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鄱阳湖星子站水位涨至22.53米，超历史最高水位0.01米(历史极值为1992年8月2日的22.52米)。“长江九江段水位持续超警，对鄱阳湖水位具有顶托作用，加上五大支流洪水逐渐抵达鄱阳湖，未来几天鄱阳湖水位将继续上涨。”
6月中旬，南方雨带北抬后，长江流域强降雨轮番上阵。不到一个月武汉下了常年“半年的雨”，未来几天，长江中下游水位将维持上涨趋势，长江汉口站（武汉关）水位14日将涨至29米左右，达到历史第三高位。
重庆綦江五岔站6月底最高水位曾达205.56米，为建站以来最高，触发重庆首个洪水红警。12日，南京站水位10.01米，超警戒1.31米，最高潮位10.03米，列历史第三，仅次于1954年10.22米，1998年10.14米。
洪灾之外还有涝灾。夏季内涝频发成保留节目，一线新一线城区年年“看海”连年淹。2016年夏汛，武汉、重庆、南京内涝严重。四年后，更大量级的暴雨，上述城内却只有偶发渍水。临江依水如何做到不再“看海”，武汉重庆南京提供了三个样本。
武汉
防洪遭上下夹击 排涝大力出奇迹
与水共生、与水相争，千百年来，长江洪水给武汉的压力始终存在。1954、1998，至今是令不少武汉人感到胆寒的年份。长江武汉关水文资料显示，排在前五位高水位分别为：1954年29.73米、1998年29.43米、1999年28.89米、1996年28.66米、2016年28.37米。
武汉市水务科学研究院院长王怀清向媒体表示，武汉的防洪压力源于自身地势较低这一“先天不足”。除少数山丘和湖塘外，武汉市区一般地面高程为21米至27米，平均地面高程为24米，自有记录以来，长江武汉关多年平均最高水位为 25.56 米，高出地面1.56米。可以说，武汉人顶着长江在过活。
长江武汉段防洪压力来源（图片来源见水印）
对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武汉来说，长江武汉段的防洪压力主要来自于“上泄下顶两边灌”。亦即上游的下泄流量，下游鄱阳湖的顶托，汉江和洞庭湖的来水。其中，上游来水是主体。“一旦四方同时施压，就有可能导致大洪水。”王怀清说。1954年、1998年的大洪水就是如此。
武汉境内808公里堤防，在2008年以后进行了全面加固。尤其是长江干堤，均按照1954年最高洪水位超高1.5-2米进行建设。2016年，长江委防汛抗旱办公室副主任陈桂亚表示，以武汉现有的长江、汉江大堤和防汛基础设施来看，有能力抵御1998年规模的大洪水。“武汉要密切关注雨情，全力应对可能发生的城市内涝。”
一语成谶。
2016年7月，连续几天日降雨量近600毫米（约等于北京年降水量），武汉百处被淹，多处道路、涵洞、地铁站点出现严重渍水，交通近乎瘫痪。当年7月6日，是武汉市自1998年以来暴雨造成的城市内涝最严重的一天。
东湖路、黄鹂路地下通道及街道口小学
四年过去了，2020年7月6日，武汉单日降雨量再次刷新历史记录。网上传出不少旧图，类似“武汉全部淹水”、“暴雨攻陷武汉”的消息又冒了出来。其实不然，据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7月6日上午，全市机动车完全无法通行的渍水路段有9个。而在四年前的同一时段，这样严重的渍水路段多达113个，是今年的12倍多。
这得益于2016年以后，武汉加大了排水设施建设力度，先后建成了江南泵站、后湖泵站四期、四新泵站等一大批末端防涝泵站，截至目前，总抽排能力达到1960余立方米/秒，在2016年基础上翻了一翻。
比如逢暴雨必淹水的南湖，2016年以前没有泵站。积水流到南湖，再流到汤逊湖，最后靠汤逊湖泵站排进长江，蜿蜒20公里，效率极低。现在有了江南泵站，南湖积水经过4公里就能排进长江，水路缩短七八成。
当然，泵站排水也要考虑到外洪因素。武汉长江水位升高至18米时，所有入江水闸都会关闭，泵站启动抽水入江。而“外洪”越大，江面水位越高，泵站抽排效率就越低，市内雨水就越难排出去，容易形成“内涝”。所以，今年武汉还不能过早松弦。
除了建泵站，还有其他辅助手段。比如雨季来临前，提前抽排湖水，降低水位预备蓄水。武汉中心城区40个湖泊，23个具有调蓄功能。今年入梅后首场强降雨之前，南湖、汤逊湖、青菱湖等均已提前抽水。未雨绸缪还体现在，还没下雨就开始疏通下水道。易渍水点，在立交涵洞下提前安排“龙吸水”抢险车，随时准备抽水。
2016年，武汉市排涝能力只能应对一年一遇的降雨（＜100毫米/天）。2020年，武汉市已经能够应对10-20年一遇降雨（约150-200毫米/天），离国家标准要求达到的50年一遇（约300毫米/天）还有差距。但不论是客观数据还是切身感受，武汉目前的排涝能力，确实比2016年提升了。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多年的内涝除了降雨量大的天灾因素，还有其他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初，武汉市区有127个湖泊，现存量不足三分之一，城建面积扩大200平方千米，湖泊面积减少230平方千米，仅1987年至2013年间，全市湖泊面积锐减106平方千米。截至2019年，武汉城市化率为80.29%，城市化发展进程快挤占洪水调蓄空间，这是重要原因。此外，长江水位高，沿江排水能力低，造成排涝困难。
因此，在武汉的城市洪涝防治中，既不能左右降雨量，又不愿退地还湖，把占用的湖面和调蓄空间还给洪水，只有一门心思建泵站提高城区排涝排水标准。这招见效快，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重庆
主城防洪无忧 郊县“水来人走”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山峡库区尾部，为典型的山地型跨河城市，主城为河谷、台地、丘陵地带。河流两岸坡度及地质地貌复杂，多为地势陡峭的坡地，原始地形高低起伏变化较大，江水落差较大，防洪护岸最高防洪水位(50年一遇)与枯水位的水位高差高达20-40米。
根据防洪规划，重庆主城区防洪标准为100年一遇；相对独立的乡镇和农村地区为20年一遇；长江、嘉陵江沿江以及中小河流防洪护岸工程为50年一遇，相对独立的乡镇和农村地区防洪护岸工程可按20年一遇执行（按天然河道水位）。
受到三峡水库运行和自然洪水侵袭的双重影响，滨江地带水位呈现周期性变化。重庆已建成滨江道路防洪等级普遍较高，其中70%滨江路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北滨路部分地段甚至达到100年一遇，但也有局部地段标准较低，南岸南滨路部分地段的防洪标准不足20年一遇，渝中区长滨路部分地段的防洪标准不足5年一遇。
重庆朝天门附近的滨江路，三峡水库运行后，蓄满时水位为175.6米，50年一遇洪水位为190.9米，后方城市建设的规划标高基本上在此水位线以上。另外，重庆主城区两江岸线多为峡谷地形特征，洪水历时较短，1981年50年一遇的洪峰过境时，寸滩水文站达到三峡水库建成后50年一遇的洪水位线的累积时间为数小时。由此可见，重庆主城核心区滨江路的总体防洪水平较高。
长江流域主要大坝
重庆主城区长江、嘉陵江洪水灾害类型大致可分为过境洪水、本地暴雨洪水及综合遭遇型洪水。在近10年中，2007年、2010年、2012年及2014年发生过不同水位的洪峰过境情况，沿江防洪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淹没。其中，2012年7月的水位标高已齐平甚至高于部分滨江路，朝天门、南滨路、长滨路、江北嘴等沿江段防洪护岸空间均遭到全部或局部淹没。
根据重庆主城排水防涝规划，重庆主城排水管网覆盖程度总体较好，949平方千米建成区上有管渠5612千米，其中都市功能核心区排水管渠覆盖密度约为10千米/平方千米，基本完成100%全覆盖；都市功能拓展区覆盖密度为4.6千米/平方千米，郊区和城乡结合部覆盖程度较差，排水以自然沟渠为主。
重庆城区近十年遭遇了三次严重内涝，即 2007年“7·17”、2009 年“8·4”、2013年“6·9”等强降水事件，导致主城区部分地区出现排水不畅、内涝、交通堵塞现象。近年来，主城区内涝变少相对安稳，而郊区只能“水来人走”。
6月底，綦江洪水水位超1998年。在綦江城区被洪水淹没较严重的文龙街道，洪水已将江边居民楼的二层淹没，滨江路上的路灯只有最上端的灯露出水面。在这次有水文记录以来的历史最大洪水袭击中，綦江区紧急转移10万人，无一人伤亡。
2013年发布的重庆市城镇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方案显示，以往重庆地区排水管网设计是能抵御3年一遇暴雨。方案要求，今后建设排水管网，主城区要确保有效应对不低于50年一遇的暴雨；主城以外各区中心城区，要确保有效应对不低于30年一遇的暴雨；其他区县要确保有效应对不低于20年一遇的暴雨。
重庆2020年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工作要点显示，《重庆市主城区排水专项规划(2019-2035)》正在进行，重庆今年的目标是力争实现“大雨无内涝、小雨不积水、人员零伤亡”目标。
总体而言，不管是外洪还是内涝，重庆着力于主城区防控，防洪排涝标准根据区位调整，做法相对务实。
南京
防洪“固堤加人巡” 排涝“一点一案”
据《景定建康志》记载，南北朝时期梁朝天监六年(公元507年)8月，都城建康（今南京）下暴雨，积水越来越多，长江水倒灌城内的水又无法排出，导致御道上水深3米多，皇宫也有一部分被浸在了水里，朱雀楼上的顶被大风吹掉，梁武帝一度被困。情急中，大臣们只好划着船去把梁武帝救出了皇宫。
1954年5月-7月，南京全市降雨892.6毫米，是同期多年均值的两倍。进入8月后，下关水位达到历史最高值，再加上台风袭扰，长江洪峰过境、暴雨不止，终于发生了百年一遇特大洪水。当时的南京老城有三分之一的区域遭受了水淹。
两千多年来，南京一直深受水患之苦。据记载，从公元前190年到1948年，南京发生水患219次，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水患有二十多次。小则水淹街道，扰民生活，大则“操舟行市”，屋毁民亡。傍水而居的南京，为何屡屡遭遇水患之苦呢？
南京市位于长江、水阳江、秦淮河等流域的下游，承接上游180万平方公里的洪水，是典型的“洪水走廊”。2016年，秦淮河东山站、固城湖高淳站先后出现超过历史的最高水位。
南京水务局总结防洪遇到的客观问题包括：一是大江大河防汛隐患多，长江部分节点岸段有崩岸隐患；滁河、水阳江、石臼湖等河湖堤防防洪标准偏低；秦淮河泄洪能力严重不足。二是漆桥河、新桥河、七乡河等诸多中小河流未经系统整治，防洪标准偏低。三是城区排涝压力较大，因排水防涝体系不完善或不合理，以及主城管网等设施老化，易积淹水点较多，在外洪和内涝夹击时，容易严重积淹水。
此外，南京现有城市防洪保护范围较小。中心城区规划面积由280平方千米增加至834平方千米，新扩大区域的防洪工程基础相对薄弱，快速增长的经济存量和人口规模，使洪涝灾害损失风险愈来愈大。
今年入梅以来，江苏已发生多轮强降雨，加上受长江上中游来水增加和天文大潮等共同影响，目前长江江苏段主要站点全线超警戒，秦淮河、太湖等水位也持续上涨。
“当下长江防汛压力巨大，目前每天5000人次在长江岸线巡查。” 南京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李宗超表示，近年来南京进行了一批堤防加固工程，堤防防洪能力大大提高，但仍需要严防死守，“现在最担心的是长江水位下不去导致内河水位高，一旦遇到强降雨天气，会给城市防汛排涝带来压力。”
2016年7月7日，南京部分城区内涝严重
诸如“南京暴雨引发内涝导致居民家中游来5斤重大鱼”、“南京暴雨致内涝 交警公主抱救出被困女司机”等新闻近日又在网上重现，其实这些都是旧闻。虽然是旧闻，但也反映出南京网友被内涝支配的恐惧——2005年，2009年，2011年，2015年，特别是2016年，在夏季暴雨袭击之下，南京出现比较严重的内涝。
目前河湖库底水较高，按照长江“高潮挡、低潮排”原则，南京调度水务工程，通过武定门闸、秦淮新河闸、滁河红山窑闸等加大水位预降，提前腾空调蓄空间。近年来，南京整治易积淹水点，落实“一点一案”，四年来累计完成整治159处，城市内涝情况明显改善。
今年汛前，南京市排出主城区主要易积淹水点26处，相关部门针对不同区域易积淹水情况，采取增加排水管网口径、低洼地区增设泵站等措施开展综合整治，并逐一制定应急措施，包括人员、设备、物资和抢排措施，确保能第一时间抢排积水。经过前期几场暴雨考验，各积淹水点均已基本实现“雨停路清”。
尾声
最近三四年，武汉南京重庆等易涝城市逐渐摆脱“看海”阴影，除了“一城一策”对症施治外，不得不提的一个词是“海绵城市”。海绵城市并非全新概念，而是包含了自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雨洪调蓄、雨水利用及地下水涵养、低碳城市、低影响开发等多方面内容。
南京寅春路海绵湿地公园
国务院2015年印发《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目前，全国共有30个城市试点海绵城市建设。
重庆已完成试点42.1平方公里“海绵城市”建设，在试点区县，内涝现象相对较少。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武汉市“海绵城市”建设已开展5年，截至2019年底，已完成海绵城市面积123.59平方公里，城区部分小区未受暴雨影响。南京市作为首批江苏省海绵城市试点城市，在推进两个试点片区的海绵项目。
2016年全国强降雨期间，开展海绵城市试点建设的30座城市中有16座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问题，一些试点“海绵城市”局部内涝现象相对减少，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看海”问题。由此，海绵城市建设遭到全面质疑。
专家认为，“海绵城市”试点范围是城市局部而非整个城市，要彻底解决城市的内涝问题，还需从源头开始，在更大范围内与国土生态治理、水利工程生态化、田园海绵化等系统治理结合在一起，用基于自然的理念，系统解决城市洪涝问题。
“海绵城市”要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有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一些发达国家用三四十年才走完这一历程，我们需要更多基础研究、监测分析，不能想着靠短期高投入一蹴而就。”
参考资料：
[1]张建云.中国城市洪涝及防治标准讨论.水力发电学报
[2]陈永权.武汉应对“暴力梅”全力下好先手棋.武汉晚报
[3]武汉防汛压力有多大？这三张图讲清楚了.长江日报
[4]别再问武汉什么是“看海”.HANS汉声
[5]周建军.长江鄱阳湖问题的原因及湖口建闸的影响.水资源保护
[6]陈雪倩.应对城市内涝的景观基础设施策略与运用研究
[7]刘平.山地城市沿江防洪设施的景观化研究
[8]南京市防洪办法政策解读.南京市税务局
[9]陈雪倩.应对城市内涝的景观基础设施策略与运用研究
[10]吴玉明.南京城市防洪规划(2013～2030)编制与思考.水利规划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