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华裔公交车司机:5个月,我有136位同行死于新冠

新冠疫情全球爆发至今,纽约有136位公交系统的员工因新冠死亡,同事赛路斯的离世,最早发生在尹秀昌身边。但为了生活和秩序,尹秀昌和大部分纽约公交车司机一样,一面“大胆勇敢”地回到驾驶室做公交车的主人,一面又“小心翼翼”地提防一切感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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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尹秀昌

编辑/石爱华

纽约街头的公交车

有时候,驾驶4路公交车穿过纽约第五大道时,尹秀昌感觉车厢里也装着纽约的繁华。

透过司机驾驶室,他能看到美国最知名的奢侈品旗舰店、102层的帝国大厦、世界顶尖学府哥伦比亚大学。这是尹秀昌来美之后的“理想职业”,在将乘客迎来送往的同时,他也开着公交车养活了移民的一家。

新冠疫情全球爆发至今,纽约有136位公交系统的员工因新冠死亡,同事赛路斯的离世,最早发生在尹秀昌身边。但为了生活和秩序,尹秀昌和大部分纽约公交车司机一样,一面“大胆勇敢”地回到驾驶室做公交车的主人,一面又“小心翼翼”地提防一切感染的可能。

有一段时间,因为黑人男子弗洛伊德的死,纽约街头也陷入到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中,游行队伍喊着“Black Lives Matter(黑人命贵)”,堵塞了4路公交车的线路,而尹秀昌会在心里默默说,“所有的命都贵(All Lives Matter)”。

以下是尹秀昌的记述。

疫情前,尹秀昌的工作照

初期没人戴口罩

我和媳妇儿都出生在北京。2007年,我们带着两个儿子,外加8个大行李箱来到了纽约市,在曼哈顿上城落了脚。那一年我44岁,两个儿子一个4岁,一个2岁。

来美后,我的“理想职业”就是公交司机,在同等蓝领工作中,公交司机的工资足够养家糊口。经过了7年的学习,我积攒了丰富的驾驶经验,终于在2014年如愿进入纽约公交系统,正式成为一名公交司机。

我驾驶的4路公交车,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路线,穿过曼哈顿上城的百老汇大道、中城的第五大道两条主干线。

4路公交车途径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大教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纽约的地标建筑帝国大厦,这是纽约,乃至全世界最为繁华的地段。第五大道两边布满奢侈品的旗舰店,旅游旺季时,4路公交上会有很多从欧洲赶来购物观光的游客。无论车里还是车外,一年四季都行色匆匆。

开公交的6年,我在曼哈顿中、上城来来回回画了无数的“格子”,除了开自己的主要线路,我偶尔也会去其他的线路代班。在曼哈顿开公交,堵车是家常便饭,这些年,我也发生过几次小剐蹭,但最后,都能把乘客送到目的地。

在美国开公交的日子充实而“规律”,正常的话,我每天9点上班,开8个小时车,在曼哈顿中、上城往返两圈,凭借这份工作,我养活了一家人,我的孩子们也逐渐长大。2019年年底,我和妻子打算“放下孩子”,单独出国旅游,时间就定在2020年2月底到3月初我的年假。这是来美之后,我和妻子计划的第一次长途旅行。

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打乱了一切计划,也让我原本有序的移民生活变得不再平静。

武汉疫情爆发之初,我们就在关注中外媒体的各种报道,跟着揪心。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要跟北京的岳父岳母视频通话,嘱咐他们做好防护,还给他们寄去了口罩和防护镜。不久,欧洲疫情爆发,美国西岸西雅图、洛杉矶、旧金山先后出现新冠病例,我和妻子的出游航班也因此取消,我只好在家里度过这个假期。

纽约第一例新冠感染者在3月1日被确诊,他的家住在纽约市北郊区,在曼哈顿中城工作,是个律师,有20个密切接触者因他感染。很快,纽约新冠肺炎的每日确诊人数从几十例增长到几百例。3月1日之后,纽约州长、市长每天召开发布会,通报疫情的情况和预防举措。

纽约最早的政策是:“如果有感冒症状就请不要出门。”纽约州长、市长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曾说“不需要戴口罩,地铁公交不戴口罩是安全的。”

疫情初期,路上几乎没有人防护,只有少量亚裔会戴口罩。地铁公交车每天照常拥挤不堪,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很可能被视为异类,我在新闻里注意到,有个别戴口罩的人遭到了攻击。

因为我们对国内疫情了解得比较多,为了减少被传染的风险,媳妇儿决定不让孩子们上学了。3月6日起,我们一家四口开始居家隔离。

政府颁布“居家令”后,公交车乘客和司机之间也被“划清了界限”

被隔开的车厢

3月9日,我的年假结束,必须回到车场上班,不少同事和我一样,自发地戴上了口罩。然而,从总统到州长、市长到疾控专家都公开发表“戴口罩没用,甚至还会起反作用”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领导也下发了“禁止佩戴口罩”的命令,我只好扛着不戴。

当时,纽约每天新增的确诊人数已经是三位数了,在与同事和乘客接触时,我心里难免担心。我们车场黑人多,见面习惯对拳、拥抱甚至亲吻,平时我会尽量躲着熟人走。毕竟在这种情况下,朋友一个善意的拥抱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心理负担。

纽约市的确诊病例很快达到了每天上千人,但好像除了我媳妇儿,其他人看起来都不紧张。我每天下班到家,媳妇儿会立刻把我的工作服拿去高温烘烤消毒,然后往我身上喷消毒液,恨不得把我泡在消毒水里。

3月20日,纽约当天新增阳性病人4014例,新增住院病人665人,新增死亡数47人。那天,纽约州长终于宣布了居家令:要求非必需行业的纽约人都在家隔离,必需上班的人要保持社交距离。

那天起,气氛开始变化,我们车场开始发N95口罩,车场的黑人兄弟也不再跟我对拳打招呼。平时喧嚣的曼哈顿街头突然安静了。

主干道上,除了超市、银行、药妆店,其他商店都关门了,道路也通畅了很多。公交车,地铁运送的乘客都是“必须工作”的纽约当地人 ,我的4路公交车减少了班次,车内也少见游客。我原来坐地铁上下班,居家令之后,我改成开车或者骑摩托出门。

很快,市长、州长推翻了“不需要戴口罩”的说法,要求出门遮住口鼻,如果没有口罩,随便什么布、围巾都可以。这种反转,用中国话说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为了保护司机安全,我们的公交车也做了一些调整。公交车前部三分之一都被拦上,乘客和司机始终保持距离,所有乘客都从后门上下车,而且要配戴口罩。一时间,市面上的口罩、酒精、消毒液、消毒纸巾全部脱销。我在给北京亲戚寄口罩时就顺便囤了一些口罩和消毒用品。有口罩用,竟然让我有一种“很富有”的感觉。

美国疫情快速发展的时候,国内疫情已经有所缓解,我看白岩松说,“抗击疫情,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华裔打全场”,这话说到了我心坎儿里。

休息室里贴出一张讣告,一位司机同事因新冠去世

休息室里的讣告

疫情实实在在来到我“身边”是从一张讣告开始的。

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是3月26日,车场司机休息室贴出了一张告示,我凑过去看,被告示上的内容震惊,上面是一位司机因新冠去世的消息。他是我们整个大公司第二个去世的同事,第一位因新冠去世的是一位地铁乘务员。

他叫赛路斯,是圭亚那来的移民,在公交公司已经工作了20多年。我跟他说过一次话,不是很熟,看他的身体状态,我一直以为他50多岁,我从讣告上得知,他已经61岁了。上个星期我还在车场远远地看见过他。

工会的人为他操办了简单的纪念仪式,在司机休息大厅里摆上了花束。我听说,接触过他的朋友和家人都居家隔离了。我在美国认识的人少,除了同事,朋友中还没有感染的人。

我的非裔、西裔同事告诉我,他们身边都有家人、亲戚、朋友感染新冠,甚至去世。虽然这样,来上班的同事都没有惧色,也没听见抱怨,还是按部就班地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看不见他们之间对拳拥抱了。

纽约市统计结果显示,感染新冠肺炎最多的群体是非裔黑人,其次是讲西班牙语的西裔,感染比例最少的是白人和亚裔,白人比亚裔还略高一些。很显然,纽约的新冠不是直接来自亚洲的,否则亚裔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在我们的车场,黑人占绝大多数,作为中国人,我从没有遭受过明显的质疑和排斥。但坦白讲,疫情爆发后我心里有顾虑,担心别人跟我讨论中国的疫情,尽量躲着同事。好在公交司机是“一个人”的工作,不需要和团队打交道。

自从宣布居家令后,平时嘈杂热闹的司机休息大厅也冷清了,往常司机们在这里打台球、吃饭。如今,大家都躲到自己车里吃饭休息。走在街上,行人和乘客也都戴上了口罩,第五大道两旁的商店大多数都关门了。开门的商店门上都贴着“no mask,no entry”(不戴口罩,请勿入内)的标志。

我的工作也因疫情有所调整,四月底开始,我早晨开三个小时公交车,剩余的时间,公司派我到指定的站台为交接班的巴士驾驶室消毒。

在接班司机上车前,我要穿着防护衣、戴着防护镜、口罩,对公交车驾驶室进行消毒,方向盘、手刹、扶手和操作台都要细致的消毒一遍。每辆车需要三至五分钟,每天20多班次,在给这些车辆消毒时我会很认真,因为驾驶室也是我的“战场”。司机驾驶室除了每天换班时要擦,晚上车回到车场还要再彻底消毒。

我原以为我的这个活儿几天就会结束,到现在我已经做了三个多月,而纽约的疫情还没有过去。在外面擦车的日子,我黑了不少,肤色跟车场里其他黑人兄弟们差不多了。

在等待公交车归站的时候,我喜欢坐下来,观察这条街上形形色色的人。在各种门店中,支票换现金的服务最火,有时甚至排队。疫情发生后,政府发放了一次纾困金,年收入在15万美金以下的家庭,每个成人可以得到1200美元,孩子可得到500美元,我的账户,也收到了这笔纾困金,纾困金发放后,不仅是兑换现金的店火了,首饰店、海鲜店的客人也多了起来。

车场里的黑人司机们

所有人的命都贵

100多年来,全天24小时运行的纽约地铁在五月初改变了政策,破天荒地宣布夜里1点到5点禁止一般乘客进站,必须工作的人要出示工作证乘车。这4个小时是地铁车厢消毒的时间。如此一来,长期寄宿在地铁里的流浪汉就不得不带着家当“升”到地面,寻找公交车过夜。

平时白天我偶尔能碰上流浪汉坐车,我对他们并不陌生,但在夜班遇见,却是“噩梦”一般,疫情发生后,我值过一次夜班。

晚上11点到早晨5点,上下夜班的乘客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其余的时间,我都是开着车,载着几个打鼾的流浪汉跑圈。这些在街上流浪的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愿待在庇护所,选择在街上流浪,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他们不戴口罩,这点让我心理上很难接受。

我记得,那天我载着他们跑了几圈后,在站台宣布公交车抵达“最后一站”。我本想关灯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突然听见车厢传来咳嗽声。疫情期间有人在你边上咳嗽,足以让人汗毛立起来,我没忍住说了句“天呐”。然后我马上打开灯,冲着后面看去。那是一位60多岁的流浪汉,他穿戴还算整齐,睡得正香。我大声喊了几次“最后一站”他都没有反应。

我只好走出驾驶室,来到他跟前,猛地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大声对他说“go”。他似乎受了惊吓,麻利地站起来,看着这位老流浪汉夺门而出,我心情复杂。

祸不单行,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因使用假币被人举报,在拘捕过程中,一名白人警察将其按倒在地,并用膝盖死死抵住他的脖子长达7分钟之久,导致其窒息死亡,整个过程被人录了视频放到网上。其实类似的黑人被执法死亡的事件以前上演过很多次,黑人会抗议游行,游行者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也很常见,以往都是局部的,且没有疫情,他们闹几天就过去了,可是这次却蔓延到了全美。

纽约街头也开始了抗议活动,一开始人们喊着“Black Lives Matter(黑人命贵)”、“hands up,don't shoot(举手,就不开枪),“I can't breath(我不能呼吸)”的口号。但很快,抗议就演变成“打砸抢”,曼哈顿soho和五大道的名牌店都被暴徒洗劫。

我在新闻里看到,一些年轻的黑人,拿着棍子敲碎商店橱窗玻璃,抱着鞋盒子从商店跑出来。为了安全,纽约实行了几天宵禁。

示威者没有对公交车动手,我听值班的同事说,有“暴徒”带着抢来的东西要上他的公交车,但他没有开门,为了安全,他一路冲过第五大道的名牌店街。那之后,豪华的第五大道,两旁的商店门上都钉上了木板。

那段时间,也有一队游行示威者路过我现在工作的那条街,游行队伍里人们喊着:“黑人命贵”。我在心里默默说,“所有的命都贵(All Lives Matter)”。

今年已经过去大半,到现在美国全国的疫情还没得到控制,确诊人数持续增长,死亡人数还在上升。据我们内部通报,我所在的纽约市公交公司就已有136人死亡,另外还有46名退休人员因新冠去世。这个数字还会增长,只是缓慢了。我和我的同事虽然肤色不同,但就工作而言,都在踏踏实实地工作,在疫情期间也尽职尽责。

不管疫情什么时候过去,我们的生活还能不能完全恢复到从前,我们都尽量去适应。我想,大灾面前,无休止地抱怨、互相指责都没有任何意义,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必须接受现实带来的一切,在心里默默地许愿“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