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孔老师”不是“至圣”，而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孔子是圣人，是尊者，是所有人的“孔老师”。而作家杨照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聚友汇”活动的演讲中，带领我们重新认识了孔子的另一面。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在一些人心目中，孔子是一个老是板着面孔训话、训了之后还要人把他的语录当作真理背下来的古板形象。我过去也是这么认为的。

而我对孔子看法的改观，要从子路之死说起。

《左传·哀公十五年》中记录，有一年卫国发生大乱，起因是被卫灵公赶出卫国的太子蒯聩想要回国建立势力，他去找外甥孔悝结盟。孔悝拒绝了他，他一气之下便用武力挟持了孔悝。孔悝的家臣子路闻讯后不顾劝阻，马上赶来与蒯聩当面对质。蒯聩又气又怕，就派了两个年轻的吏士对付子路并“以戈击之”。

当时子路63岁，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者。子路临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不是留下遗言，而是捡回了打斗中掉落的帽子，重新将帽带绑好，“君子死，冠不免”。

子路死后，有使者向孔子报讯，孔子非常难过。据《礼记·檀弓篇》记载，“孔子哭子路于中庭”。古文中的“哭”并非流泪，而是大嚎。当时的礼术教育人们要节制情绪，而孔子作为一辈子授礼之人，竟然在72岁时因为子路之死而失礼了。

读到这里，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孔子不再是书中高高在上的“至圣”，他原来是一个感情如此丰沛的性情中人。

后世将孔子称为“至圣先师”，在我看来，“至圣”只是一个空洞的头衔，而“先师”才是对孔子最大的褒奖。为什么这样说？这要从西周的教育制度讲起。

当时官府垄断了学校和教育，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这种官学合一的现象被称为“王官学”。王官学最重要的是讲究身份，这种在同宗族系统下的教育体系并不存在师者身份，常常是爸爸教儿子、哥哥教弟弟。

而孔子是倡导“有教无类”的第一人，“无类”其实是对当时的教育制度的颠覆和革新。只有一个内在流淌着叛逆血液的人，才能实现前人未曾做过的事。孔子很像希腊神话里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后者把原来专属于奥林匹亚山诸神的火种偷盗后交给了人，打破了人和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从孔子的时代开始，个人无论出身贵贱，都拥有了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的权利。

很多人都说，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儒家教育。其实，孔子所教授的并不单纯是一套用来换取俸禄的知识和技术，孔门教育分为五个阶段：“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第一个阶段是“博学”，尽可能地“学”；因为“学”是外在和被动的，所以第二阶段要“审问”，要动脑子，主动去追求知识和能力；第三个阶段是“慎思”，要把不同的信息、资料、知识和能力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明辨”是指要识好歹，除了对错，还要明辨好坏，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品位；“笃行”，指的是不能将知识一直留在脑袋里，要去实践。

《论语》从头看到尾，你看不到孔子开大班课。《论语·先进篇》里记录了孔子上的一次最大的课，是同时教授5个学生。大部分的时候，孔子的教育都是一对一进行的，因材施教。

“仁、义、礼、智、信”被称作“五常”，是儒家所提倡的做人的5个基本道德准则。而“仁”是孔孟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道德条目。在《论语》里，孔子讲“仁”的地方很多，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其实，认识孔子的正确方法，是看孔子对不同的学生解答“仁”是什么。

比如，《论语·颜渊篇》中，颜渊问他“仁”是什么，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要实践“仁”，靠的是自己要节制欲望和冲动，回归到“礼”的规范之下。颜渊接着又问：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实践原则呢？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近、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会结合每个人的不同个性，不断摸索和设计不同的教育方法。例如，司马牛最大的性格问题是说话快、没耐心，喜欢反驳别人。所以，司马牛问孔子何为“仁”时，孔子回答说：“仁者，其言也讱。”这个“讱”字，指的是说话迟钝，不锐利。用现代的话来说，有美德的人会慢慢说话，而且不会刺激到别人。实际上，这是孔子的幽默感，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他故意用话“修理”司马牛，劝告弟子说话要谨慎。

总而言之，孔子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开创者，他创造了老师这个社会身份，改变了学习的意义。

在《论语》的很多对话里，孔子多次提到如何做一个快乐的人。孔子讲到的快乐，都与学习有关。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习”并不是复习备考，而是将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将其转化为实际的成果，这样你便会得到最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