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中的山岳派与吉伦特派

作者｜伊恩‧戴维森（Ian Davidson）

毕业于剑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在英国《金融时报》担任驻巴黎记者和首席外交事务专栏作家多年

国王路易十六被处决后，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做好准备对吉伦特派政敌发动最后的攻势。然而，首先他们必须应对现实：国王之死导致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争激化，而法国对这场战争尚未做好充分准备。

此前一年，战争进行得十分沉闷，打打停停。随着法国取得热马普战役的胜利，战争形势暂时趋于缓和。到1793年，战争再度升级。法国的战争目的也从“解放”请求解放的国家拓展到“解放”并未请求解放的国家，之后明目张胆地演变成帝国扩张。1793年1月底，丹东公开宣称，法国应该拥有“自然边界”，这一主张迅速风行开来。他的演讲措辞一直十分含糊，一会儿暗示法国的边界位于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一会儿又声称法国的边界不受局限：

“我看完全没必要担心共和国过度扩张。法国的边界由自然设定。我们应该尽视线所及，四面拓展，奔赴莱茵河，迎接大西洋，拥抱阿尔卑斯山。这便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边界，没人能阻止我们前进的脚步。”

两个星期之后，国民公会主管经济的皮埃尔·康邦对这种论调表示支持。他2月14日说：“自古以来，法国的自然边界就是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3月，国民公会通过多项兼并大大小小邻近国家的法令，从最重要的比利时开始下手。在一段时期内，法国一直恪守这个原则，为第一阶段的扩张战争正名，从而催生了第一次反法同盟。

处决国王为全欧洲的君主及其拥护者敲响了警钟，但真正促成战争的原因是法国的扩张政策。法国接管比利时威胁到通往埃斯考河和莱茵河的航道。此举触动英国的贸易利益，进而对英国整体地缘政治战略造成影响，因此，伦敦最终极不情愿地放弃中立，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反法同盟的实力。到1月底，英国与法国断交；而月底法国也还以颜色，对英国宣战。欧洲各国纷纷效法英国，与法国断交。3月，西班牙与法国断交，国民公会随即对西宣战。3月晚些时候，德国大多数亲王领地加入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反法同盟，意大利地区除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外也相继加入。法国现在几乎在与整个欧洲交战。

面对广泛升级的战争，法国需要大规模扩充军队。1791年入伍的士兵属于志愿军，在短期服役之后将于第二年季末解散。法国军队即将分崩离析。1792年12月底，法军人数接近40万人；到1793年2月初，人数降至22.8万。于是，国民公会2月24日投票决定，招募30万新兵，这就是所谓的“30万征兵计划”。不幸的是，革命者尚未考虑清楚，到底要招募一支志愿军，还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队。征兵计划最终两头落空，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原则上，征兵确有必要。然而，征兵计划的落实却交给了地方部门。要求各省完成固定数量的配额；如果志愿入伍人数达不到要求，每个市镇必须提名一定人数加以补充，名单由地方议会投票决定。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一无是处，而且深受排斥。由于政策存在模糊性，地方的选票几乎千篇一律地投给在当地不受欢迎的人。而且，由于古老的“替代兵役”制度依然延续，被指定服役的人可以出钱请人代服兵役，上述制度的不公正性被进一步放大。很多省纷纷抗议，实施过程遭遇重挫，在经历了数月的延迟和拖拉之后，整个计划只招募了20万士兵。

征兵计划不仅实施困难，而且引发了全国性危机。在受到入侵威胁（和实际上遭受入侵）的北部和东部省份，征兵计划进展相对顺利。但是其他地区爆发了多场起义，从法国西部的旺代省（这里的起义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反革命叛乱）开始，逐步蔓延到西部其他地区，包括伊勒-维莱讷省和莫尔比昂省、上马恩省以及中央高原南部的几个省份（从上卢瓦尔省到阿韦龙省）。这股反对革命的起义迅速被镇压下来，第二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内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吉伦特派遭到碾压。

征兵危机对革命派的合法地位构成了挑战，革命派再次采取权宜之计。这个做法曾在推翻国王之后使用过：加强警察镇压，并任命大批全权特派员。国民公会在各市镇提升地方监察委员会的职权，之后，更加果断地向冲突地区任命并派出84名全权特派员。“特派员”制度是由丹东的一位年轻陆军中尉菲利普·法布雷·德·埃格朗蒂纳率先提议设立的。其设立的初衷是检查比利时的布防安排。然而，当反对征兵的抗议爆发时，这一制度被迅速推广，截至3月9日，国民公会业已派出42对特派员对各省展开调查。

事实证明，特派员处理紧急情况往往十分奏效，很快，特派员遍地开花，在巴黎以外地区行使一切革命权力。4月9日，特派员制度渗透至军队，此时国民公会已向法国各地驻军派出超过50名特派员。作为军队指导员，他们的权力甚至凌驾于地方将领之上。有些指导员干脆取代战败将领的位置，甚至处决了这些将领。有些指导员对军队事务横加干涉，甚至直接管理战斗战役。拉扎尔·卡诺之前是陆军工程师中的一名官员，作为特派员，他经常造访前线，在军队重组与传统的保王党军队白军和来自国民自卫军的志愿军蓝军合并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另一位特派员路易·圣茹斯特经常在前线执行任务，在指挥军队和保持军队战斗力方面十分活跃，也非常成功。

然而，大规模任命特派员造成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从领导成员中间抽调中坚力量奔赴各省和军区参与“救火”行动，严重削弱了国民公会的组织力量，打破了政治平衡，从而导致整个政治体系失衡。吉伦特派仍然是最具影响力的团体，其竞争对手山岳派派出84名特派员之后，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中的相对权重增加，从而削弱了巴黎的山岳派势力，与此同时，他们加强了与各省更加激进的政治辩论俱乐部的联系。

激发抗议的原因不止征兵，还包括大面积的食品价格高涨和频繁出现的食物短缺。各地粮食价格相差悬殊，食品市场和粮食运输经常遭到各省官员和地方匪帮的侵扰，这些官员和匪帮企图凭借武力夺取供给物资。面包店前经常排起长龙，食品危机在全国各地导致暴乱和动荡，里昂、奥尔良、埃唐普、凡尔赛、朗布依埃等大城市形势尤为严峻，食品价格高居不下，物资供应朝不保夕。在巴黎，起义公社斥巨资购买和补贴面包，但依然无法缓解粮食危机和供应紧张。巴黎市内贫困人口数量一直居高不下，由于接连发生革命和战争，此时贫困进一步加剧。当时有人估算，在大革命初期，约1/10的法国人口在危机期间处于贫困状态，需要公共支持。在巴黎，贫困人口比重达到1/5，在相对贫困的区域比例更高：在圣安托万街区，1/3的居民需要救济。到1793年，情况变得更加严峻。

粮食危机造成的最普遍、最持久的后果是，它打破了此前支持自由市场的政治共识。普通民众可以看出，自由市场行不通，至少不够理想，无法为普通民众提供数量充足、价格低廉的食品。因此，下层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控制和稳定食品价格。布里索和其他自由市场论者将食品市场的混乱归罪于政治煽动者和投机分子。但是，巴黎无套裤汉中大量的激进分子，在格拉维尔区的修道院院长雅克·鲁斯和聒噪的街头演说家让-弗朗索瓦·瓦雷的领导下，掀起了一轮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稳定物价，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最高限价”。

起初，1793年春，这一要求遭到吉伦特派的拒绝，而山岳派的态度则十分暧昧。国民公会意图安抚民众，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于是提议建立新的革命法庭，审判所有叛徒、阴谋家和反革命罪犯。这一提议饱受争议，部分议员强烈反对。来自埃夫勒的一位年轻而严谨的律师弗朗索瓦·比佐（根据米什莱的描述，他性格“热情而又忧郁”），坚定地拥护革命的正义，他强烈地反对说：

“他们渴望比无政府状态更加恐怖的专制。我要感激生命里的每一分钟，感激让我仍然能够呼吸的人们……请他们在投票反对国民公会的独裁时赐给我时间，让我保留记忆，逃避屈辱！如果你们的权力不受限制，那么你们必定不是为了公共自由。如果你们将所有的权力混作一团，如果这就是你们的追求，那我已厌倦至极的专制何时才能结束？”

比佐一开始属于国民公会极左派，后来转而投诚吉伦特派。在对国王的审判中，他曾投票赞成裁决必须提交大众投票正式批准，如今他投票反对建立革命法庭。然而，“建立新的革命法庭”的提议于3月9日获得投票通过，并于次日正式成立新的革命法庭。

令人生畏的革命法庭的任务就是要审判那些被指控攻击自由、平等，攻击共和国以及国内外安全统一和完整的人。简言之，该机构可以逮捕任何人。为提升革命法庭的震慑作用，3月21日，国民公会加强了地方监察委员会（又称为革命委员会）的角色和职责。这些从各市镇抽调的监察委员会早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建立，作为巴黎警察机构的地方分支，在全国范围内多达2万个。如今，国民公会要求全国4.4万座市镇都要建立监察委员会。一开始，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监视所有外国人和可疑人员，但是这个全国警察网络的建立却可以满足任何目的。

一开始，革命法庭由5名法官、1名检察官和一个由12名市民组成的陪审团组成。同年晚些时候，革命法庭成为恐怖时期的主要机构，并大幅扩张。早在革命法庭建立之前，巴黎公社的一位民粹主义律师雅克·亚力克西·图里奥就在一条法令后面增加了一条附加条款，规定革命法庭的法官和陪审员必须在公众面前大声唱票。正如米什莱所言：“大声唱票这个词中蕴藏的恐惧比其他条款中的恐惧更多。”

革命法庭是向无法律状态迈出的新步伐：有关规定就是要避开正常的司法程序，很快，针对被告和证人的所有法律保护都将被剥夺。

法国2月中旬就采取了向“自然边界”进行扩张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不到一个月，战争就遭遇挫折，法国军队开始急速撤退。3月18日，奥地利军队在位于比利时列日市东北的内尔温登击败迪穆里埃；3月底，迪穆里埃只得从比利时全境撤军。又过了一个星期，法国在北部和东部侵占的几乎所有地区都落入敌手，法军实际上撤回到了原来的边界。

法国的战争政策陷入危机。军队四分五裂，物资供应短缺，士兵缺衣少食。迪穆里埃指责战争部部长帕什，声称他在扩张和重组战争部的过程中制造了行政混乱。这么说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战争部的扩张无疑导致了混乱。但是，也有可能是不断扩张的战争给重组之后的战争部制造了太大的压力，战争部试图干涉腐败的旧制度，因将军个人和军队的私人供应商之间存在特殊交易。根本问题在于，在创建和扩张规模史无前例的现代战争机器的过程中，法国正经历阵痛。

更加严峻的是，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派系斗争导致巴黎的政局日益分裂。吉伦特派支持将领们，反对战争部内的山岳派改革者，2月，他们如愿以偿地迫使战争部部长帕什被解雇，取而代之的是伯农维尔侯爵皮埃尔·德里埃尔，他是迪穆里埃指挥部的一位上校。

在危机之中，丹东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却十分暧昧，没人清楚他意欲何为。1792年12月到1793年2月间，他与迪穆里埃和法国军队在北部边界和比利时相处了很长时间，当他1793年1月回到巴黎时，碰巧赶上处决国王的投票。作为特派员，他的正式任务是协助迪穆里埃管理比利时境内新攻占的领土。但是，据称他却利用古老而腐败的军队供应体系大发横财，甚至直接向敌人索取报酬。有证据表明，他与一些流亡贵族存在联络，具体目的无人知晓。

迪穆里埃在内尔温登败退前不久，就对巴黎当局摆出目中无人的姿态。3月12日，他向国民公会发出一封傲慢的信，在信中公开指责战争部官员干涉军事。丹东和德拉克鲁瓦被派往北部规谏迪穆里埃：“我们会收拾好他”，两人信誓旦旦地保证，“否则我们就绞死他！”两人3月20日抵达鲁汶，但是迪穆里埃拒绝撤回信件，于是丹东返回巴黎向政府报告。

然而，丹东直到3月26日晚才抵达巴黎，此时距离他离开迪穆里埃已经过去5天，通常这段行程只需2天时间。现在，在他消失的几天时间内，没人知道他做了什么、去了哪里。批评者怀疑他图谋不轨。

丹东离开后，迪穆里埃背叛法国，与奥地利司令科堡公爵展开秘密谈判。在巴黎，为了填补推翻国王造成的政府高层空缺，1月1日建立了总防卫委员会，该机构决定派4名特派员，与新上任的战争部部长伯农维尔一起，赶赴前线剥夺迪穆里埃的指挥权，并将其逮捕。但是，等他们到达之后，遭到逮捕的却是他们，迪穆里埃4月1日将他们移交给敌方。他们被关押长达两年时间。

迪穆里埃企图挥师巴黎，推翻革命。但他未能逮捕全部特派员，仍然自由的特派员禁止军队跟随迪穆里埃。与此同时，一位地方指挥官伺机派遣年轻的副官——25岁的路易·拉扎尔·奥什——赶往巴黎向国民公会报告。（奥什从普通士兵干起，已经晋升到上尉；六个月之后，他被提升为少将，并成为大革命期间战争中最骁勇善战的英雄之一；巴黎的奥什大道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计划挫败之后，迪穆里埃带着奥尔良公爵的长子，19岁的夏尔特尔公爵路易·菲利普于1793年4月5日逃入奥地利境内。从此以后，迪穆里埃命运多舛：与另一名叛国者拉法耶特的处境不一样，他并未被奥地利人囚禁，但是却颠沛流离，辗转多国而无人愿收留他。他意欲向俄国沙皇效忠，却遭到拒绝。1823年，84岁的迪穆里埃在英国离世，他的晚年身无分文、湮没无闻，一直靠微薄的政府救济金生活。

相比之下，年轻的夏尔特尔公爵结局比较幸运。他避免了父亲的覆辙，他的父亲此时已经被捕，并在七个月之后由于随意捏造的指控而被送上断头台。他经历了22年的流放生活，1815年法国复辟时回到国内。1830年，他登上王位，建立“七月王朝”，成为“平民国王”。

为了应对迪穆里埃叛变造成的公众恐慌，国民公会3月和4月推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措施惩罚流亡分子、贵族和其他革命之敌：解除“可疑人员”的武装，包括贵族及其仆人，以及政府当局指控的人；制定针对流亡分子的法律，没收其财产；对任何出版颠覆作品的人执行死刑。

最险恶的一项举措莫过于1793年4月1日发布的一项法令，它废除了议员的豁免权。从此以后，国民公会可以起诉任何“存在与自由、平等和共和政府的敌人串通的重大嫌疑”的议员。该法令在措辞上富于弹性，对有关罪行的定义刻意闪烁其词，针对的目标显然不是国家的敌人，而是山岳派的政敌—吉伦特派。

四天之后，4月5日，国民公会大肆扩张革命法庭的权力。此前，在3月10日创立之后短短四个星期的时间里，革命法庭只能起诉由国民公会提起的反叛罪。但是现在，公诉人可以逮捕和审判由任何公共机构指控的任何人，其中不包括议员、部长和将军。

迪穆里埃的叛变导致政党之间相互指责，人人自危。罗伯斯庇尔指责迪穆里埃与吉伦特派之间存在牵连；吉伦特派则声称，与迪穆里埃共同出逃的夏尔特尔公爵的父亲——“平等的菲利普”——是山岳派成员。来自塔恩省的新教牧师、吉伦特派领袖人物之一马克-大卫·拉索指控丹东与迪穆里埃串通；另一位吉伦特派成员，来自佩皮尼昂的律师让·博纳旺蒂尔·布莱兹·伊拉里翁·比罗图则声称丹东最亲密的一位朋友法布雷·德·埃格朗蒂纳曾建议恢复君主政体。

吉伦特派呼吁建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迪穆里埃叛变事件。但是丹东厚颜无耻地反咬对方，公开指责吉伦特派核心成员布里索、让索内和加代与迪穆里埃结党营私；山岳派对他的反攻之举报以掌声。他的雄辩有所成效，调查委员会最终未能成立。

迪穆里埃叛变的坏消息似乎证实：革命者并未在全国建立有效的政府来应对战争。总防卫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国民公会全部七个政策分委员会：战争委员会、海军委员会、殖民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贸易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和宪法委员会。然而，事实证明，总防卫委员会形同虚设，明显未能预防迪穆里埃叛变。

国民公会接到这一消息后，随即于1793年4月6日决定建立一个由9名成员组成的中央政策委员会。国民公会的部分成员想将其命名为行政委员会，让它直接取代政府的部分职能。但是，多数成员对孟德斯鸠这类启蒙思想家的原则深信不疑，认为对于任何一种民主制度来说，都有必要将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分立开来（所谓的权力分立），他们不愿使用行政机构的名称为这个新委员会命名。因此，他们决定将其称作“Comitéde salut public”（CSP），即救国委员会，其职能在于促进和监督部长的行动，监督内外防务。

救国委员会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应对战争，这是其立身之本。其宗旨是同业已存在的公安委员会（CSG）通力合作，共同行使政府的两个最高职能：救国委员会负责国防，公安委员会负责警察和国内治安。两者之间一直存在对抗，但是几个月内，救国委员会就占得上风，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罗伯斯庇尔派的统治工具。原则上讲，救国委员会对国民公会负责，而国民公会有权随意改组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也的确数次改组了成员。但是，国民公会自身也沦为救国委员会的附庸，而后者则成为政府的全权代表，完全支配着国民公会，制定和实施所有政策，尤其是暴力统治政策。

本文选编自《法国大革命: 从启蒙到暴政》，注释从略。转载自“勿食我黍”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