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大潮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幻电影?

西夏大刘终于进来了!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给大刘吧。作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科幻作家,您不止一次表达过对科幻文学未来的担忧,说“科幻文学是在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扬帆”,同时您对中国科幻电影报以极大的期许,说科幻要在经济上存活下来必须借助影视,五年十年之内中国科幻电影必将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大刘现在也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作品的影视改编之中,正好回应到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您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幻电影?

刘慈欣:首先我认为我们要有多样性的科幻电影,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理念,有一些硬一点的科幻,也要有一些文学性较强的、比较软的科幻,不能把科幻电影也变成像对科幻小说那样,出来一部电影先不看好坏,先判断是否是科幻电影,这样对科幻电影的发展是不利的。

西夏:您前两天在一个会上发言还呼吁科幻回到“黄金时代”那样的标准,强调说要多一些科学科普方向的科幻,您对科幻电影没有这样的坚持吗?

刘慈欣:其实科幻文学上我也没有坚持。我认为文学也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风格,你说的坚持是我自己的坚持,并非整个群体都需要这样的坚持。让我拍电影我肯定坚持很传统、很硬的科幻电影,但我不认为科幻电影都该变成那样,那样的话不利于发展。

西夏:正好接着这个话题聊聊你的电影,今年号称是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新元年,年初的两部重要电影,一个《流浪地球》,一个《疯狂的外星人》,都跟您密切相关。假设请您暂时忘掉这两部作品是自己的小说改编的,假设它们跟您没关系,作为一个资深科幻迷、资深影迷,您怎么看这两部电影,各有什么好的地方,以及可以更好的地方?

刘慈欣:这两部电影恰恰实现了我对中国科幻电影的期望,是完全不同风格的电影。《流浪地球》属于比较传统的科幻电影,比较硬核,而《疯狂的外星人》更文化化一些。这两部电影我觉得它们在中国电影不同风格开端上做得很好。

西夏:媒体上曾经看到说您给两部电影都打了满分?

刘慈欣:我没有打过满分。

西夏:那它们各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刘慈欣:首先,《流浪地球》这部电影作为中国第一部大成本的科幻片,确实远超我们的预期,我一直说可能五到十年才能看到这种电影,但是没想到它一开始就出现了,当然这和主创团队超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至于说到《疯狂的外星人》,它在电影叙事方面的技巧比《流浪地球》要更熟练一些,毕竟宁浩是很有经验的导演。另外在科幻电影这种多样化上,它也代表了一种科幻电影的风格,它不依赖于科幻核心的构思,而是在科幻这个平台上展开一个大家很喜欢、很喜闻乐见的故事。

西夏:所以您也说过,它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

刘慈欣:反正情节上联系不大,电影是在改编《乡村教师》过程中产生的。

西夏:您一直有参与吗?

刘慈欣:参与过一部分。

西夏:好吧,谢谢!我们先放过大刘,下一个问题给戴锦华老师。刚刚戴老师也是很辛苦地上楼挤过来,她在大会另外一个论坛作了一个主旨发言,题目叫《遗骸、幻境、未来之乡:科幻的位置》,就是讲科幻电影的未来,也希望您在这里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年初《流浪地球》北京超前点映您也有参加,我记得媒体上写当时首映完了以后,您特别激动,说“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在2019年终于开启了”,这句话是您首先提出的。“科幻元年”这个说法最早是2014年11月,潘海天在星云奖的科幻电影论坛上提出来的,他当时说已知有四部国产科幻大片会在2015年上映,所以2015年之后每一年我们都在喊“元年”都没有来,最后变成一种怨念,终于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您说“元年开启了”。 世界上有很多的大国、强国,像俄罗斯、英国、法国,也是电影大国,他们为啥没有这种焦虑,迫切地要做自己的科幻电影?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拍科幻电影?

戴锦华:(笑)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都不知道从何谈起。世界上有很多的大国,大概电影大国只有美国和印度,其他国家都经历了产业变迁、发生了本土电影产业崩盘。宝莱坞是一个例外,除了印度本土以外,它覆盖了印度尼西亚和北非一些市场,它在印度本土是欣赏接受的习惯,在西亚是靠伊斯兰教的原因,不让好莱坞电影进去,所以宝莱坞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几乎好莱坞热映的电影都有宝莱坞自己的版本。其实只有美国一个例子,而美国的例子是非常独特的,都是在美国生长出来的,科幻这个电影类型在美国如此的强盛,是跟整个美国社会和二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紧密相关的。

西夏:所以我们急着拍科幻是为了和美国拼第一?

戴锦华:有这个盲目性在其中。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因为中国电影的硬件体量足够大,所以我们对各种各样的类型或者各种各样的电影都有需求,只是随着《三体》得奖,随着资本加持,人们趋之若鹜,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这本身有一点荒诞。我觉得我们这么大的产业体量,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商业类型生长出来,除了本来就有的类型,还会有更多的本土类型出现。我们对于科学的热恋使得科幻成为一个重心,也在情理之中,但我更希望它能自然生长,而不是拔苗助长这样的一种东西。

大刘坐在这儿,我也抱着极大的忐忑,当时在电影院我本来是准备用很“外交”的立场来看《流浪地球》的,结果我发现看电影过程中,自己在每一个时刻都有一种幸存感,就是不断觉得脱身幸存,不断地脱身幸存,说我激动也是真的,但那个激动不是因为这个片子做得多么完美,而是因为它几乎逃离了难以逃离的很多陷阱,以至于它真的是一部科幻电影,达到了一部影片在工业、叙事多方面的及格线。所以我说我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科幻电影,元年是可以开始了。但是好像咱们刚到元年就开始谈黄金时代了,那不是另外一个荒诞吗?

西夏:您能不能再顺便接着聊一聊《疯狂的外星人》和《流浪地球》,这两部电影都有看吗?能否比较一下这两部电影?

戴锦华:我们只有这两部,一定要比较可能意义不是很大,说不出别的,就是大刘说的,《疯狂的外星人》和《乡村教师》关系不大,《流浪地球》和科幻小说《流浪地球》关系也不大,因为(电影里)只有大刘原作中把地球开走这个设定存在,其他设定都不存在了。

西夏:为了准备这个论坛,我最近花两个星期把《流浪地球》拉了一遍,小说也重读了一遍,发现电影的很多细节肌理确实都是从小说中生长出来的,很有意思。我给郭帆导演说,快一年了,我终于可以跟你来谈谈这个电影了。回头我也把我的报告发给您请指教。

戴锦华:嗯,你有这个资格。我没有再去重读小说和电影。

西夏:您刚才讲的我也有同样体会,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生怕哪个地方弄错了,看着看着发现它又对了,每一个点确实都做到了,其实我就是想搞明白:《流浪地球》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到的?

虽然我们知道它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原谅它?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这个科幻大会的高规格,在北京,在国家这个级别上开会,您刚才也说碰到别的学者时还互相好奇地问“你怎么也在这个场合”,您说有种荒诞感,因为像今天这样显示出来的科幻的重要性和实际上我们对它的忽视形成了一种反差。那再请问戴老师,最近您有一本新书,《返归未来》,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科幻电影,有从国家战略、民族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谈,这个话题能否稍稍分享一下:我们对科幻电影寄予的这种热情究竟是为什么? 因为读了您的书,我希望听您再阐述一下,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电影?

戴锦华:那本书是和一个年轻朋友的对谈,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那个年轻的朋友是坚决的反科幻主义者,他说科幻不是他的菜,他对《流浪地球》的评价是“多少根爆竹点着了”。他说观影中还睡着了什么什么的,因为他的好恶,才有了那个对谈。我觉得电影艺术总体来说在边缘化、在萎缩,但即使经由萎缩边缘化之后,电影的公共性仍然是相对最高的,电影的丰富性也仍然是最高的,而且这回可以回到大国强国, 比如我们的奥运会,一位著名作家说我们奥运会开幕式是世界顶级科幻大片。我们在奥运会上做这样的事情,大概在这个意义上电影会被自觉用在国家形象上,反而美国用不着,因为好莱坞电影覆盖美国97%的市场,它自然而然成了国家的形象(不需要单独让科幻来承担)。

我不是一个建言者,我经常感到不希望电影遭到很多的“错爱”,它担不起这样的责任,但是希望电影能被保护。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纽约时报》评论《流浪地球》的标题是“中国电影工业终于加入太空竞赛”,这不是影评,而是一条时政评论。

西夏:这确实是一张国家名片,第一,它表示中国能做出这么大体量的科幻电影;第二,它里面包含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比如“人类共同体”“家园”,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理念都是作为纯粹的中国价值观在进行输出和宣传。

戴锦华:我觉得这是客观达成的,不是科幻独自可以达成。科幻特别有意思,原本人们认为中国离科幻很远,《英雄》经由好莱坞发行网去发行,我们很高兴,但不诧异;但是《流浪地球》也卖到美国去了,在美国的时候,有学生要求我讲《流浪地球》,我说你们都看了吗?说都看了,这个其实也让我们很惊讶、很高兴,不是说科幻电影必须承担国家价值,它也是在很多的特定情景下才达成这个效果的。但总体而言,中国科幻电影是会有这个很科幻的效果。

本文节选自2019年第五届中国科幻大会的电影论坛速记稿。