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埃里克·沃尔夫/译/贾士蘅
葡萄牙是第一个成为扩张活动中心的欧洲国家，在海外追求财富。它也是一个最不为了解的扩张主义国家。葡萄牙是个穷国，在中世纪末年不过只有100万居民。可是不久它便在远方建立了殖民地，如美洲的巴西、非洲的莫桑比克和东南亚的马六甲。
1725年，果阿大主教还在梦想一个葡萄牙帝国，说上帝确曾答应让它征服全世界。可是到了1800年，它已衰退为一个二流国家。回想起来，以这么狭窄的生态资源为基础，它在最初扩张时能有那么大的力量和热情，实在是一件反常的事。
葡萄牙：“航海者亨利王子”垄断西非海岸贸易
葡萄牙最早是西班牙莱昂政权的一个边界采邑。它和莱昂一样逐渐成长，以抢劫为生的骑士和殖民者向南进入伊斯兰教势力下的伊比利亚半岛。可是它与西班牙不一样，早早便自成政治单位，1147年由伊斯兰教徒手中夺下里斯本，1249年最后一个伊斯兰教根据地斯尔韦斯落入葡萄牙军队之手。1385年，新建立的葡萄牙王国击败了卡斯蒂利亚人，在由阿维什宗教-军事教团大首领建立的王朝统治下，维持了国家的完整。
虽然葡萄牙人航行到很远的地方，但在整个历史上它都十分倚重农业。葡国土地陡峭、多石，不宜耕作，降雨量小又不规律，作物贫乏。不过，大多数人口却从事农业。他们大半租田耕作，支付租金或货物以长期占用耕地，或每周两到三天无偿为地主服劳役。
由于倚重农业，葡萄牙也向内陆发展，远离海洋。葡萄牙和非洲西海岸的外海有寒流流经，可以捕鱼，但恶浪很大，又无避风港。它们纵然在海上探索，航海人口却历来不多，出外洋的船只找不到足够的水手，而且也没有多少船。葡国境内适合造船的木料很少，必须进口大部分的木材和海运用品。即使在鼎盛的时候，葡萄牙也只有300艘出远洋的船。从事海外扩张以后，大多数的葡萄牙船只均是在印度的港口果阿和巴伊亚修造，多使用巴西运来的硬木。它们还要从其他欧洲人、亚洲人和非洲奴隶中征召海员，以补葡籍海员的不足。
在葡国国内，农业租金和力役税供养了军事贵族阶级和庞大的教会组织。军事贵族免缴税，也不能对他们任意拘捕。14世纪黑死病流行欧洲后，葡国人口减少，农村租金不得不降低，但市镇工资较高，将乡下人吸引进来。农业劳工的缺乏，也促使靠地租度日的贵族整军经武，向国外另找劳动力的出处。在1450~1500年葡萄牙取得的15万非洲奴隶中，有些被派赴新占领的非洲西海岸外大西洋上的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那里出产糖和小麦。有些非洲奴隶被卖给意大利和西班牙，但大多数却被运回葡萄牙，成为新的受法规约束的无偿劳工。
同时，在1385年与卡斯蒂利亚的战争以后，葡萄牙军事贵族丧失了许多政治权力，大多数“老贵族”被杀，或因偏袒卡斯蒂利亚人被流放。这个情形造成支持阿维什王朝的“新贵族”得势，也增加了商人阶级的重要性。
14世纪晚期，葡萄牙商人地位更为重要，尤以在里斯本和波尔图最明显。他们买卖农产品，先是谷物而后又以橄榄油、水果酒、软木和染料，交换英国的布料。他们也从塞图巴尔的盐池向欧洲供应保存肉类和鱼类需要的食盐。
当时最大的商人是葡萄牙王室，他们最初是通过“航海者亨利王子”的活动走上这条路。在历史上，亨利以他对航海与绘制地图的兴趣而著称。但他也用在西非和大西洋群岛的贸易，出让阿尔加维沿海地区的捕鱼权，将染料和糖进口到葡萄牙，以及控制国内肥皂制造业等办法所赚的钱，去从事各种活动。但这一再遭到葡萄牙议会的抗议。
1425年葡萄牙攻占了穿越撒哈拉大沙漠黄金贸易的终点站之一休达，亨利是此次征战的指挥者。他又从沿西非海岸航行奴隶的捕获与销售中得利。随后，葡萄牙王室将对于进口黄金、奴隶、香料和象牙的专利权，以及所有进出口特权留给自己。普通商人则需申请特许权从这类活动中获利，他们始终没有足够的权势，对葡萄牙既有的阶级结构做出重大改变。
西班牙：为他国输送商业财富的管道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另一个国家是西班牙。1469年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两国君主联姻，统一为西班牙王国。在此之前，日耳曼人和伊斯兰教徒分别从北方和南方入侵，破坏了罗马帝国西班牙行省行政上的统一，只在北方残留了几个小邦。这些小邦逐渐统一为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后者包括加泰罗尼亚公国和阿拉贡公国。
14世纪中期，这两个国家的统一是非常不稳定的。卡斯蒂利亚当时正进攻信奉伊斯兰教的安达卢斯，它是一个军事政权，将征服的土地分配给在征伐中带兵的军事贵族，后者不久就成为拥有广阔领地的大领主。这导致15世纪末出现了2%或3%人口拥有97%土地的局面，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数几个家族之手。卡斯蒂利亚地区主要产业是饲养牲畜，尤其是放牧绵羊生产美利奴羊毛，出售给尼德兰（今荷兰一带）织成布。
相反，阿拉贡王室的土地是由定居者逐渐拓殖而来，土地分配比在卡斯蒂利亚更平均。它们还统一了重商的加泰罗尼亚公国和以农业为主的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在13世纪与14世纪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国家，其海上贸易关系远达黎凡特地区。可是在15世纪，它却在竞争中败给了热那亚。热那亚不仅降低了加泰罗尼亚在地中海的影响力，还越过它与卡斯蒂利亚直接建立了商业和金融关系。热那亚的金融业者愈卡斯蒂利亚生产羊毛的贵族联合，扼杀了加泰罗尼亚商业的成长，并逐渐降低了后者的纺织品生产与外销的效率。
14世纪末和15世纪，加泰罗尼亚的经济进一步衰退，当地农民为反对封建贡赋税收，发动了一连串猛烈的起义。商业贵族阶级与小商人和工匠，又在市镇中发生了公开的冲突。
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统一，是把两个极不平等的伙伴强拉在一起，也确保卡斯蒂利亚支配阿拉贡，成为一个“倒退的社会”。拥有庞大羊群的贵族，在这个新兴的伊比利亚政权中成为领袖。这些贵族组织了一个强大的牧羊主联盟，以此提高他们向王室纳税时从国家取得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利益。卡斯蒂利亚的羊毛由北方的港埠输出，这使坎塔布连边境地区，与卡斯蒂利亚军事贵族的利害关系结合起来。
卡斯蒂利亚转向畜牧经济有决定性的影响。此举不仅压制了西班牙境内的工业发展，还降低了其他阶级质疑收取贡赋的军人主权的能力。战争与掠取人民和资源，成为社会繁殖的主要方式，而非工商业的发展。就这一点来说，对新世界（主要指美洲）的征服，只不过是在伊比利亚半岛本身再征服的延伸。16世纪以后，白银由新世界注入，引起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进一步阻止了西班牙工业的发展，使它不能与尼德兰的工业产品争一日之长短。
然而，新世界的白银也增加了国王的财源。西班牙的绵羊和美洲的白银，加起来支持了西班牙在欧洲大规模的战争。它造成皇家官僚政治的成长，远超过西班牙经济的终极能力，结果是它们必须向外国金融业举债，而以未来进口的白银和出售羊毛的税收为抵押。外国金融业者因而乐得把钱借给西班牙，西班牙则始终没有一套前后连贯的经济政策，其帝国的官僚系统不过是一条将财富输入意大利。日耳曼南部和尼德兰国库的管道而已。
此举进一步削弱了西班牙的农业，农业的衰落使得领主无法征收到赋税，他们也不能偿付抵押。17世纪中叶，甚至西班牙羊毛的外销也竞争不过英国，船运也衰退了。到16世纪末，西班牙的造船业者已敌不过北欧造船所的新技术。资本开始流入私人贷款及政府债券，因为所得利率高于投资直接生产事业的利率。
1600年的西班牙，已经成为塞万提斯在其杰作《堂吉诃德》中描写的衰败破灭的光怪世界了。西班牙经济到此不过是为其他经济体不断输送商业财富，是“外国人的母亲，西班牙人的继母”。
商业流通的极限
葡萄牙、西班牙和尼德兰这三个欧洲国家相继经历了大规模的海外商业扩张，结果却是国事每况愈下。与此同时，法国则将精力花在国内的统一上，它将权力集中在巴黎，而缩减其沿海地区的活动。
15世纪早期，葡萄牙因国家与商人的联盟而兴隆。16世纪这个联盟继续扩展，17世纪却逐渐式微。1703年的《麦修恩条约》允许英国纺织品进入葡萄牙，以交换该国产葡萄酒输出到英国。这项条约更促成葡萄牙国家与商人联盟的解体。16世纪，统一后的西班牙在卡斯蒂利亚统治者的领导下，扩张成了一个由佛罗里达到智利，由加勒比海岛屿到菲律宾群岛的越洋帝国。可是到了17世纪初期，西班牙已经式微，在凋敝的状况中仍不知伟大的荣耀已成过去。
波旁王朝在18世纪采取“实用开明”的政策试图挽回颓势，却徒劳无功。1566年尼德兰反抗西班牙获得成功，16世纪和17世纪向海外扩张，但在17世纪末达到势力的极限，越来越感受到英国的压力。18世纪，法国想要将英国逐出印度和北美洲。可是这时它的工业成长和海军实力都已萎缩，基本上成为一个陆地国家，无法与英国的海军和工业竞争。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17世纪是一个关键时期。那些在15世纪克服了“封建制度危机”的国家，在17世纪却被经济不景气和政治上的问题拖垮了。在伊比利亚半岛，这个情形尤为明显，所有的盈余因国家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与宫廷的奢华消费而耗尽。连绵的战争和抢劫使封建贵族的军事和社会力量增加，又造成市镇与乡村经济的停滞。与此同时，战争花销日益增加，或是耗竭了资源，或是将资源给了皇室的债主。法国的盈余集中在国王之手，国王用这些盈余打击或收买国内的敌对力量，并从事对外战争，使其他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受到损耗。尼德兰政府的要求就比较有分寸，它也能不太挥霍。
可是世界性的商业扩张加重了尼德兰商人中间人的作用，也促进了贸易与运输业的附属制造业的发展，如造船和供应海军必需品。尼德兰的情形说明，造成危机的不是战事与宫廷生活昂贵的开支本身，而是由于未能将在战争与商业活动中获得的利润，用于新兴生产盈余物品的活动，这种能力有赖于将商业财富转化为资本。
相比之下，英国的情形在许多方面是独特的。它起初是一个位于边缘的殖民国家。对岸的大陆住的是强邻，它们比英国富有，也有更复杂完备的制度。可是在诺曼底诸王统治下的英国早早统一，它的行政机构的统一也取消了内部货物与人民流通的障碍。一直到19世纪，这些障碍仍困扰着欧洲大陆上的邻国。英国的农民在法律上非常软弱，很容易被赶离家园，它的布料贸易的成长也是一大成功，使它进入了更广大的市场和政治势力范围，从许多幸运的事件中受惠。最后，它混合新旧而又成本低廉的统治方式，在建立和维持资本主义工业化依靠的阶级力量的分配上，也非常成功。英国日后也会付出“后起之秀的罚金”，但这已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那时候它突破进入了一个新的生产方式。
“谁能控制贸易 谁就制定规则”
在公元800年以后的几百年间，欧洲由一个旧世界的边疆，变成了财富与权势的中心。欧洲的两个阶级联合起来促成了这一结果。一个是军事大封建主阶级，一心一意要扩大其封建领地。另一个是商人阶级，希望将剩余的货物转化为金钱和利润。政治与军事的统一产生了许多领土国家，将权力由有自主权的大封建主转移到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手中。封建贵族不再能跨国界组成独立的联盟，而越来越服从一个政治中心的指导。为此，中央政府保证其封建的权力。同时，贸易的成长，促成很多将剩余贡物转化成战略性的，并能增加名望的商品的机会。新的政治体系可以凭借赞助商业的办法，增加其手中的资源。可是，商业也造成一个可能的威胁。良好的交易固然可以加强国力，不好的交易也能削弱国力，会吞噬国家的心脏。新兴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也得决定，它们与贸易及含糊承诺之间的微妙关系。
总而言之，亚洲自罗马时代起，便为欧洲收取贡物的阶级承办珍贵的货物，长久以来耗竭了欧洲的贵金属。因此，在亚洲扩大征服与贸易，可以逆转这个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不对称的关系，并使欧洲的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戴维南特提倡“重金主义”，他写道：“不管是谁控制这个贸易，他都可以为整个商业世界制定规则。”
作者为奥地利裔当代著名人类学家，译者曾任美国丹佛美术博物馆研究员。本专题文章编选自《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中文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8月版）。本版图片选自《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中文版，感谢后浪出版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