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26日下午，我正在战地医院出口处站岗，就看见公路上有几个兵推着一辆自行车，这种女式自行车很小的，可后尾架上横挂着一个手脚都被捆绑的越南俘虏兵，因为车的尾架太小，所以有一个兵推着自行车两边各有一个兵，一个扶着俘虏的头，一个扶着俘虏的脚。这个越军俘虏约20多岁，双眼贼溜溜的，蓬头散发，光着的上躯露出一身黑里透红的肌肉，一看就是个会打仗的狠角色。看到这就让我想起了在老家的时候，乡亲们抓狗抓猪捆绑好后放在自行车架子上拖到镇上去杀的情景。
这时，那些当兵就把俘虏带到一个干部的面前。只见他看着躺在公路上的越南俘虏问起话来，但是那个越南兵总是不说。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越南俘虏听不懂中国的话，还是怎么回事。
这时，就有一个随着部队的越语翻译官走了过来。可翻译官问了那越南兵老半天，可这个俘虏还是不肯说话。
说实话的，从军人的角度我还是很佩服这个越南兵，他真的很勇敢面对生死毫不畏惧。不管我方如何审问，他都不愿意泄露越南的一点点军事秘密。
此时此刻，枪炮声已经远去，前方的部队已经进入了高平市内。公路两侧的山坡上及山沟里到处是部队，经打听，他们都是兄弟军区的增援部队，北京、武汉、南京、福州等军区的都有。公路上的两旁还停着一排排的解放牌汽车，其中有的车还牵引着加农炮和高射炮沿着公路的两旁停着。
1979年2月27日。我们又开始护送第2批伤员。伤员人数没有上一批的多，这次我们才用了9台车。
但是，这次送伤员的时间感觉特别久，回来的路上很安全的，因为这些路上全由我们部队把守着，保证了整个运输线路的畅通。
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我们已经回到了国内。并且把伤员送到了医院也给予救治，但是那个医院是地方医院，还是部队医院，我也弄不清楚，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
当我回到原来所住的地方广西龙州下冻公社叫堪大队时，我们医院已有一部分人从战场上回国了。
他们是分两批回国的，还有加强到各团卫生队的救护组（一般是一名医生和一名卫生员）的回国时间不详。防疫所、药房、门诊，以及后勤人员救护任务稍轻，就于27日回国了。第二批主要是二所（内科）三所（外科）的医护人员，他们是最后回国的……
对于运送回国内的伤员是如何救治的，我记得退伍后，高中同学高海云(原湛江农垦第二医院的放射科医生)，曾对我说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他是这样说的：
我是1978年第一军医大学（广州）临床放射治疗系的学员。
1979年寒假期间，广州所有学校都放假了，可是我们医科大学的所有学员都不能放假。当时学校也没有说明有什么事情或者什么原因，就连春节放假也不能回家，只能呆在学校里并且严格控制外出。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我在通过各种渠道的消息知道，原来这场战争早就应该开打的了，由于某些原因才推到现在。所以我们学校寒假不放假，就是为了配合和协助各医院救治从前线下来的伤员。
从2月22号开始，我们学院就开始每天晚上都派学员到火车站去接送伤员。当时忘记了是在哪个火车站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现在也记忆不起来了。
在广州的各大部队医院陆军、空军、海军、武警医院都参与进来，每天凌晨三点钟一直到五点多。各部队医院都派人到火车站接伤员。
每天凌晨一点多点钟，我们就集合在火车站静静的等待运送伤员的列车到来。火车站内灯火通明警戒森严，所有进出口全部由手持钢枪的军人把守，任何人不得是擅自进入。火车站外。等待运送伤员的大卡车像长龙一样停靠在路边。
列车到来时，我们这些学校的学员就按照原先所分配好的车厢，负责将伤员一个个安全地抬下列车，然后又把他送上部队的大卡车上，每辆卡车安置着5个伤员左右。就这样从前线部队下来的伤员就在火车站被分到各个医院接受治疗。
看到这些伤痕累累断肢残腿的军人，我们心情也很沉重，大家都是轻手轻脚的把他们抬起来慢慢的走下列车，然后又小心翼翼的把他们放在卡车上。
我们真的怕弄疼了他们，他们本身已经受伤了，我们不想在搬运过程中，因为我们的不小心又造成他们再一次的伤害和疼痛。
这些军人和我们的年纪差不多，我们现在在读书，他们为了祖国的安宁却在前线打仗流血牺牲……
许多同学都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中越战争的硝烟已经消失40年了。可当我看到自己的三等勋功章或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浑身是血、肌体残缺不全的伤员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那种撕裂脑细胞的感觉真的把我摧残的七零八落，痛不欲生……
现在人的年龄大了，记忆力也衰退了。但写起这个回忆录，让我能够将封存了40年的往事记录下来，留给我的子孙后代做一个永久的纪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