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宜昌的变迁 及其经济社会的发展

庚子年五月二十四

古城宜昌的变迁

及其经济社会的发展

袁在平 龚兴华

三峡古城宜昌,历有“夷陵”、“西陵”、“东湖”等之称,是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名城。夷陵城名,由来久远,众说纷纭。“夷陵”二字,最早见于《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8月版)。《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史记》此记载《索隐》曰:“夷陵,陵名,后为县,属南郡。”《史记·六国年表第三》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拔我郢,烧夷陵,王亡走陈(今河南淮阳)。”《史记·六国年表第三》又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今天门),以为南郡。”《史记·白起传》载:“其(白起)明年(前278)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今天门)。”《史记》中这些记载均明确说明,白起“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中的“夷陵”一词,乃楚先王墓名,而并非城镇名。然而,有人据《史记》中的关于“夷陵”的记载,便认定“夷陵”是城名、是位于长江三峡东口的“夷陵城”。并说,“夷陵”作为城镇名,始于战国时期等。此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史记》中的另两段记载,则以反证法证明,白起所烧的“夷陵”,是烧的名“夷陵”的楚王墓,而绝非是古夷陵城。《史记·秦本纪第五》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又载:“(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蜀守若(秦将)伐楚,取(楚之)巫郡,及(楚之)江南(指与巫郡相对应的江南岸)为黔中郡。”这两段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秦灭楚所实施的是多路大军分别进攻楚国。其一路由白起率大军,从北向南于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直取郢都,然后东向取竟陵(今天门),“以为南郡”。其另一路由蜀守张若于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率大军,由西蜀向东,“取(楚之)巫郡及(楚之)江(长江)南为黔中郡”。注意:张若进兵巫郡,要比白起攻郢都晚一年。即说,在白起攻占楚之郢都的当年(前278),包括了以后称之为古“夷陵”的所在地楚之巫郡及江南,尚属楚地;楚之巫郡及江南,不是由白起攻占的,而是由张若于次年(前277)率大军由西蜀向东,所攻取的。《史记》该处《正义》曰:“《括地志》云:郢城(纪南城)在荆州江陵县东北六里,楚平王筑都之地也。”又《正义》曰:“《华阳国志》:张若为蜀中郡守。《括地志》云:巫郡在夔州东百里。”巫郡郡治在夔州东一百里,而其郡疆域则包括了以后称之“夷陵”城的所在地域。更明白地说:以后称之为“夷陵”城的所在地,时属楚之巫郡境。这便是古夷陵又有“巫县”之称的由来。这些记载均充分说明,白起攻取郢都后是东进,而不是西进;故其烧“夷陵”城之事,是根本不存在的。清代一位叫吴省钦的官员,曾于夷陵写下《白起烧彝(夷)陵辨》一文(载《宜昌府志》)。该文正是依据《史记·秦本纪第五》及《史记·白起传》等的有关记载,而认定曰:“(白起)拔郢,烧夷陵(楚先王墓)遂东至竟陵(今天门)。”又曰:“(白起)拔郢时,巫与黔中尚为楚守;后一年(前277),而张若伐取之。”其结论是:白起军拔郢时未能到过以后称之“夷陵”城的所在地,其所烧的不是“夷陵(城)”。无疑,吴省钦的观点是对的。

其实,说白起当年“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之所烧的是所谓的“夷陵城”,这在事实和道理上也是完全讲不通的。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只曾有过“屠城”,而从未有过“烧城”。试想想,在古代战事中,作战方要攻打一座城,其目的是要占领这座城,而绝非是要毁灭这座城;如若把一座城给烧毁了,然后再去占领一座连荒原野岭都不如的废墟,这还有意义吗?战国时期的著名战略家、军事家白起,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吗?于此,我们再退一万步说,假若白起真想要烧掉一座城,可在那个既无煤油、更无汽油的经济十分落后的时代,他又哪会有能力来烧掉一座城呢?白起可以用火把烧掉几栋楼或几座房,却绝无能力来烧掉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城。故历史的真相是,白起“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与远隔数百里外的、位于三峡东口、于以后方称之为“夷陵”的古夷陵城,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白起所烧毁的是名“夷陵”的楚先王墓,而绝非是所谓的“夷陵”城。

其实,关于古夷陵城城名的由来,历来的史籍记载也均是十分清楚的。《汉书·地理志》载:“夷陵,都尉治。”应劭曰:“夷山在西北。”即说,夷陵因有夷山而故名。北宋欧阳修《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载:“夷陵者,其《地志》(《汉书·地理志》)云:北有夷山以为名。或曰巴峡之险至此始平夷。”清乾隆《东湖县志》载:“夷陵命名之义,前汉《地理志》应劭曰:彝(夷)山在西北,因彝山故名夷陵,此说最古。旧志谓: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显然,夷陵城城名的由来,也同样与白起的“烧先王墓夷陵”是毫无任何关联的。

事实上,秦汉时,作为郡县行政城镇名的“夷陵”,方见于诸史籍;并于此后的历史长河中,古夷陵城屡为郡县治所。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曰:夷陵,“故楚西陵邑也……秦置夷陵县”。由此看,夷陵城的前身是西陵;作为城镇名“西陵”之称,是早于“夷陵”的。《汉书·地理志》载:夷陵“都尉治”,这说明在汉代,统治者已视夷陵为军事重镇而设官置将。东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得荆州南郡后,于夷陵置临江郡和临江县,此乃古夷陵置郡之始。临江郡治、县治,位于今伍家岗区临江坪。清同治《东湖县志》载:“建安十五年(210),蜀汉(刘备)改(临江郡)为宜都(郡),领四县。”这四县便是宜都(原夷陵)、秭归、枝江、夷道(今宜都)。东吴黄武元年(222),改宜都郡(原夷陵)为西陵郡,亦称宜都。晋太康年间(280—289),恢复夷陵县之称。东晋时,宜都郡领夷陵、夷道、佷山(今长阳)、宜昌四县;自此,“宜昌”二字作为县城名始见于典籍。不过,当时的宜昌县规模很小。《水经注疏·江水二》载:“江水又东,径宜昌县北。守敬按:晋末置宜昌县,属宜都郡,宋齐因之,梁徙废。”《大清一统志》载:宜昌,“晋置县,(南北朝)宋齐因之”,“分夷道、佷山(今长阳)所立也”;“县治江之南岸(即西陵峡中南岸),北枕大江,与夷陵对界”。清同治《东湖县志》曰:宜昌县在“今黄牛峡以上,黑崖子以下”。《水经注疏·江水二》曰:晋之宜昌在流头滩之下、黄牛峡狼尾滩之上(均于西陵峡内)。此“宜昌”之名,使用时间不长。宋齐以降,随着封建王朝的更替,州郡县频频更异其制,夷陵或州改县,或县入州,或称路、府,城名亦宜州、拓州、峡州、硖州、夷陵州等,变换不已。清顺治五年(1648),改夷陵州为彝陵州,改夷陵县为彝陵县。清雍正十三年(1735),彝陵州升为宜昌府,改彝陵县为东湖县,并为宜昌府治所;“宜昌”一名旋又使用。民国初年废府置县,改东湖县为宜昌县。自此,古“夷陵”终被“宜昌”取而代之,作为城镇名固定下来,并沿用至今。

宜昌古城,在历史上曾多次迁徙,其城址众说纷纭。据《大清一统志》载,其说“有四”,笔者摘其二三。该《一统志》曰:治所“一在东湖县西北下牢戍,隋以前故城也。唐书地理志:峡州本治下牢戍,贞观九年(635)徙治步阐垒。州志:下牢溪上有旧城,或曰刘封城,即旧州治。一在东湖县西北石鼻山(今石牌山)。宋史地理志:硖(峡)州,建炎中(1128—1130)移治石鼻山;绍兴五年(1135)复旧。……硖(峡)州,端平元年(1234)徙治于江南。元史地理志:硖(峡)州路夷陵,宋末随州迁治不常,归附(指归附元朝)后,复归江北旧治。按:今州治即唐(之)州治”。

综上所述,夷陵古城于“隋以前”在下牢溪;但“前”到什么年代,则需进一步考证。唐贞观九年迁至于步阐垒。步阐垒又在何处呢?一曰在南津关下江中岛屿——郭洲坝(即今葛洲坝所在处)。于此,《大清一统志》载:“步阐垒,即东湖(即夷陵)县治,亦称步阐故城。水经注:郭洲(指葛洲坝)上有步阐故城。方圆称洲,周回略满,古城洲上,城周五里。吴西陵(都)督步骘所筑。孙浩凤凰元年(272),骘息(意死),阐复为西陵(都)督,据此城降晋。唐书地理志:硖(峡)州,贞观九年(从下牢戍)徙治步阐垒。”分析《大清一统志》的观点,它认为步阐故城在江中郭洲岛(即以后称呼的葛洲坝)上;直至当代,也依然有人持此观点。二曰:步阐垒在明清时期夷陵古城所在处。《水经注疏·江水二》载:“江水出峡,东南流,径故城洲。洲附北岸,洲头曰‘郭洲’,长二里,广一里。会贞按:《(大清)一统志》郭洲在东湖县东北三里(即今葛洲坝处原葛洲坝岛),非古郭洲也。古郭洲为今东湖县治。”又曰:“(郭洲)上有步阐故城,方圆成洲,周回略满。会贞按:《唐志》峡州,贞观九年徙治步阐垒。《(大清)一统志》步阐垒亦称步阐故城,即今东湖县治。”《水经注》及《水经注疏》熊会贞之关于古郭洲的地理位置说得十分清楚:“(郭)洲附北岸”,即说该“洲”是与北岸连成一片的,而绝非江中岛;古郭洲上,“有步阐故城”,“步阐垒亦称步阐故城,即今东湖县治(之所在地)”。当代地方学者刘开美根据《水经注疏》的有关记载及当代地质学家唐贵智所著《长江三峡地区新构造、地质灾害和第四纪冰川作用与三峡形成图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4月版)的相关考察与论证,而认为“步阐垒位于樵湖岭一线以西、今市一中(西陵二路)以北至三江大桥以南之间的范围内”(《夷陵古城变迁中的步阐垒考》,载《三峡文化》2008年第2期第40页)。显然,《水经注》、《水经注疏》及刘开美的观点,是较有说服力的。三曰:笔者认为步阐故城位于江中岛——即所谓“郭洲”(原江心葛洲坝岛)上的说法,是显然不能成立的。古人岂会将一座军事城池、乃至以后又作州县治治所用的步阐故城建于一个江中狭窄的孤岛上之理呢?这不论是从军事防御还是从州治县治的功能作用上论,均是说不通的。笔者又据《水经注疏·江水二》“洲附北岸”、“(郭洲)上有步阐故城”及熊会贞的步阐故城即“今东湖县治”的记载认为,步阐故城的准确地理位置,应在自明清以来直至现在也依然称之的今宜昌老城区的北门(今宜昌市一中地段)以南、东门(今宜昌市二医院至欧阳修公园地段)以西、南门(今解放路时代广场附近的南正街一带)以北之间,这便是自明清以来的古夷陵(后称东湖)城的所在地,也是步阐故城的所在处。而与东门相对应的西面则有镇川门,且又有长江作天然屏障。

步阐故城始建于三国时期;自唐贞观九年起直至南宋建炎中及至元朝建立后,步阐故城始终是夷陵州、县治所。南宋朝廷是一个奸臣当道、风雨飘摇、腐败无能的政府。北宋灭亡后,宋高宗将都城从汴州(开封)迁到了南方风景秀丽的临安(即杭州)。古人(林升)当时有一首《题临安邸》诗讽刺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元军大军压境,南宋朝廷风雨飘摇,夷陵州治、县治自然也飘忽不定。故元史曰:峡州路夷陵,宋末“迁治不常”。建炎中“移治石鼻山”。石鼻山,“在东湖县西北三十里,一名石簰山”(《大清一统志》),即西陵峡中石簰(今称石牌,抗战时期保卫重庆的著名要塞)。此地山峻水险,易守难攻。显然,迁治于此,当官者是为着保命。“绍兴五年(1135)复旧(即迁回步阐故城)”;南宋端平元年(1234)又“迁治至江南陆抗故城(陆抗城不在江南,而应在江北——笔者)”。陆抗城“在县东南,即山为墉,四面天险”;“元时(治所)始复归江北,即今治也”(以上见《宜昌府志》)。这就是说,自元朝灭亡宋朝后,今江北宜昌旧城区南正街以北便是古夷陵州治、府治、县治的所在地。

纵观宜昌古城的变迁,同中国大多数封建时代城市一样,其主要职能是在政治、军事方面;关于这一点,因古宜昌地理位置险要而尤显突出。《续汉志》载:“夷陵(城)在荆门虎牙山。”荆门虎牙山,在今宜昌城东南,自古史称“楚之西塞”。故笔者对《续汉志》之古夷陵城在“楚之西塞”正中的“荆门虎牙山”的说法颇存疑!东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军南下,占领荆州;于夷陵城东南临江坪(今属宜昌市伍家岗区境)置临江郡、临江县,并建临江城。故笔者认为,自更早的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古夷陵城的地理位置,也应是在今宜昌城东南的虎牙山至临江坪一带。盛弘之《荆州记》曰:“荆门,江南;虎牙,江北。虎牙有文如啮牙,荆门上合下开。”“荆门虎牙即楚之西塞。”(《太平寰宇记·峡州》)古夷陵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如公元35年,据蜀称帝的公孙述与东汉王朝刘秀在荆门虎牙滩的浮桥之战,公元588年、589年隋灭陈的峡江荆门虎牙滩之铁血恶战,等等,均是发生在这里的极著名的战例。历史上多次王朝的兴亡、政权的更替,古老的宜昌便曾作为政治、军事重镇,而为之留下了金戈铁马、血洒河山的战争痕迹。

古夷陵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军事重镇,名副其实;但按中世纪城市常备的条件,即一定的市民阶层、相当数量的商品贸易及相应的治安防御和生活文化设施等标识来衡量,则相差甚远。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以前极为缓慢,商品贸易微乎其微。《太平寰宇记》载:峡州“民好诈”,“俗剽悍巧猾”,“士女治麻禇、不事农桑,男子刀耕火种不知文字,其信巫鬼重淫祀”。即使是封建经济繁荣的唐代,峡州社会农业生产力仍相当低下,世风十分朴陋。至北宋中期,宜昌仍为经济习俗落后、市井设施极差的荒远小县。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从京都贬谪夷陵为令的欧阳修,在其《夷陵县至喜堂记》中对此作了如下极其真实生动的描述:“峡州治夷陵,地滨大江,虽有椒、漆、纸以通商贾,而民俗俭陋,常自足,无所仰于四方。贩夫所售,不过鱐鱼腐鲍,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贾,皆无为而至。地僻而贫,故夷陵为下县,而峡州为小州。州居无郭郛(指外城垣),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虽邦君之过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趋。而民之列处,灶、廪、堰、井,无异位;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直至明洪武十二年(1379),才修建起周长约五华里、高二丈二的较大规模砖石构造的夷陵古城垣。初建八门,后改为七门,如大北门、镇川门、中水门、大南门等,并沿称至今。随着明代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明中、后期宜昌生产力有所进步,商品生产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宜昌曾一度出现“闾里由荒寂而殷盛,财货由俭瘠而丰衍的”(《续修东湖县志》)的兴盛景象。但此盛况未能持久,后又因明末战火四起而市井萧条。

宜昌城市得到较大的发展是在清代。早在清初,宜昌便有历史上著名的长江黄金水道上的“康乾粮运”。洞庭湖的湘米上运,天府之国的川米下运,集积于三峡东口明珠城宜昌。宜昌巍巍的镇江阁应时而建,并于此创建了著名的宜昌粮食行公所。宜昌以镇江阁为中心的江滩上人山人海的河坝米市及江北岸鳞次栉比、大街小巷人流涌动的粮铺粮行粮店繁忙的粮食交易市场,誉满四方。宜昌粮食贸易市场的昌盛繁荣,有力推动了宜昌城各行各业的崛起与大力发展。

清雍正王朝时,宜昌升为府治,夷陵县改为东湖县。“宜昌府领县五、州二:东湖、归州、长阳、兴山、巴东、鹤峰(州)、长乐(今五峰)。”(《宜昌府志》)其行政区北起神农架,南到湘鄂边,包括全西陵峡和半个巫峡在内的广大地区。这使得作为府治附郭的东湖县,无论是利用开发地方经济资源,还是发展三峡航运业,或是城乡商品流通及民俗交流都有得天独厚之利。正如《宜昌府志·风土志》所云:“东湖自改府后为附郭邑,五方杂处,风俗稍变,并邑十倍其初。”随着清初社会经济的复苏,长江流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逐渐活跃,沿江长途贩运商品的贸易日益兴盛。宜昌凭借“川鄂咽喉”的枢纽地位和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优势,迅速充当起川鄂之间“过载码头”的重要角色,城市商品经济亦因此而发展。当时东湖县城共有十三条街市,柴米鱼肉、山货药材、布匹百货、钱庄税号,分别设在西面外河街、东门、南藩门、北望门内街及鼓楼、锁堂街等处。城乡特产交流在东、南、北门外正街进行。西坝为泊船处,货物应有尽有,装卸繁忙。其中以米市贸易和淮盐贸易最为发达。值宜昌水运和商品贸易日趋兴旺之际,历史赐给宜昌再一次的发展的机会。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占武昌,随后太平军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致使淮盐西运路线被截断,“淮南官盐片引不至”。清朝统治者被迫改变政策,规定:“借销川盐,无论商运私贩,概准行销。”(以上见宣统《湖北通志》)川盐于是取代淮盐在湖北、湖南广泛销售,年销额达一亿二千万斤以上。川蜀“济楚盐”的大量下运,使宜昌港的转运贸易空前繁荣。一时间,蜀舶云集、大小盐船成帮拢岸。《宜昌府志》载:“连樯接舶,衔尾不绝。”仅在镇川门、中水门、大小南门一带,大小船只便数以千计,船工船民多达万人。清咸丰、同治时期,在川盐贸易的促进和带动下,宜昌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一,城市盐商活跃,市场兴隆。川盐入鄂,剌激了商人逐利欲望,川省各大盐号如长盛源、广生同、大生厚等纷纷在宜开设分号,建立办事机构,主持“济楚盐”的运销;同时大量采购棉花、绸缎、百货等带回四川。湖广及东南各省商贾也纷纷带着本地商品来宜交换,然后又将川盐运销各地。宜昌城内百货充足,商旅云集。

其二,城市服务业兴起,人口大幅度增涨。市场的繁荣,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内服务行业的兴起和昌盛。土特产、日杂百货、木船修理等行业纷纷出现;税号、钱庄相应增加;客栈、旅店不断建立。来往商人逐渐形成“川帮、建帮、徽帮、江西帮以及黄州、武昌各帮”。“郡城内高楼大厦,华屋连云”,市邑十倍于前(《宜昌府志》)。

其三,城市社会风俗转变。商品经济发展冲击着传统的生活习俗,市民的消费水平和心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奢侈之风”形成。“郡城衣冠楚楚者,不减通都”,绅士商人“多衣帛、夏绸冬裘”,妇女们“首饰华丽,轻银重金”,这种状况虽小户无异,并且“东邑乡民亦染郡城奢侈之习”(以上见《宜昌府志》)。与昔日的“民俗俭陋”、民风骠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需注意的是,以上夷陵古城的巨大变化,这都是发生在清同治年间(1862~1874)以前的事;而决非像某些人所说的,这些变化都是丧失了国家主权的、被英国侵略者威逼迫使于清光绪三年(1877)所实施的所谓“宜昌开埠”的“功劳”。

综上所述,清咸丰、同治时期“川盐济楚”给宜昌商品流通和转运贸易带来了蓬勃生机,宜昌古城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使其迅速成为了长江中上游与沙市、汉口并驾齐驱的三大商业都会。《续修东湖县志》载:“西南数千里,绾毂于此大都会。”由此可见,晚清的宜昌已由一个古老的封建政治军事重镇逐渐转变成为了商贸兴隆的楚蜀大都会,从而奠定了宜昌城市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

2005年初稿于宜昌

2017年至2019年三次修订于宜昌

作者简介

袁在平,1944年出生,湖南资兴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湖北省宜昌市群艺馆副研究馆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地方文史研究工作,曾为湖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理事。发表文史文章、学术论文,100余万字。为《宜昌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副主编、首席主笔,《中国民俗志·伍家岗卷》(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总纂。

龚兴华,女,1946年生,武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学制五年),三峡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及科研活动,在多家学报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