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和维持生存空间的政治行动艺术(下)

摘要:地球上的霸权总是变动不居,这是残酷无情的事实,所以,因暂时遭遇不幸而郁郁不乐之人,恰恰更应该敏锐地审视这种变动,以便在时间中洞察对他有利的变动是否发生、在何处发生,以及他能否加速或催生这样的变动。

《太平洋地缘政治学》

[德]卡尔·豪斯霍弗 著

马勇 张培均 译

华夏出版社 2020年版

有人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权衡夺取异域空间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而认识到行动的危险性,但科学的地缘政治工作恰恰可以减少此种危险,从而使为貌似不可能之事的奋斗变得理由充分。现在我们兴许可以理解,一个人如何可能感到自己肩负不断进取的使命,胸怀雄心壮志,凝视地球上最宏大的景观,期冀着德意志民族自古以来对温暖辽阔的大海的渴望最终以某种方式借由上天的眷顾达成。

绝不可让对海外的渴望这一伟大的地缘政治抱负在一个狭隘而懦弱的时代里泯灭。这当然也是本研究追求的目标之一,甚至或许是本研究最高贵、最无私的目标,这也会重启之前很多别的研究对历史意义的追问。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中欧人专注于研究如此遥远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使本书作者从太平洋返回进而参加世界大战之后,竟然定居于巴伐利亚高原,从一名将军变成大学教授?

难道单单是这么一种诱惑,即Nitimur in vetitum cupimusque semper negata[我们总是争取被禁之物,欲求不可追求之物],才把德国人领向温暖的大海——这大海唯独德国人不可涉足,但又是德国人在全部历史中热切追求的目标?如果那样,算计理性与其说会以一种诱人的方式为德国人勾勒那些大海的情景,不如说会警告德国人不要对踏入这类空间抱有幻想。如果对温暖大海的渴望只是记忆的突然迸发——这种记忆迸发曾让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从威尼斯写信回家说,“哦,我怎么会因为太阳而冻僵!”——那么这种记忆迸发只是一种感伤的情绪,不能带来力量,只会腐蚀力量,而这是现在的我们无法忍受的。而如果我们只想嘟哝一句“毕竟,我们航行到了这里”,就像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在不得不否认他曾经以为的真理时说“毕竟,地球在动啊”,那么,对温暖大海的渴望就只意味着无力的怨恨。

但是,我们也可以在另一种更深层的意义上,去效仿施佩(Maximilianvon Spee,1861-1914)将军所率舰队的少数幸存者。在太平洋科罗内尔(Coronel)海战中,胜利之神最后一次亲吻他们的旗帜,之后他们的军舰在福克兰群岛(Falklandinseln)附近沉入大西洋冰冷的波涛中,在沉没的同时,黑、白、红的帝国旗帜仍在迎风飘扬。[1]

德国画家Hans Bohrdt 绘制的科罗内尔海战

就如一则古老的北欧传说讲到维京人航行到了极北之地,我们也应自豪地继续高举古老的德意志战旗,武力争夺地球上最大洋的广阔空间。不要为德意志光荣的旗帜带来耻辱的记忆,要忠诚地、光荣地追随他们[译按:指上一段提到的海军将士]的航程,那是英雄的谢幕,甚至得到敌人的敬重。“埃姆登”(Emden)号轻型巡洋舰 [2]敢于直面一个世界强权,勇敢地守卫青岛这个海边度假胜地;最终,前往新几内亚的冒险航行表明,告别地球上的这一海洋空间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就如《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那样,男儿们带着真实的经历从那里回到家乡,或者奔向别的战场,例如驻守青岛的飞行员丕律绍(Gunther Plüschow,他的“银鹰”号战机多年后为了德意志光荣的地理研究坠毁在火地岛[3]那些从东亚逃回来的人,还有那位从天堂鸟聚居的丛林回来的巴伐利亚先锋。

飞行员丕律绍曾著有《在青岛的飞行员历险记》,这是他的水上飞机

我们无疑会惋惜太平洋上的领地损失,尽管只有极少数德国人清楚这些损失的物质规模,或者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这兴许也是一件幸事)。但是,激荡的雄心与留在那里的精神价值的记忆相伴,我们的失败没有玷污道德上无形和不朽的成功。敌人也承认这一点:非亲德派报纸《远东评论》(Far Eastern Review)说,德国文化在[中国]山东获得了成功。[4]伴随着德国放弃在太平洋空间建立霸权的努力,是敌人的敬重和失败者的骄傲,但这场努力仍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绝不能丧失的东西。失去的精神力量,在人身上摇摇欲坠的信仰,唯有从那绝不可丧失的精神价值中找到重生——不但在个人身上重生,也在民族体上重生。

被蛀虫和铁锈侵蚀的珍宝可能毁掉,也可能重新发光。这个最大的洋可能会强烈地激起我们痛苦的失落感,但其中绝没有夹杂着羞耻、背叛和欺诈。因此,我们可以再次意气风发地航向那里,不但在我们的记忆中起航,也在实际上更美的未来中起航!对我们德国而言,太平洋不是妄想之地,而是我们(无需假设,也无需担负历史责难)能够在地缘政治和世界历史方面获得教益的地方。1922年华盛顿太平洋会议的影响已经表明这些教益多么重要。[5]地球上的霸权总是变动不居,这是残酷无情的事实,所以,因暂时遭遇不幸而郁郁不乐之人,恰恰更应该敏锐地审视这种变动,以便在时间中洞察对他有利的变动是否发生、在何处发生,以及他能否加速或催生这样的变动

1922年华盛顿太平洋会议

太平洋权力场中最富前途的部分,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自然景观的空间意识,地球上最大的海洋空间正在觉醒。太平洋周边国家如美国、大英帝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已经意识到某些共同的生存处境和基本特征,即太平洋是一个命运共同体(Schicksalsgemeinschaft)。我们的主要压迫者法国在太平洋制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外来国家形象,然而,我们自己不再占有那里的地球空间,因而没有份,因此也就不受烦扰。

太平洋作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最初体现为一系列将众多对立海岸组织起来的努力。不过,目前这些尝试仅限于几个特别有远见的组织:以文化和经济为导向的“泛太平洋协会”就是如此,这一组织1922年在火奴鲁鲁、1923年在旧金山和悉尼召开了会议,自此开始广为人知。如伊默尔(Irmer)的恰当描述,太平洋空间意识的觉醒还是曙光初露,纵贯美洲的泛美洲铁路、南太平洋地区的土地重划等观念,以及澳大利亚联邦的内部新秩序,表明了这种意识的觉醒。

澳大利亚联邦在研究自己的人口重心的过程中,已经在颇富远见地考虑以后与新西兰合并的可能。大日本海岛帝国的结构源自类似的洞见,其指导思想是以东亚为中心占据东亚的弧形岛链,连接一系列不相连的火山岛,控制东亚的陆缘海,以此沿着东亚海岸向外扩张。这样一个意在守卫东亚的联盟,由马来群岛(通过马来群岛组织印度的海岸)、菲律宾群岛、中国各条大河的入海口和日本群岛构成。太平洋西海岸的地缘此前一直破碎不堪,但现在这个区域(包含数个季风国家)的整体意识正在觉醒,[6]这是东南亚诸国恢复民族自决的前兆。[7]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太平洋空间意识觉醒的光芒,是为一种大空间意识作准备的融合,是日落前的灿烂光辉,正如华盛顿会议首次尝试依照太平洋自身的法则——而非大英帝国的法则——来统摄这个最大洋的广袤全域,并且用超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来充实太平洋、联结太平洋,简言之,将太平洋组织为一个整体!

第一幅以适当大小显示太平洋的地图(绘制于1529年)

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唤醒这个之前一直在沉睡的巨大空间,这是一项伊比利亚人[译按:指现代早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或别的罗曼民族皆未能达成的伟业。在德国,只有很少的人看到太平洋成为人类之目标甚至成为德意志民族之目标的可能性,诸如环球旅行家福斯特(Johann Georg Adam Forster,1754-1794)和洪堡(Alexander Humboldt,1769-1859),再如汉堡之家(Hamburg House)的创立者、第一批实业家中的古德罗伊(Johann Cesar VI. Godeffroy,1813-1885)[8]因此,大西洋种族做了位于印度-太平洋地区、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马来人(Orang Malaiu)不想做的事。马来人作为“漫游种族”从一个岛漫游到另一个岛,像游牧民族那样填满太平洋这个空间,甚至可能曾将中国文明传播到玛雅人和印加人那里。

然而,作为一个种族,马来人可能本能地想要保持无政府状态,他们可能出于一种内在的无政府主义、一种封建领主式的“阳刚的高贵”(virilem Adel),以及由于不具备判断文明危机的预兆的能力,因而缺乏将他们的种族组织起来的基本性情,因而没有创建严格意义上的广泛的政治秩序。

然而,太平洋一旦觉醒,就会寻求自身的生存法则。太平洋的生存法则显然不同于大西洋的生存法则,正如太平洋的海滨、海岸类型也都极为不同。换言之,太平洋在人类地理学的一切方面更为自给自足,更多地保有内聚力,尽管也完全具备向外扩张的能力。

[与大西洋相比,]太平洋周边各分离的权力中心的距离要大得多,而一旦此种分离力量得到克服,各权力中心的距离实际上就会变小。如下一体化观念要更有力:太平洋是最大的统一性海洋空间。紧随这一观念的不是欧亚大陆作为一个大陆的意识的觉醒,而是澳大利亚和美洲的大陆意识的觉醒。或许这个星球形成一个整体也将从太平洋开始,随之形成一种有计划的世界经济、世界文化和世界政治。

与之相比,地中海、欧洲和大西洋空间迄今还未出现这样的大视野,《凡尔赛和约》和滑稽的国联扼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刚刚萌芽的统一趋势。所有日耳曼民族内部达成一项理解在此将成为先决条件,这也将是日耳曼民族与马来-蒙古(Malaio-Mongolen)人组成联盟的先决条件。但是,任何地方都需要一个领先的、尽可能完美地将局部空间组织起来的民族。显然,太平洋的发展若采取这一路径,首先要从种族方面完成融合,而不是种族的原子化、国际化以至于毁灭。在欧洲那场自我损耗、自我毁灭的战争之前,在欧洲的中心生活方式(就连敌人也称其为“中央强权”[Central Powers]!)遭到空间性灭绝之前[9]也许可能的东西,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在政治领域,失去的东西永远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归,甚至连一次机会都没有:这是地球上的生存法则。

1919年,德国签订《凡尔赛条约》

这项研究指向这样一个德意志民族:它在地缘政治上遭到可怕的肢解,一直拖着残破的国体蹒跚而行,直到1932年仍处于半麻木状态。但是,如克里孟梭(Clémenceau,1841-1929)早就正确指出的那样,这样的状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德意志要么在麻木中毁灭,要么凭借饱满的生存意志形成新的生命机体。但是,对德意志而言最紧迫的先决条件,就是学会观察这个经历了可怕变动的世界。德意志不可自欺,而要信服一位最著名的民主派的话——虽然德意志直到最近还在聆听各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位民主派说: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10]

1932年至1933年德意志的觉醒已经激发出德国再次进入太平洋地区的冲动。

凭借太平洋的地缘政治研究包含的真理,蒙在德国与太平洋这一地球上最大的地缘政治联合空间的关系上的谎言,蒙在德国与太平洋地区正在形成的超级经济体的关系上的谎言,必将逐步消失。这些谎言的消失甚至会比消除笼罩于大西洋上空的重重骗局更快,那些真正搞帝国主义的国家设下这些骗局,就像强奸自然之徒一样意欲掩饰其贪婪,让其雇佣兵相信,威廉二世皇帝(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1859-1941)那种夸张的姿态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但是,要使消除这些谎言的努力不致徒劳无功,德国就必须从那些真正的帝国主义强权编造谎言的技巧中多多学习,从而转变关于太平洋世界的舆论;即,要像工匠那样掌握地缘政治的技艺,然后经过相应的准备去实践这种技艺!甚至在恢复德意志帝国后,我们也要更清醒地认识到,各种不断变化的面具背后都隐藏着“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法则,不仅如此,那些国家崇拜的鼓吹者——他们崇拜黑格尔、施塔尔(Stahl)式的国家——尤其要充分理解残酷的帝国主义会以何种手段掩饰其本来面目。

人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认清帝国主义披着狐皮而非狮毛时的本质,它甚至会举着听起来颇为崇高的口号——“帝国主义正在没落”(The passing of Imperialism)[11]并将这一新的救赎消息带给异教的日本。然而,日本这个国家带着礼貌的微笑审慎地询问带来这种救赎消息的人,不仅问及言辞,也问及行动。我们本来也应该像日本那样对待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宣布的消息以及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和寇松(Lord George Curzon,1859-1925)的演说。我们希望未来我们会这样做。

本书的目标是教会读者辨识这些言辞、作为和行动永远不变的先决条件,进而教会读者区分敌人和朋友,辨认未来的危险和希望。日本有句谚语这样说:“有舍弃人的神,也有救渡人的神!”简言之,本书之志在于为太平洋武力争斗场和太平洋地缘政治贡献一己之力。本书献给这样的读者:他们能理解作者暗藏于字里行间的含义,能洞察什么是真正的危急关头,他们对1937年太平洋局势如何紧张——其紧张程度劝告人们撤离那里——心知肚明!

[1][译注]施佩海军中将参加过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行动,是德意志帝国东亚舰队的司令,负责防卫亚太地区的殖民地。一战爆发后,日本加入协约国(1914年8月7日),施佩的舰队丧失在东亚的立足点,遂率领舰队一路朝南美西海岸进发。1914年11月1日,施佩的舰队与英国舰队在科罗内尔(智利海岸中部)附近海面相遇,施佩的舰队取得大胜。1914年12月8日,舰队在福克兰群岛附近被英国舰队击败,施佩与两子共同阵亡。

[2][译注]“埃姆登”号轻型巡洋舰1910年4月1日加入德国东亚舰队后,一直在太平洋执行德国殖民地巡逻任务。1914年6月、7月间,欧洲局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7月31日,“埃姆登”号完成战备后,离开青岛进行一次短期巡逻。8月4日,“埃姆登”号俘虏一艘俄国大型油船,返回青岛途中,又与一支由5艘巡洋舰组成的法国舰队相遇。此时,青岛已经岌岌可危,“埃姆登”号前往马里亚纳群岛与施佩中将率领的东亚舰队主力会合。此时,德国东亚舰队有“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瑙”号两艘重型装甲巡洋舰(同属沙恩霍斯特级,满载排水量12985吨),“埃姆登”号(满载排水量4270吨)、“莱比锡”号(满载排水量3814吨)、“纽伦堡”号(满载排水量5000吨)三艘轻型巡洋舰。之后,施佩中将率主力舰队前往南美海岸牵制英国海军,“埃姆登”号前往印度洋执行侵袭任务。从1914年8月13日至11月9日,不到三个月的奇袭生涯中,“埃姆登”号共航行3万海里,拦截23艘协约国商船,炸沉其中16艘,击沉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1914年11月9日,“埃姆登”号在袭击基林群岛(KeelingIslands,位于印度洋)时,被英国海军俘虏。

[3][译注]丕律绍是德意志帝国东亚舰队的海军飞行员,从1913年11月起驻守青岛。1914年8月22日,日本对德国宣战,要求德国撤离胶州湾。11月6日,丕律绍奉命携带机密文件从青岛飞离。经过多方辗转和离奇的经历,1916年初回到德国。之后,他写下自传《飞出青岛》(Die Abenteuer des Fliegers von Tsingtau),此书有中译本。德国战败后,丕律绍从海军退役,开始驾船和飞机考察世界地理。1927年11月,丕律绍驾驶帆船抵达智利,之后他驾驶“银鹰”号飞机第一个从空中探索阿根廷的达尔文山脉、合恩角等地。1929年返回德国,出版《银鹰在火地岛》(Silberkondoru ber Feuerland)一书以及同名纪录片。1931年1月28日,丕律绍驾驶“银鹰”号在探索佩里托莫诺冰川(PeritoMoreno Glacier,位于火地岛)时失事。

[4]参Far Eastern Review,1922年2月,关于山东的“号外”。

[5][译注]一战后,美、英、日等国为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会议最后签订三个条约。第一,1921年12月13日,美、英、日、法签订《关于太平洋所有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通称《四国公约》。第二,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签订《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即《五国公约》。第三,1922年2月6日,出席会议的九国美、英、法、意、日、比、荷、葡、中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在这次会议上,中国试图从列强手中收回胶东半岛及青岛的努力再次落空。

[6]参Haushofer,“Die Einheit der Monsunl nder”,见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1924年第1期。

[7]民族自决的地缘政治意义,东南亚民族自决的复苏,参Haushofer,Der Wiederaufstieg Sud-Ostasiens zur Selbstbestimmung,Munich:Kurt Vowinckel Verlag,1923。

[8][译注]古德罗伊是一位德意志商人,祖先是法国贵族,1737年从法国迁居普鲁士,最后在汉堡定居。他建立一个名为J.C. Godeffroy &Sohn的商业贸易帝国。起初,古德罗伊的公司在西欧和西印度群岛之间贸易,1855年后将贸易扩大到太平洋,整个公司巅峰时期拥有一支上百艘的船队。德国帝国政府也利用古德罗伊的公司在太平洋进行殖民扩张。

[9][译注]CentralPowers,国内旧译“同盟国”,即一战中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组成的军事同盟。豪斯霍弗把玩字义,将这些位于欧洲“中央”(Central)地区的国家与欧洲“中心”(Central)生活方式联系到一起。

[10]据惠特尼(Henry C. Whitney,来自斯普林菲尔德,是林肯的老乡)在1892年的说法,1858年9月8日,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的克林顿城说过这话。林肯相信“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米勒德(Charles S. Millard)记录下了这一充满争议的表述。

[11]“ThePassing of Imperialism”是发表于1922年的Worlds Work上的一篇文章的名言,这篇文章于1922年6月22日刊登在《日本广告报》(Japan Advertiser)上,后者实际上是一份受美国财团资助的报纸。

(本文摘自《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德]卡尔·豪斯霍弗 著,华夏出版社,2020年1月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简介:

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德国“地缘政治学之父”。1922年在慕尼黑大学教授地缘政治学,并且在1924年创办《地缘政治学杂志》。他的理论包括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论、“自给自足经济”、“泛区域”、海陆争霸等等。

内容简介

德国“地缘政治学之父”豪斯霍弗将军以世界历史的视野,结合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种族地理学、人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透视四百年来各大国在太平洋的冲突与力量消长。豪斯霍弗在近百年前就预见到,世界权力的中心在过去曾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一战后则转移到太平洋。然而太平洋统一空间意识的觉醒,却意味着和平远离“太平”洋,战争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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