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已成鸡肋？有人10年才能赚回学费，留学机构日子也不好过

文 华宇

编辑 廖影

倒霉如果有段位的话，此时的在美留学生称得上是王者。美国疫情虽还未减轻，但在美的留学生们却被要求必须恢复面授课，否则“只上网课就得离开美国”。

就在留学生感叹“活着全靠命”的时候，7月8日，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为首的名校为了“生计”，联手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随后，拥有4万多名国际学生的公立加州大学系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私立名校，或向联邦法院提交支持两校诉讼的法律文件，或自行提起诉讼。7月10日，该诉讼还获得了美国高等教育和移民校长联盟180所高校会员的支持。

任谁也想不到，留学生们一路披荆斩棘到异国他乡念书，有一天居然被告知，学业能否完成、是否会被驱逐出境，竟是个未知数。

事实上，除了在外留学生艰难，国内很多做留学咨询的机构日子也不好过。降薪、裁员、关停业务、倒闭……纵观留学行业这些年的发展，在经历了最初的疯长后，已经激不起什么浪花了。

01

从天堂到地狱

留学一度被用“镀金”来形容。

外国名校的受追捧程度，或能从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卷进美国大学招生欺诈案中看出一二。

为让女儿赵雨思上斯坦福大学，赵涛向“升学顾问”辛格支付了650万美元，将女儿包装成一名颇具潜力的帆船运动员，暗度陈仓，进入大学。

在大众的认知里，能留学的，大多为有钱人。所以尽管我国留学行业起步较晚（1985年个人自费出国留学被允许），但以留学生为核心的产业链，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长迅速被搭建起来。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提供语言培训和中介服务的机构。澳际教育、新通教育、新东方前途出国、金吉列、启德教育这些名气仍存的机构，分别成立于1990年、1996年、1996年、1999年、2000年。并且可以说，这些应势而生的机构在最初几年稳赚不赔。

据说当年到新东方大厦咨询出国留学业务的人，可以一直从窗口排到门口，其队伍之壮观堪比早些年银行办业务的队伍。

数据显示，2007-2012财年是新东方留学备考业务的高速发展期，复合增长率达到22.95%，2012财年招生人数34万，达到峰值。其旗下前途出国2011、2012财年收入增速分别达119%、85%，并且由周成刚（新东方现任CEO）亲自负责。

直到2013年，留学行业开始遇冷。同样以新东方为例，2013财年开始，新东方留学考试业务的招生规模开始下滑，2018财年仅招生28.1万人，同比减少5.7%。

不过，这并未影响创业者们来留学行业淘金的热情。根据天眼查数据，注册年限为3-5年、2-3年、1-2年、1年内的公司（搜索关键词为“留学咨询中介”）数量分别为11279、11021、15564、17405。

参与者增多，蛋糕却还是那么大，于是机构赚钱变得艰难。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速了行业洗牌。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超一半硕士生表示留学计划受到影响。需求端减弱，导致整个产业链的运转不顺。据了解，学生的决策期已经从原来的一个月延长到了三个月。

“转化率变低了。”张坚在某家留学机构从事英语培训业务，他告诉《市界》，他们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板块已经很久没开过张了，现在只有语言培训业务还在撑着。“我很担心再这么下去，我们也会受到影响。”

他说，往年过节，公司都会给员工发购物卡，但今年端午节什么都没有。

当下，这样的机构已算好的了。疫情过后，不少留学机构在撑了一段时间后，没抵过风霜严寒，倒在了第一线。

“裁员、降薪都是常态。”李想在留学行业多年，就他观察，疫情成了检验这些机构成色的试金石。在这个极度依赖现金流的行业，如果自身业务不够硬，平日里花钱无度，很难逃过这次冲击。

“你能想象一个干了近20年出国留学服务的机构，居然砍掉了主营业务，转做英语四六级和考研吗？”李想有些唏嘘。

有从业者表示，疫情可能会导致2020年的留学市场压缩近40%-60%，这也意味着从业者要么想尽办法求生，要么走人。“太脆弱了。”

02

不平衡，不规范

留学行业的脆弱，或许跟其本身的一些特性有关。

留学行业三大产业链中，数留学中介跟学生接触最为密切，一般提供包括考试指导、留学规划、院校申请、奖学金申请、文书写作、面试指导、签证培训等服务，有的留学中介还跨行做语言培训相关业务。

虽同属教培行业，但与学科培训机构相比，留学机构显得有些“乱”。

“有些骗子机构为了赚钱，会用各种手段忽悠学生，将他们送去国外的野鸡大学。”张翔有过被忽悠的经历，对此类机构深恶痛绝。

此外，除了金吉列、启德教育这种大型机构外，更多机构以承包、挂靠、加盟机构、留学工作室、海外教育机构、海外院校直招办公室等形式存在着。

这样一来，尽管留学中介只有近百亿元的市场份额，在其中仅占比2%，但在2017年留学中介资质审批取消之前，市场上就已经分布了大大小小4000多家留学中介，其中拥有资格认定资质的只有500家左右。

这些机构不像学科培训机构那样有绝对的高下之分。“比如提起英语，人们会第一时间想到新东方，数学则想到学而思。但提起留学服务，每个人想到的机构是不一样的。”张翔说道。

所以这些全国性的机构很难取代某些“地头蛇”，如大连鑫泉在辽宁省的市场份额绝对第一，成都华樱的份额在四川排名第一，并且在新加坡、法国、美国细分留学市场也是四川第一。

一般来讲，中介机构的业务模式主要分为两种。

一类是咨询模式，留学顾问用留学知识、经验和历史案例，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帮其做出最优选择、材料准备。简单来讲，就是协助学生DIY。

这类服务走的是“高端”“一对一服务”，所收费用颇高，一般是10万元起步。比如被称为“哈佛爸爸”的高燕定，就曾在新东方任美国留学高级顾问。

另一类做的是代理，通过与国外院校合作，帮助学生准备材料，并提交给院校审核，帮学生办理签证就读，有点类似于国外院校在国内开办的招生处。

这类服务收入来源于向学生收取的中介费以及向校方收取的佣金。有些机构为吸纳更多生源，会免收中介费。

“一般去澳洲或英国留学，中介费一两万元。如果去美国好一点的学校，几乎是5万起步。”李想告诉《市界》。

国外的好学校因为不缺生源，所以一般不会找代理。像英国、澳洲很多学校都有校代，学校会从学费中拿出10%-20%作为佣金返还给机构。大中介拿到学校的代理资质后，还可以发展小中介做二级代理、三级代理。

还有一些较差的学校，会直接找个人做代理。

有些人还走灰色地带。李想告诉《市界》：“比如我做语言培训，你做中介，我可以把我的学生推荐给你，然后从你那儿赚取30%-40%的渠道佣金。”

有人测算，一家在北京的留学中介，每年需招上500个学生做申请，才能活得不错。但实际上，很多中小机构每年连200个学生都招不到，而这次疫情更是加剧了机构拓客的难度。

于是，不少机构或个人为了赚取返佣、增加公司营收，会互推生源，“一个学员的线索，有可能被转卖十几家。”李想补充道。

03

还能翻身吗？

事实上，受影响的不只是国内中介，国外不少学校也感到了寒意，尤其是需要自负盈亏的私立学校。

就以这次“奋起反抗”的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来说，2020年4月，哈佛大学校长曾透露，学校的学费、捐赠、行政、研究经费等各方面都受到了疫情影响，迫使学校不得不考虑裁员。麻省理工学院校长也表示，学校正面临一场财务危机。

这与留学生来源减少不无关系。

数据显示，中国出国留学生人数占国际学生比例为30%，是美、加、澳等十数个国家第一生源国。2018年，中国留学生给美国创造的经济效益达149亿美元，占全体留学生的三分之一。

“在美国东部上大学的留学生，每年的花费在8万美元左右；西部相对便宜一些，但也不会低于四五万美元。”从事高校代理的李金告诉《市界》。

尤其是一些排名靠后的大学，纯粹在依靠国际学校的学生养活。没了留学生，就几乎没了收入来源。“比如美国排名80以后的学校，极有可能出现财政危机。”李金说道。

据了解，不少大学都缩减了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招生计划，因为用来养活他们的本科留学生减少了，没钱了。

留学为什么突然就不香了呢？

“一方面是考虑到安全原因，国外疫情还比较严重。另一方面就是现在去的性价比太低。”何若若本计划今年去国外留学，并且已经拿到了学校的offer，但她决定延期一年。

但李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留学行业不是最近才开始没落的，前两年就已经显出颓势了。

“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我们对面那个做留学中介服务的国企。”李金告诉《市界》，“之前他们买下了一整层楼办公，但近两年就开始不断裁员、削减开支，还把办公区域租了出去。”两年前，李金所在公司以低价租了它一半的办公区。

在他看来，留学没落的原因在于，但凡留学都要考虑目的是什么、能得到什么。“结果却是，你想从中得到的跟实际得到的出入很大。”

《2017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超六成海归年薪在10万元以下，59.7%海归就业于普通岗位。仅有1%的海归认为实际工资高于期望值，三成认为基本符合期望工资，近七成认为远低于期望工资。

数据还显示，只有5%的海归认为工作1年以下就能回本，15%的海归认为要10年以上才能回本。

“花了那么多的钱，但是回来还是一事无成。”李金感慨，现在的留学生质量越来越低，水分越来越大，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此外，出国留学大多是想在国外的语言环境中锻炼自我，培养国际视野，但如今国内语言培训发展得并不差，不少中学、大学都有国际交流项目。

种种原因催化下，如今出国留学已经成为“鸡肋”一样的存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于是，当作为催化剂的疫情出现后，人们便纷纷舍弃掉这一鸡肋，反倒落得一身轻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的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