈发多元、利益诉求更为清晰的时代,普通人为改善自身处境所做的努力值得受到重视。“底部”单元的心声得到了重视,意愿得到了关切,困难得到了解决,社会的基本架构就会愈加稳固
基层社会治理被视为社会治理的终端内容,聚焦民生福祉,有完成“最后一公里”之效。著名的枫桥经验中有一点:矛盾不上交。这就要求,要倾听那些容易沉没在无人知晓处的叹息甚至怨言,让求援者得到合理回应。
东莞打工大叔留言东莞图书馆的结局很暖人。这其间带有一种正向的激励:真心实意地关注一个草根人物的困境,关怀他们内心深处的波澜,一定会让他们有所感知,有所获得。
人们依然可以展开这样的思索:打热线投诉、申请某项事务而遇挫者并非个例,假如热线对于当事人的不满,给予了耐心的、温暖的解释……那么情况会不会好一点?让他们有充分的表达空间,继而在困境时看到不止一条救济之道,从而始终不失好好生活的信念,这应该是社会治理的应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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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不仅在车上亦在车下
溯源事件,公交系统亦有显见的疏漏。
7月7日上午8时50分,张某钢电话联系对班司机,提出要提前交接班,这个要求是比较唐突的。因为正常交接班为中午12时。该环节有着管理上的漏洞,却仅由两名司机协商即可完成,而不必经调度中枢同意,不奇怪吗?
驾驶人员不得酒驾这是公众共识了。可一名公交司机只要想喝酒,就有无限可能“掩人耳目”,这成为了一个看得见的管理硬伤。
在网友的跟帖中,笔者注意到一个观点:普遍实行的无人售票机制到了需要引起深思的时候。诚然,这种机制简约、流畅、节约成本,但也存在某种疏漏,那就是由于售票员这一岗位的实际取消,一旦司机出现异常情形,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和干预。
这些年来发生的类似事件表明,公交车上的危机,不仅来自特定人员的“瞬间爆发”,例如两年前重庆一辆公交车上,一名乘客与驾驶员发生争执互殴导致公交车坠江;也和司机的身心状况有关,例如突然心脏不适导致车辆失控。这个时候,如果能有其他工作人员预警、化解,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安全性。这些年来,给公交车配置安全员的建议不少,就是明证。
公共安全,在车上,亦在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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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安全体系的建立和高效运转,取决于每一个细节的完善。而前提是,城市应该有全面评估“细枝末微”处隐藏的风险的意识和准备。一个怀恨在心、又做好犯罪准备的人,是在方方面面留下了轨迹的,这样的轨迹,在如今信息共享条件越来越成熟的大数据时代,是不是应该被及时关注到,并给予全链条的风险应对呢?
近年来,涉及公共安全的案例发生多起,应该引起城市警觉,从而建立起多元内部结构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毫无疑问,这个体系的最关键之处,就是预警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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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心理疏导防止“带病上岗”
此事件从另一个维度看,是典型的“带病上岗”引发的悲剧。这里提到的“带病”,指的是心理。
在一些城市的公交系统内,强调公交司机的“隐忍”。例如,媒体曾报道某地的公交司机就被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有的城市还给公交司机发放“委屈奖”。这类一味强调公交司机一方道义的规定,固然可以消解一时的愤激,使得事件不至于不可控,但也容易衍生隐性的心理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因为要解决车内纠纷而强制要求公交司机背负委屈,自我消解那些疙瘩,而造成更深的心理危机,则可能考虑不周。公交司机应在职业规范范围内履职,避免和乘客冲突,这没有问题,但也应充分尊重并维护他们的合理权益。
回顾张某钢在作出极端举动之前的一系列言行,其实也应看成其寻求心理慰藉的过程。且不说热线本身带有心理劝导的义务,其同事、女友和其进行的联络,亦有心理疏导的价值。可惜的是,这些不难实现的互动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浪费了。最后,他只能自我寻找“解脱”的路径,并恰恰选择了最危险、最不人道的方式。
一个人怀有的恶意并非无源之水,它需要从源头化解。公交车内的环境,是一个特别的小社会,建立友好型车厢环境,要靠所有人员,但司机显然是最关键因素。
此次安顺公交车坠湖事件发生后,交通运输部也发文要求密切关注公交驾驶员身体、心理健康状况。这是必有之举。而如何关注,进而如何跟进慰藉,还有很多空间。据报道,广州近年就将公交车驾驶员心理疏导发展成为必修课,更多的城市也可以跟进,将这门课制度化、常态化。
而以此展开视野,社会亦需要建立更多的社会问题评估救助机制、健康心理评估机制——
毕竟,全面预防和化解风险,才能最大程度地防范下一个公交司机“带病上路”。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伍里川
编辑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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